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个相当高明的方法。据说，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创，最开始时，是陕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王安石作县令时，曾经试用过，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广泛推行应用。
据当代历史学家研究推测：当时，帝国农村盛行高利贷，利滚利是较为常见的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破产土地兼并的种形式，对帝国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归还。由于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已经是高利贷无疑。但是，据说只相当于当时高利贷的三分之甚至五分之。因此，用此方式扶助农桑，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令人惊异的是，早在九百年之前，王安石就已经懂得：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便用同税率也能在加速周转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成果。王安石其它与经济有关的变法，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及免行钱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其基本经济思想大体来源于此。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黄仁宇先生为此感叹道：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反与他同时人物远。用台湾作家与学者柏杨的话说，则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显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对此，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点。
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它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差距不小。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计，称得上是望尘莫及。不管王安石如何的读书万卷，如何的过目不忘。事实上，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这位史学宗师之赐才得到的。王安石在学术上的造诣，则更多地表现在诗词文学那样些浪漫理想与文辞形象上面，这使他的变法带有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
由此出发，只要向前再走步，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个事实：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在前面提到的那场著名争论中，我们还记得，司马光曾经指斥王安石所筹划的变法，正是当年桑弘羊者流蒙骗汉武帝时采用过的伎俩。两相比较之下，确实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众多历史学家特别醉心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所谓雄才大略，常常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这位皇帝的穷奢极欲和凶残暴虐。事实上，假如不是他倾全国之力和数代人的积蓄打败匈奴，的确建立了开疆拓土功业的话，汉武帝刘彻其实应该被列入中国最坏的皇帝之列。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汉文帝则可以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汉文帝以圣徒般的德与行，开创了个安静祥和的世道，以至于两千年后回首那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种如沐春风般的清静温馨。与他比较起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少了些仁慈大度，多了点莽撞戾气。好在他总算继承了父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结果，经过文景两代皇帝的治理，全国仓库里的粮食已经储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库里则堆满钱币，就连串钱的皮绳都已朽坏。这就是文景之治时的盛况。
可惜，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蓄下来的财富挥霍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划着如何盘剥百姓，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为王安石变法所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缗与告缗制度，算缗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缗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年；凡告发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半。于是，史书记载说，时间，“告缗遍天下”。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缗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其情形，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后来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就大体可以明白。
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从历史记载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破坏相当惨烈。当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奴隶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仿佛。于是，中产阶层以上者大抵破产。”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记载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宋代和王安石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几乎模样。
在伟大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改过；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们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司马光的品格与学识，他不可能不反对这种做法。于是，正如王安石所说：从始至终，没有改变反对变法的态度的，只有个司马君实。信哉斯言，否则司马光就不成其为司马光了。
后来，在司马光与神宗皇帝之间，曾经起谈论过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这个著名的典故中有层极深的含义，常常被人忽视，而其保守的面，亦即不变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类的表层含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个问题。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速恢复，达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刘邦称帝后，封他为齐相国。当时齐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国。治下在今天山东沿海的大片地方。
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搞得他头雾水。后来，他听说胶西地区有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据说，盖老先生核心的话只有句：治国之道，贵在清净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史称，曹参大受启发。此后，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民安。从此，曹参名声大盛，当时的人们皆称其为贤相。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拾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理；任免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龄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丽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概罢免不用。他自己则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天晚上都是酒气熏天。
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是，忍不住想探问个究竟。谁知，见到宰相，宰相就会极其热情地拉着喝酒；来者刚说话，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醉方休。而且，这种情况居然成了每日的常态。不如此，人们反倒不习惯了。于是，整个宰相府晏然无事，整个国家也安静祥和。
宰相府旁边有个花园，是相府属吏们平时休息的地方。到后来，这帮家伙们也学着宰相在这里整日聚会狂饮，喝的高兴了就歌之舞之，相当快乐。终于，有古板点的官吏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天请曹参去逛这个花园，意思是当场抓住这帮家伙整治下。不料，宰相见此情形大喜，欢呼着端起酒杯立即溶进了狂欢的人群。
当时的皇帝，是汉景帝刘启的大伯惠帝刘盈。刘盈被自己的母亲吕后荼毒戚夫人的作法吓坏了，已经没有心思管理什么国家大事。现在看到宰相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为宰相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这样的。于是就让在自己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悄悄回家问问他父亲，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结果，儿子的话刚刚出口，曹参便大怒，把儿子摁在地上顿痛打，据史书记载：在屁股上足足抽了两百鞭子。打完后，对他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该过问的。”这下子，皇帝的脸上也挂不住了。天上朝后，刘盈责备曹参说：“是我让你儿子劝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
曹参脱帽，道歉，然后问惠帝刘盈：“陛下觉得自己与高祖谁更英明”
刘盈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高祖比”
曹参又问：“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
刘盈回答道：“先生好像要差点。”
曹参说：“对呀。高祖与萧何已经定下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您无为而治，我们守住职责不乱来，这不就可以了吗”
刘盈听后放心了，说：“善。”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以黄老之术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26。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翻检这段史料，会给人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曹参抓住了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我们无法知道，在司马光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这种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反对变法，到后来，他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这个因素肯定发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渐次展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以青苗法为例。陕西地方官推行时，效果不错；王安石担任地方官时，在自己治下地区实行时，也样大受欢迎。因此，王安石相当有信心地在全国推行。谁知，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大面积的灾难性后果。其原因相当复杂。如果根据史料还原当时的情形，则大体情况是：青苗法肯定是适合农民们需要的，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节，更能显示其救济与援助的功效。有钱的人家不需要这种援助，贫苦之家需要，但必须以田里的青苗为信用担保或者抵押。这样来，风调雨顺时，大家自然都很欢喜；而旦出现天灾**，发放贷款的官府与使用贷款的农户双方，立即同时陷入恐慌之中。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责任，唯有逼迫农民途。农民便只好变卖家当，归还贷款本息。严重者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最后，导致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更使许多农民无力或者不敢贷款。
这样显然不行，因为各个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这些贷款本金附带着必须完成的增值使命道下达。如果贷款发放不出去，地方官员便无法完成那百分之二十的贷款利息即价值增值的任务，这将直接影响官员们在上司眼中的形象工作业绩与升迁。于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员们便花样百出。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根据当地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级别农户的贷款额度，然后，强令当地富户与其他不同等级的农户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由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或者抵押。更有甚者，若干地方官府的官员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还欺上瞒下自说自话地或公开或变相将贷款利息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
很明显，这种情形蕴含着相当凶险的潜在后果。它意味着，旦出现饥荒之后，所有的人家全部会被网打尽，舍同归于尽途，无处可逃。唯有官府可以旱涝保收。而各级政府官员只要足够心黑手辣，则自然政绩卓著。于是，件本来具有功德性质，明明充满政治善意的政策，却在帝国政治体制和各级官吏的运作下，变得面目全非，成了彻头彻尾的残害百姓之举。
对于王安石来说，加倍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立即变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们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灾农户纷纷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为官吏们锁定的对象，迫使他们破财免灾，或者破产出逃。由此引发的后果成为十足的灾难。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则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齐步履维艰，其后果当然不难想像。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时人记载和苏东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而与汉武帝时代发生的情况类似，也与主张变法者的预期致的，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赵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些。此是后话。
在这种情势下，帝国管理阶层出现的最显著变化，就是士大夫阶层迅速分裂为旗帜鲜明的两大阵线。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变成变法的坚定反对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在王安石执掌大权之前，给予过他相当无私的极大帮助。比如，有位名叫韩维的官员，是神宗皇帝登基之前的主要幕僚与导师。他有项工作，是给未来的皇帝讲解经义；每当他发出高论，引起赞赏时，他都会告诉皇帝：这不是我的见解，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皇帝曾经准备任命他担任项更加显赫的职位，他谢绝了，却推荐王安石出任该职，他的理由是，王安石比自己有水平得多，他应该获得用武之地。这是皇帝很早就对王安石产生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后来，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对这位反对某些变法政策的韩维，给予了相当无情的打击。我们知道，这并不能构成非议政治家的理由，但是，却至少可以表明当时的某种态势。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大批新新人类。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令人惋惜的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最后，全部在当代与后世声名狼藉，而且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臣传中。其中，句出自他们中邓绾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场某种厚颜无耻的专用语：“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翻检当时与后世的文献资料，很难找到证据证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苏辙等大批历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在内，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或者是过于保守僵化等等。从资料中判断，元老重臣中确实有那种保守到了昏聩地步的情形；但是如上述司马光苏东坡苏辙和黄庭坚等干人，正值人生事业巅峰之际，他们冒着与年富力强的皇帝对着干，从而可能丧失生政治前途的风险，而反对变法，怎么样猜想也定应该有更崇高些的理由才对。否则，便很难解释他们是如何在当代与后世获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在他们保留下来的文献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记载着他们忧虑的文字，其中可以看到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痛苦挣扎的情形。比如，作为变法之的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
般来说，只有这种来自民间的呻吟，最容易使这些具有社会和文化良知的文人们激动起来，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长留在历史与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
由是观之，如果定认为他们代表了大贵族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了某种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场才反对变法的话，我们就必须同意这样个前提，即，苏东坡们在写下所有那切辉煌文字的时候，实际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们落后而反动；在经济上，他们贪婪而自私；在文化上，他们虚伪而心理阴暗；在个人品德上，他们狡诈而伪善。否则，我们将无法自圆其说。
然而，我们所受过的所有教育切历史知识和生活常识，在在都在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生活在千年之后的我们，很难如临其境地体会当时人们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根据那些文献史料经验与常识去推测当时所发生的切。然而，假如我们仔细思索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切的话，通过这些我们曾经亲身感受过的事情，再回过头去观照发生在千年前的那场变法，自然会生发出许多不同的观感。这样做很有可能比单纯理论上的推导更可靠。
在当今世界第人口大国进行场变革，其艰巨复杂的程度自不待言。从安徽小岗村的星星之火到今天，二十多年的历程告诉我们：改革的成功与进步，至少需要满足下列必要与充分条件：国家决策层治理好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目标，改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求的深度吻合，社会发展程度与改革步骤的适应，具有政治智慧耐心和洞察力的改革政策策略步骤与准备，稳妥而正确的实施路径，贯彻执行改革的人力资源等等。从中国改革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展来看，上述判断应该不算冒昧。
以此返观千年前的王安石变法，我们会发现，上述需要满足的必要与充分条件中，只有第条，即政治善意与目标勉强可以算是得到满足了，其他所有条件，不是残缺不全，就是根本无从谈起，有些甚至相反。
从变革的实施及其结果看，今天中国改革的每步进展，均伴随着部分人群的欢欣鼓舞与相对少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这使变革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并次次渡过相当痛苦的阵痛。以此步步推进的结果，累积成为整体的社会进步相对富足国力增强与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同。
返观千年前的情势，则相当令人沮丧：王安石变法的些重要内容及其推进，时常伴随着特定阶层小部分人群的兴高采烈与其他阶层大部分人群的痛苦失落；强行推进的结果，积累成为国库的迅速充盈；其代价则是国家管理阶层的彻底分裂，演变的后果是政治空气的极度恶化与堕落；民间的肃杀与萧条，演变的结果是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甚至反抗。事实上，我们所能看到的反对人群，包括了不同阶层的人们。
由是观之，我们大致可以相信，相隔千年的两次变革，完全无法等量齐观；任何将两者进行类比的企图，都只能放回到各自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或者从哲学意义上说，对于这两个基本不同质的变革方向正好相反的事物，根本就无法进行比较。而若要采用今天的理论框架，对千年前的变革进行进步或者反动的价值判断时，如果不想使自己显得可笑的话，就尤其需要小心翼翼。因为诚如我们所知，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司马光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坚定反对派之后，曾经以他特有的方式，连续三次致信王安石，劝告他重新考虑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王安石的反应是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从此，二人在政治上分道扬镳，遂成为政治死地，不共戴天；在个人友情上则彻底决裂，从此终身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
决裂后，司马光在神宗皇帝的宽容庇护下，躲到大宋帝国的西京洛阳去，专心致志地致力于资治通鉴的撰写。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此期间，他曾经组织或者参与过反对变法的实际活动；他的反对派领袖地位，此时更多地表现为精神领袖的作用。有史书记载说，此时，他极少谈论现实政治。
这期间发生的件事情，表明了他的人格立场：皇帝曾经准备任命他为枢密副使，相当于主管全**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司马光坚决予以谢绝。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皇帝：除非皇帝准备彻底放弃变法运动，否则，自己不会考虑出任朝廷的任何高级职位。这和王安石除非皇帝准备进行变法，否则拒绝出任朝廷高级职位的做法如出辙。两位政治家，同殿为臣，其政治信念操守道德文章同样如此令人仰慕，而政治上的作用力却完全相反。造化之弄人，实令人感慨万端。
从公元1069年即宋神宗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官拜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主持变法开始，到公元1085年即宋神宗元丰八年三月，神宗皇帝去世为止，王安石及其追随者在皇帝支持下所倡导的变法运动，被称为“熙宁变法”；其间跌宕起伏，颠三倒四，前后历时十七年。
神宗皇帝去世后，继位的哲宗皇帝只有九岁，由宣仁太后同处分军国事，实际就是垂帘听政。司马光在皇帝去世后，由洛阳返回开封，参加皇帝的治丧事宜，曾经被京城百姓数百人拦截在首都街头，群众高呼：“请先生不要回洛阳，留下来辅佐皇帝，救救百姓”27。史称，司马光相当恐惧，迅速离开开封，返回洛阳。
当年五月，司马光奉坚决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之命返回京城，开始主持中央工作。到第二年九月病逝前，以年半时间及其与王安石同样不听任何反对意见的精神，将十七年变法新政全部废除。包括于民于国两相便利的免役法在内。史称“元祐更化”。坚决反对变法，但赞成实行免役法的苏东坡范纯仁等人，建议司马光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实践证明合理的新政，免得用另种方式继续糟蹋了老百姓。结果，遭到司马光断然拒绝。致使苏东坡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奈何又位拗相公。意思是，怎么又出了个和王安石模样刚愎执拗的宰相28。
这是个不容忽视的细节：王安石不惜与众多亲人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坚定而执着。如今，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决绝的坚定与执着。这种政治非理性令人感到极度不安。当这种令人敬重的品质与完全拒绝不同意见相结合时，在这两位伟大人物身上，同样使人产生了种感觉：美好的品格被不适当地过分地滥用了。于是，政治宽容理性精神必要的妥协与长远的目光全部不见了，坚定与执着变成了执拗与刚愎自用，帝国的政治空气之中，被两位政治领袖从不同方向注入了股同样强烈的带有戾气的不祥气息。它是把双刃剑，锋芒所向，丝毫不留余地，在伤害了对手的同时，势必同时伤害自己所钟情的事业。从此，我们只能无奈地看到，在两位领袖开辟的道路上，他们那些不成器的继承人，越走越远，越走越趋向下流。
公元1086年，即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在江宁府，就是今天的南京去世，时年六十六岁；九月，司马光病逝，时年六十八岁。此后，到公元1093年，即宋哲宗元祐八年，在宣仁太后主导下，帝国政府致力于清除王安石变法影响恢复祖宗旧制的工作，前后历时九年。至此，支持变法的政治派别，被时人称之为“元丰党人”，反对变法派，则被称之为“元祐党人”。帝国政治陷入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
公元1093年，宋哲宗亲政，这位可能有某种心理生理缺陷的十八岁皇帝，再次起用变法派人士，全面恢复变法新政，严酷打击元祐党人，前后历时六年有余。苏东坡等元祐党人在元丰党人章惇这位昔日朋友的苛酷荼毒之下，陷入晚年极为悲惨黯淡的境地。以王安石事业继承人的姿态，出现在帝国政坛最高层的章惇宰相，不计后果不留余地地整治政敌，他甚至正式提出，要将司马光的坟墓掘开，暴骨鞭尸；同时制订了整套摧残元祐党人及其子女后代的计划。只有当他的同志警告他不要开这种先例，免得冤冤相报时，他才勉强放弃了这个诱人的念头。
公元1100年，二十四岁的宋哲宗病死。宋徽宗赵佶继位，由讨厌新政的向太后垂帘听政。其间，再次起用元祐党人，废除变法新政。九个月后，向太后患病归政，宋徽宗正式执掌大权。
上帝仿佛存心要毁灭北宋帝国般，数年间，波诡云谲，政潮叠起。每翻覆次，便使帝国的元气正气衰减分，直到病入膏肓。
随着两位具有大家风度的政治领袖去世，两派政治力量由道义与治国理念之争，蜕变成私利意气与权力之争，由确曾有过的君子之争，堕落为真正的小人之争。从此，在大宋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再就很少见到那种信念坚定高远人格高尚纯粹学术博大精深的伟大人物了。
不久，随着苏东坡与范纯仁的黯然离去，标志着个时代的正式结束。从此，帝国正儿八经进入了个政治伦理急剧沦丧，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是非善恶观念完全丧失的时代。整个帝国官场完全趋向厚颜无耻与卑贱猥琐，到处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他们兴高采烈地奔走于堂皇神圣的庙堂之上，探囊取物般地攫取着国家的权力与财富，直到将北宋帝国导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注释：1饮冰室合集第七册，专集第27王荆公，中华书局1989年版。
2同上。
3张白山王安石前期诗歌及其诗论，载文学遗产1980年第二期。
4见林语堂苏东坡传第七章王安石变法。
5见中国宋辽金夏习俗史第三章宋代物质生活习俗。
6苏洵辩论。
7宋词选第37页柳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新版。
8见林语堂苏东坡传第7475页。
9同上书，第7172页。
10同上书，第71页。
11同上书，第96页。
12见治乱警鉴第三卷，第223页。
13见林语堂苏东坡传，第96页。
1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60，与王介甫第书。
15宋史卷327王安石传。
16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17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0.18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19嵩山文集卷1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2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52，兵制四。
21同上书，卷124，国用二。
22同上。
23见柏杨中国人史纲，第608页。
24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之七，熙宁二年。
25见林语堂苏东坡传，第77页。
26史记卷53，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27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之九，元丰八年。
28同上。
第三章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公元1127年，宋徽宗赵佶在皇位上整整坐了二十五年；年多点之前，即金兵第次打到京都城下之前，他将皇位传给了大儿子皇太子赵桓，自己做起了太上皇。这二十五年皇帝生涯，宋徽宗基本上是在种轻歌舞喜剧般的氛围中，优美地旋转着，滑着轻松的小步舞似的度过来的，直到退位。
关于这次传位，历史上有两种见解：种看法认为，宋徽宗赵佶眼见大势不好，赶快主动让位，把自己的儿子拉出来顶雷；另种看法则认为，在内外交困之下，宋徽宗不得不退位，让儿子出来收拾残局。不管哪种说法，着眼点仅仅在于宋徽宗是主动让位还是被动退位上。
事实上，在这点上争论不休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情势是大家公认的。即，此时的大宋帝国，在徽宗二十五年统治之下，已经由座锦绣江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破船漏屋。
此时此刻，这破船漏屋正在遭遇暴风骤雨。
宋徽宗赵佶生于公元1082年，即北宋元丰五年阴历十月十日。
据说他降生之前，他的父亲宋神宗曾经来到秘书省，观看过那里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画像，对这位亡国之君的儒雅风度极为心仪，随后就生下了宋徽宗。并且，史书很认真地记载说，在他出生时，他的父亲宋神宗梦见李煜前来谒见。这使当时稍后点的人们普遍倾向于相信：宋徽宗赵佶是由李煜转世托生的1。
今天，熟悉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则会很容易地发现：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惊人地相似：他们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才华横溢，文采风流；不同的是，在诗词曲赋上，赵佶略输文采；在书法绘画上，李煜则稍逊风马蚤。
在治理国家上，他们同样弱智，同样昏庸，同样不管别人死活，只顾自己享受快乐，极其可恶；不同的仅仅是祸害人的程度与范围而已。
他们同样是亡国之君。李煜的南唐国亡在了宋徽宗赵佶的祖先宋太祖赵匡胤手里，赵佶的北宋帝国则亡在了金国女真人的铁蹄之下。
最后，他们的归宿同样悲惨不堪。李煜成为俘虏后，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妻子被赵家天子屡屡召去侍酒侍宴侍寝，成了真正的“三陪女”；宋徽宗被女真骑兵掠到冰天雪地的黑龙江边时，除了年老色衰的之外，几乎所有妻子女儿都被女真人瓜分，沦为姬妾；失宠后，再沦为奴婢侍女。
李煜落到赵家天子手里三年。四十二岁时，在大宋都城开封，死于赵家天子种叫“牵机药”的慢性毒药。当时，阴历七月七日，正是牛郎织女渡过迢迢银汉相会的日子，又恰好正是李煜的生日。这位皇帝词人心爱的小周皇后被宋太宗赵光义召去侍宴后侍寝，妻子向他哭泣求救，他毫无办法，只能万分悲怆地写了首虞美人。在词中，这位亡国之君并不敢发泄不满，只是满怀凄楚地怀念故国和往昔岁月：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江春水向东流。
宋太宗赵光义读了这首情真意切的佳作之后，很不愉快，下令毒死作者。据说，他们使用的这种“牵机药”是种极可怕的毒药。吃下去后，相当痛苦，使人的头部向前抽搐，最后与足部拘搂相接而死，状似牵机，所以起名叫“牵机药”。
相形之下，与宋徽宗的祖先比起来，女真人显得相当宽厚：宋徽宗在他们手里活了九年。五十四岁时，在远离开封万里之外的大金国小镇五国城，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依兰县老病而死。死前，这位天才的艺术家皇帝也写过首怀念故国与往昔岁月的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这首词准确地表现了作者的悲怆与真情，可能是这位皇帝的所有文学作品中最好的首词：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往昔的切，就连做梦都梦不到了。其悲怆可以想见。可惜，就连在这样的词作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作者的浪漫与轻佻。假如赵佶真的是李煜托生的话，他倒是确实为李煜报了亡国灭家的箭之仇让赵匡胤开创的北宋江山断送在他的子孙手中，这是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的轮回报应。
对于不太了解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人们来说，可能对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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