更有后世些极端的批评者认定，正是王安石推行的变法运动，导致了大宋帝国的衰颓，从而招致靖康之耻。因此，王安石对这场灾祸需要负主要责任，甚至和童贯样，万死不足以蔽其辜。比如，明宣宗朱瞻基历来被史家认为是明代诸帝中很不错的位皇帝，这位宣德皇帝就坚持此种观点。
在王安石身后的世代里，类似的声音不绝如缕。
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假如不是由于他卓越的文学成就和清廉的人品操守在，的确令人很难想像王安石这三个字该如何面对所谓史笔如刀。今天，翻开官方修订的正史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臣的行列。只有这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这本身就是特别富有戏剧性特别耐人寻味的个现象。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帝制皇朝的土崩瓦解，王安石三字重新被赋予新鲜的含义。“伟大”二字，时常被冠之于这三个字前面。王安石成为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改革家，等等。到前述的批林批孔运动时到达高峰。
二十世纪的这场对于王安石的颂扬运动，大约肇始于世纪初那位激情满怀的政论家梁启超；到世纪末的今天，则似乎已经进入了个相当理性与冷静的时段。摧毁的世代开始成为过去，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褒贬双方的情绪也就显得不那么激动了。人们不再将古代幽灵与现实政治硬往起拉，从而，没有了必欲置辩论对手于死地的冲动。这样的情形，十分令人欣慰。它至少使人们不必过敏兮兮，使我们在注视这位生活于千年前的大人物时，可以从众多角度来打量他。从而，客观了许多，也从容了许多。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似乎不需要怀疑，他在诗文词上均“绝妙时”，梁启超认为，不仅仅是唐宋八大家，也不仅仅是有宋代，“以文学论，则荆公于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中，固已占最高之位置矣。”1
句“浓绿万枝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简直就是王安石自信乃至自负的写照。酣畅淋漓，又味道十足，已然胜过万语千言；句“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又已经勾引出后代直到今天不计其数的考据与赏析文字来。
“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代之风气”2。用位当代学者的话说，王安石“坚持艺术的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以自己的诗文，为大宋帝国的文化事业，“抹上了层灿烂的异彩”3。这点，是那些在政治上彻底厌恶他的人，都无法否认的。
王安石的做人特别有意思。除了推测，即便是他最凶狠的敌人，也很难在私生活上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
此人最大的外在特点是生活上的极度不修边幅。据说，他长时间地不换洗衣服，长时间地不洗脸不漱口不洗澡。这使他的外套上，到处都是汤汁油渍汗迹等污斑，些干巴巴的附着物可以想见且可疑4。从宋代风俗史所描绘的饮食习惯上，我们知道，开封的蟹黄馒首与鹌鹑羹是深受文人士大夫们喜爱的名小吃；当时人们比较日常的副食品包括了羊肉猪肉鸡鹅鱼虾蟹螺蔬菜和奶制品等，调味料常用的已经包括葱蒜可能是我们今天吃的土蒜姜酱油糖醋芥末辣椒豆豉等等，酒的饮用量极大5。有种说法认为，宋代所谓的辣椒，指的是今日我们所说的花椒，故而当时所指称的辣味可能指的是花椒的辣；而我们今天吃的辣椒，原产于南美洲。这种说法认为，南美洲的物种只有在明代才有可能传入我国，待考。在古印度和古埃及的传说中，有美女天生不用洗澡，身上常新常香者。没有资料表明王安石属于此天生丽质类。于是，这种饮食习惯和上述卫生习惯相结合，产生的后果可以想见。好在当时的王安石已经具有了极高的官声与文名，使这种出现在常人身上肯定会令人无法忍受的不修边幅，反而给他增加了新的魅力。史书记载说：时人咸谓其贤，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王安石是了不起的高人。就此，导致了另有记载说：士大夫以不能结识王安石为最大的恨事。
我们所能找到对此提出质疑的有两个人。个是苏东坡的父亲苏洵，这位快三十岁才发愤读书的老先生，从见第面的第印象起，就对名声如日中天的王安石颇不以为然，后来，发展为嗤之以鼻，乃至深恶痛绝。为此，老先生专门写了篇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的文章，题目就叫辨论。他认为，洗脸换衣服是人之常情；违背人之常情，穿着破衣烂衫，吃着猪狗之食，蓬头垢面地侃侃而谈诗书礼乐，博取不流俗的名声，其中，定隐藏着绝大的恶狡诈。属于那种为害国家的大大恶之类6。
显然，如果仅从这点上判断，苏洵的观点颇值得商榷。事实上，古今中外此类人士并不是绝无仅有，他们喜欢沉溺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神游八极；他们无暇可能也不屑于花时间，把自己收拾得定要和其他人样。这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知道，我国正统的人士里面，的确有种人，他们非常像北京人所说的那种“事儿妈”。其特点是，特别喜欢把些纯属个人性质的爱好情趣类，和国家人类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使对不起屁大的点事情变得无穷大。
王安石的反应不得而知。可能是基本不予理睬而已。后来，他手中的权力极大时，也没有看到他有过什么与苏洵老先生特别过不去的举动。
另外位提出怀疑的人，则是王安石无法不予理睬的了。这个人是王安石的皇帝，宋朝第四任皇帝宋仁宗。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是大宋帝国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包公包青天的故事整个发生在他当皇帝期间。这位皇帝真正忠实地执行了先祖重文轻武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从而，使帝国的文化之树根深叶茂，结下硕大的果实。苏轼苏辙二人考中进士以后，这位皇帝看了兄弟俩的文章后，极为兴奋，回到后宫还赞叹不已，说是为子孙物色到了两个宰相之才。北宋时期，诗坛词坛文坛最辉煌灿烂的星座，基本都是在这个时期升上浩瀚星空的。这切，肯定与仁宗皇帝的仁慈宽厚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他也曾经做过件摧残文化人的事情，就是发生在柳永身上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起来很好玩，但是，对于当事者却相当残忍。这位浑身每个细胞都充满了艺术灵性与才华的词人，写了太多好词，偏偏首落第后发牢马蚤的鹤冲天，被皇帝抓住了。这首词的最后句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结果，等到倒霉的词人真的考中进士后，皇帝恨其轻佻，大笔挥，说是：“要这浮名做甚且去浅斟低唱。”搞得我们这位大词人辈子没能捞到个像样的官做，只好混到伎馆行院的漂亮女孩子堆里，自称是“奉旨填词”。最后，连最善于考证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费尽心机，居然都考证不出这位成就卓著的大艺术家的生卒年代7。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仁宗皇帝毕竟还是缺少点文化赞助者的雅量与幽默感，从而为后人所诟病。
仁宗皇帝对于王安石曾经相当欣赏，多次准备提拔他的官职，都被王安石谢绝了。这是导致王安石名声极盛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王安石生中最重要的谜团。但是，当王安石以位官声极佳的地方官，真的来到京城时，仁宗皇帝很有可能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其原因是很小的件事情：有次，仁宗皇帝在皇家宫苑里宴请些臣子，当时，做了个轻松的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自己到御池中去钓鱼，然后，由皇家的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这肯定是个令人愉快的提议，大家兴致勃勃地拿上鱼钩和鱼饵去钓鱼。只有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在张台子前，在沉思中，粒粒地把眼前盛在金盘子里的球状鱼饵全部吃光。最后，在众人的片惊讶声中，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这使皇帝认定，此人是个虚伪矫情的伪君子。皇帝的理由是：个人可以不喜欢钓鱼，也可能会在漫不经心中错吃了几粒鱼饵；但他不可能稀里糊涂地吃掉整整盘子鱼饵8。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史中，时常会记载些哲人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时，作出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举动。对此，只能由每个人作出自己的判断。
仁宗皇帝在将王安石召回京城时，个极大的可能是要委之以重任的。但是，在二人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其他不愉快的情况下，王安石事实上是被冷处理了。这从他精心撰写的“万言书”呈交皇帝后，便无声无息这点上可以看出。其起因，很有可能就是这次莫名其妙的“鱼饵”事件。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有次，王安石的朋友与王安石的夫人谈天，王夫人抱怨自己根本无法知道相公究竟喜欢吃什么菜。那位朋友认为很奇怪，他觉得王安石特别喜欢吃鹿肉丝。原因是，当天中午吃饭时，他亲眼看到王安石将盘子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说：“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说：“那么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将鹿肉丝放得远了点，将另外盘菜摆在王安石眼前。结果，王安石将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净净。饭后问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刚才的桌子上还有盘鹿肉丝9。
在衣着上也大致如此。次洗澡时，王安石的个朋友用件干净的衣袍，换走了王安石的脏衣服。想看看他如何反应。谁知，王安石根本不反应，穿上就是。人家问他穿的谁的衣服，他茫然不知衣服已经换过了10。
从这些事例判断，将此人的此类举止作为心理分析的对象，感觉上好像比作为道德批判或者价值批判的对象，来得更合适些似的。
有些事情，颇能表现王安石的为人与私德：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约也不算美貌。有次，她自说自话为丈夫置了个小妾。可能是想给丈夫个惊喜的意思，白天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晚上临睡时，才让这女子梳妆好了前来侍候。王安石大吃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就是说，他不知道个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来是想干什么。女子将夫人的意思讲给安石听，安石相当严肃地仔细盘问起来。这女子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将船官麦沉船失却，倾家荡产后仍然不足以偿还官债，所以自己被丈夫卖掉好还债。安石问：“共卖得多少钱”女子回答：“九百缗。”就是九百贯钱的意思。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是今天不到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安石听后，命该女子回她自己房间安歇。第二天早，立命将该女子丈夫找到，让他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11。
王安石少好读书，而且“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读者无不叹服其精妙。更兼此人口才了得，史书记载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据说，他经常能够在众多反对者面前，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自圆其说而令人哑口无言。最后，他还有个特点，那就是：“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就是说，这是个慷慨果敢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对自己非常自信，立志要改造这个世俗的世界。这种志向，可能是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有资料显示，安石虽然少有才名，但由于父亲生只是个中下级官吏，需要供养全家十口人，因此，家庭状况相当困窘。甚至在安石已经成年之后，大约十**岁时，还时常需要到山上采集野菜为食12。这种青春成长期反差较大的情形，可能对于我们了解此人特立独行的性情，会有所帮助。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安石二十二岁。是年，他举中进士高第，为第四名。此后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此人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该人生少见私敌，所结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13。
用现代的眼光判断，这种带有强烈指向性的素质能力和品格特征，特别适合成为某种艺术流派社会运动特别是政治运动的领袖。
使安石享有极高声望与巨大知名度的，除了上述原因外，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极佳官声，也是个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大约莫过于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
按照帝国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任即三年后，即可以担任清要之馆职，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来到皇帝身边，成为为皇帝撰写诏令的翰林知制诰等。很多宋代的高官都是由此通道快速升迁，甚至成为执政宰相的。因此，被认为是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般非进士高第者，则可望而不可及。王安石二十五岁即具备了入馆的资格，相当罕见，为人们所艳羡。安石却上书辞谢。他宁愿到个边远小县去做个县令。于是，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六岁位居显宦开始推行变法为止，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入朝为官并快速升迁的诱惑毫无所动，熟视无睹，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员。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结果全部大获成功，使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
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谢绝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次，次次的谢绝，最后就使得甚至从皇帝开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下王安石的真面目。遂成为此人生最大的谜团。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
有种看法认为：当时，朝堂上群星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济堂，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等大批人，会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时。此种看法，显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华与独特坚定的性格。以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够使自己的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仰慕，哪里会害怕到京城展身手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当代学者认为，王安石属于那种只能当把手的人。他宁为鸡头，不做豹尾，因此，遇事极难与人合作。从历史记载上看，他的同僚属下和上级对此均颇有烦言。于是，他不愿过早地与那些树大根深的朝中大佬过招。对于个政治人物，这种判断，或许应该说有定的道理。
但不管怎么说，此人相当自信，自信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番大事业。而且，事实上，他也在这二十年间，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个极为坚固的基础。这则是不需要怀疑的。
公元1060年，即宋仁宗嘉佑五年，王安石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接受了朝廷任命的个官职：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这并不是个显赫的官职，但却是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的职责所在，是整个帝国的财政收支与漕运。我们已经知道，三司是帝国中央主管全国财政大权的最高机关，其最高首长三司使的地位仅稍稍低于宰相与枢密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朝廷重臣。三司下面有三个部：盐铁户部度支。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度支则掌管财政收支和漕运等。三司使地位崇高，有“计相”之称；下设三个副使分管三部，而判官的责权，则大体相当于主持该部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地位略低于副使。
此时，安石名满天下，被视为奇才。人们普遍认为，此公不同凡俗的特立独行之中，蕴藏了深不可测的才干与品行。用司马光的话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人享有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有个共同的看法：介甫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肩大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14
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老代名公巨卿举凡在世者，如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均好评如潮。另位元老重臣度为相的韩琦，此时大约正在为当年曾经错怪了这位少年才俊而懊悔与内疚。
此事发生在至少十五年前。当时，韩琦官居扬州太守，王安石刚刚高中进士后，被授予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扬州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科员之类。那时，王安石常常秉烛夜读，通宵达旦是为常事。每逢这时，他便在破晓时分，靠在椅子上稍息片刻，有时打个盹醒来，已然晚了。于是来不及洗漱，便匆匆赶去办公。韩琦见之下，以为年轻人少年得意，时常彻夜纵情声色。于是，便谆谆劝导道：“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小伙子，趁着年轻，多读点书吧。不要自暴自弃。”显然这是好意。王安石未加辩解，只是在三年任期满了离职时，告诉自己的朋友说韩琦不赏识自己。后来，王安石的诗文声名鹊起，颇有成为代文学巨擘的架势了，韩琦这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于是，愿意把他作为自己的老部下看待加以提携。谁知，王安石不买账，并不借机拉近关系，始终与韩琦相当疏远。后来，在王安石的日记中，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对自己的这位老上司，评价极低：“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15。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此人心气之高傲。很难想像这样个人，会是个汲汲于沽名钓誉之徒。
当此时，在各方面能够与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个人，那就是司马光。
但是，此时，就连司马光对王安石也是十分倾慕。或者毋宁说，二人是相互倾慕。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为进士甲科，当时只有十九岁多点。在进士揭榜的闻喜宴上，别人都戴花，唯独他人不戴；后来边上的人悄悄告诉他：天子所赐，不可不戴。他才勉强戴了枝。司马光受人称道之处，还不在于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于，他是在已经受恩荫为官的情况下，再凭实力考出的前途。我们知道，古时官制，父祖为官时，朝廷会根据其官职，恩选不同人数的子孙直接做某个级别的官，称为恩荫。这个情形，至今可能还有遗存。它和我们前些年所知道的“接班”父母提前退休，子女进入父母单位工作还不太样，今日肯定应该列入腐朽糟粕之属。这是人们对司马光另眼相看的原因之。
若论起成名时间，王安石就更加无法和司马光相比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当时，实际上已经被载入各种史料之中，为时人广为流传。
说起私德，司马光的个故事恰好可以和王安石相媲美：司马光年轻时，居官通判，相当于某个城市的副市长兼秘书长。由于妻子未能生育。太守夫人，也就是市长夫人选了位有宜子之相的侍妾送给他。司马光对此人不理不睬。司马夫人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于是，事先告诉那个侍姬，等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好了，夜里直接去老爷房中侍候。届时，司马光看到出现在自己房中的女子后，正颜警告说：“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随即令此女子离去16。
司马光历时二十五年撰写的资治通鉴，全部完成时，手稿装满两个房间。是中国历史上唯有史记，才能够与之比肩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曾经做过同事。当时，他们俩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介甫王安石，也不喜酒，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有多么倔头倔脑17。
关于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君实司马光字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
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安石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私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不管怎样，这样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最后毕竟决裂了。不但决裂，而且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形成了场真正的悲剧。
对于大宋帝国来说，这个悲剧的意义特别现实地摆在眼前：在这两面大旗之下，整个帝国的士大夫阶级公开决裂为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由开始的主义之争道义之争，迅速蜕化为权力之争。而伴随着权力的争夺，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政治道德不断堕落。两派政治力量全部丧失了理性与伦理的约束，飞快地向着黑暗的深渊坠落，然后，在肮脏的泥沼里，像野兽样互相撕咬。直到帝国官场完全失去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帝国的上空充斥着邪恶的气息。最后，整个帝国便裹挟在这邪恶中，大踏步地走向无可挽回的崩溃。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很难说，这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忽略。
公元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可能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英宗皇帝，在位不到四年就死去了。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发生在他做了皇帝之后。有天，二十岁的年轻皇帝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那应该是相当英姿勃发的种装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欢小皇帝的英武挺拔，但是，却告诫年轻的皇帝：“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下臣民的福分。”这两代人的不同表现，宿命般地预示了帝国未来的命运。
神宗皇帝身着戎装，的确表明了他对文治武功的向往，表明他对于国富兵强的渴望。不过，眼下不但谈不上这切，就连惯例之下的开销都已经难以为继了。这使刚过二十岁的皇帝心绪格外恶劣。
事情起因于朝廷将要举行的春季祭天大典。本来，按照惯例，每次春季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赏赐给文武百官银两绸缎，表示皇家对诸位年辛苦的点意思，也包括了对开春以后，新年的拜托之意。事实上，这可能已经成为种类似今天年底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金性质的笔支出。不到实在过不下去的地步，这笔钱的确不是可省则省的。然而如今，国库已经到了真正空虚的地步，因此，皇帝下决心要免去这笔赏赐，把不好意思变成没有意思。以此为皇家节省笔开支。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在神宗皇帝面前的第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时间大概是在公元1068年年底前后。当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二人已经先后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王安石第次没有推辞便接受了此项任命；而司马光则是在皇帝下令不许推辞的情况下，接受了任命。
这次争论针锋相对，将双方的基本分歧大体表达清楚：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反对：“你所谓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在百姓头上增加捐税而已。”
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却使国库充盈。”
司马光大不以为然：“天下哪里有这个道理天地所生的钱财万物，不在民，就在官。设法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比增加捐税还坏。这实际上就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的那套说辞。”18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判断，皇帝很可能有过短暂的犹豫，但最终还是支持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促使皇帝作出此项决定的因素肯定不少，其中，最重要的则可能是下列两点：其，帝国财政状况日益困窘，天步艰难，已经很难再往前走了；其二，王安石的套理论的确具有极强大的说服力量。
至于年轻皇帝的争强好胜，毫无疑问是个基础性的因素。
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负责帝国的变法事宜。著名的熙宁变法开始了。
此时，距离宋太祖赵匡胤去世，已经过去了九十多年。由第六位皇帝坐在龙椅上治理这个庞大的帝国。虽然从疆域上看，不如汉唐那般辽阔，可是如此花团锦簇般的文明昌盛，难道是古人所曾经见识过的么诚如我们所知道的，北宋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如今绝大部分已经登场：寇准梅尧臣范仲淹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曾巩司马光王安石；十二年前，比王安石小十五岁的苏东坡和他的弟弟苏辙，也由四川眉山来到京城，并且举中第，东坡在三百八十八位进士中，几乎名列榜首。据说，仅仅因为主考官欧阳修判断失误，以为这么漂亮的文章定是出自自己的位弟子之手。于是，为了避嫌，把该文的名次往后错了位，就此才委屈东坡成为第二名。黄庭坚秦观诸人也以接近弱冠之年，意气风发地崭露头角。李清照陆游辛弃疾们还要再过些年月才能大放异彩。大宋帝国，星汉灿烂；他们雅歌投壶，诗酒唱和，光风霁月，文采风流；可能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最高峰处，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
然而，高处不胜寒，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却忧心忡忡。他们最清楚，在这繁花似锦的后面，国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且已经积重难返。
所谓积贫，并不是说国家贫穷。事实上，大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巅峰时代，肯定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举凡农业手工业商业国际贸易城市发展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工艺改进等等，无不是最辉煌的时期。不幸的是，帝国同时又以积贫积弱著称，形成令人相当无奈的局面。
积贫指的是帝国国家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窘迫之中。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冗兵与冗官。
太祖皇帝在实施以文制武裁抑武将政策的同时，创设了募兵制度。据说，这是开国之初太祖皇帝赵匡胤相当得意的项设计。史书记载说，赵匡胤曾经与赵普等二三重臣商讨“可以为百代之利者”，赵普们出了许多主意，皇帝都不满意。最后，太祖赵匡胤认为只有养兵法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太祖曰：“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19。意思是说，遇到灾荒年景，将饥民招募为兵，可以避免饥民作乱；正常年份，即便有军队作乱，而百姓也不会参加。于是，建立了由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度。实际上，是将军队作为收留饥民和地痞流氓犷悍之徒加以管束的机构，使之不被放到社会上去滋事。
这套制度短期来看的确不错，时间长，则塌糊涂。
百姓旦应募为兵，便被输入官府军籍。这些入了军籍的人们，行不得经商，居不得为农，生老病死皆不许脱籍为民，妻子儿女全部都要仰食于官府。于是，兵营里便到处都是老弱病残之兵。这种兵，旦开战，如何上得了战场于是，再大量招募精壮之兵。就这样，太祖开宝年间，禁厢军部数为三十七万人；太宗至道年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天禧年间为九十万；仁宗庆历年间为百二十五万；到此时，神宗皇帝登基前不久，已经到达百四十万有零。我们耳熟能详的梁山泊好汉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所教练的八十万禁军，盖源出于此。
帝国禁军属于中央正规军，其士兵每年的军饷军粮，通扯合计为每人五十缗钱。这里的缗，指的是千钱，作为钱币的计量单位时，和贯的意思差不多。以当时的购买力折算，五十缗大约不到今天的万元人民币，供养全家年的花销，不算富裕。厢军则为地方部队，其士兵的军饷军粮还要再少些，大约为三十到三十五缗，约合今日的六千元人民币左右。这些仅仅是平日养兵所需，还不包括战时的后勤保障转运赏赐组织动员损耗管理等等。因此，到神宗皇帝登基时，每年军费开支约四千八百万缗，时人估计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20。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保守的。
军队人数众多，并不定与能打仗呈正相关的关系。相反，冗兵与以文制武的国家政策和军事制度相结合时，战斗力便根本无从谈起。于是，大宋帝**队极少打胜仗的灰败纪录也就自不待言。积弱之说盖出于此。
而太祖时期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结合起来以后，则演变出了大批量的冗官。据说，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到了官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八十以上。这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所有官员中，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属于冗官。为了安排这些已经有了官职和每年继续涌进来的新官员，帝国绞尽脑汁地发明新差遣新官位，于是就有了我们另个很熟悉的形容词，叫做“叠床架屋”。这些叠架起来的冗官们与帝国慷慨的高薪制度相结合，在催生出大宋帝国灿烂的经济文化之花时，也耗费了以千万计的俸禄。资料显示，神宗皇帝登基之前，两万五千名帝国正式在编的官员，和我们找不到准确数字，据估计在二三十万左右的吏员，每年需要支出的俸禄，大约在千二百万缗钱21。
其中，以宰相和枢密使为例：他们的俸禄收入包括：正俸，相当于基本工资；添支，相当于资历或年资工资；职钱，相当于职务工资；衣赐，相当于服装补贴；茶酒厨料，相当于伙食补贴；饲刍，相当于交通补贴；薪炭，相当于取暖补贴；还有七十个人的随从衣粮，相当于安全保卫兼威风摆谱津贴。其总数大约为万缗钱上下，差不多合万亩土地的出息，大约相当于今日二百万元人民币左右。我们知道，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可远远不止三五个人。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节度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约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有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部分史家倾向于相信，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之间。上述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但是，还有必须花的几笔钱：祭祀天地祖先的费用是：景德年间六百万，皇祐年间千二百万，几年前的治平年间，四年不到是千三百万；最后还有两项令帝国君臣最不好意思的开支：每年必须“赏赐”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必须“赏赐”给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两项合计七十五万五千两匹银绢。这笔钱数目不算大，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多点22。不过，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但令帝国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
帝国积贫之说，盖源出于此。
二十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前后，帝国财政状况大抵如此。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天性好学，读书或者研讨学问时，常常废寝忘食，皇帝不得不派内侍去制止他。他的老师在讲习经史时，他会率同听讲的弟弟们行大礼拜之，中外为之感动，交口赞之曰：贤。他继位之后，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就是说，他不图享受，不贪女色，励精图治，希望大有作为。而且，这位皇帝的心地相当善良宽厚。这些，可能是后世史家对他评价颇高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宋神宗赵顼虽然生长在深宫之中，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而英明的君主23。
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经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
之所以请陛下二十七年口不言兵，是因为老宰相与皇帝对话时，恰好距离庆历新政过去了二十七年24。
这和皇帝的期望实在相去太远。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国却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对契丹与党项人。特别是党项人的西夏小国，既小又穷，似乎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个国家，怎么居然也能够让大宋帝国颜面扫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应该说，很有可能这是皇帝迅速疏远这些老臣，转而去寻找更加志同道合的支持者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根本就是这些元老重臣们，将王安石推到了皇帝的面前。因为，所有这些人全都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他爱养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选贤任能，要他疏远佞，要他持重安静，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唯独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大宋帝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怎么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干掉西夏蕞尔小国怎么样夺回我燕云十六州怎么样让我中原大国扬眉吐气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甚至愿意和他讨论所有这切。只有王安石知道答案，只有王安石和他想着同样的问题，只有王安石雄辩滔滔充满激情地告诉他：陛下，这切是可以做到的。不要说汉唐盛世，只要君臣心，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哉不过在振作间耳25。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刚刚二十岁出头的神宗皇帝还有可能做出别样的选择吗
何况王安石所说的那些，相当难以辩驳。
比如，就以上面提到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为例。王安石的观点，在理论上显然是正确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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