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最好的知青，那当然是知青点的负责人施卫疆，谁能跟他比呢？
也许是有的知青并不在乎这次招工，尽管没有人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但起码从知青中招工这种做法，让大家看到了以后的种种希望。
对被推荐了的施卫疆来说，能招工去县城拿工资，也算是如愿以偿了，他是个实在人。
临时队长老吴笑嘻嘻地对知青说：“怎么样，不要以为在农村没前途，将来招工都要从农村找人，你们就好好干吧。”
生产队团支部讨论我的入团申请，会上全体通过。
但这并不算数，让我填了一张入团志愿表，并让我参加了支部会。
在会上，有个支委提醒我：不要因为父亲至今还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而产生思想包袱，要正确对待群众。
我知道他们去调查过我父母的情况了，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思想包袱，怕只怕组织上对我们这样的人更有思想负担。
不好的消息也有。
知青点杀过年用的猪时，把一头近3oo斤的老母猪杀了。
最叫人叹惜的是，开膛破肚时，从老母猪的肚子里流出12只小猪胎，都有尺把长了。
有人埋怨杀猪的老全头：杀了这么多年的猪，这老母猪怀的崽子都这么大了，难道也看不出来？
老全头埋怨养猪的高朗：老母猪怀不怀崽，喂猪的都不知道，我能分得清那肚子是膘还是崽呀？
反正这过年吃猪肉，大家心情不会好过。
心情最不好的是我。
交了入团志愿书后，大队总团总支没通过。
其他知青觉得有点奇怪：一起下乡的知青里，领队的没通过，倒让三个女知青入了团。
但我并不感到意外，那天小队团支部会上，已经有支委提醒我，不要因为父母还没有恢复党组织生活而背上思想包袱。说明他们在讨论我的入团问题时，这是障碍之一。
我能做什么呢？那晚，我想了很久没睡着。
最后，我提醒自己，能不能批准我入团是别人的事，但坚持不坚持理想是自己的事。
对一个家庭曾经受到冲击，至今还没解决的人来说，具备这种心态是最正常不过的事，也不需要花多少时间就能调整过来。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机会解释。
那晚，被批准入团的两个女知青在食堂里想安慰我，我表现出来一点不自在，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入团的事心里想不通，而是我心底里的大男子主义在作怪。
下乡后，我依然保留着中小学的习惯。那时男女同桌之间要划上三八线，现在，我和女知青之间除了必要的劳动和学习外，平时没有什么往来。
其他男知青会让女知青帮忙洗衣缝被。我是一个例外，缝补洗涮从来都是自己动手，没求过女知青。
也因为我的例外，女知青平时就说我“官架子太大，严重地骄傲自满。”
那天晚上，张春芳问我“有没有失去信心？”李晶霞也关切地看着我。
我当然知道是指入团的事，难道她们不知道，作为一个男人，我从来都是十分坚韧的吗？
我掩饰自己心里的不痛快，说：“没有。”
沉默，直到她们离开。
我确实感受到了她们为我的好，只不过因为我心里的大男子主义，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表示我对她们的感谢。
我想，大概在她们心里，又加深了对我“严重地骄傲自满”的印象，
我的沉默很快被打破了，第二天，团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大队召开新团员入团宣誓大会时，你要代表全体青年发个言。”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呀。
除了对已经入团的知青表示祝贺，对自己的将来表个决心，我还能说什么呢？
43、缝脚后跟 [本章字数：1555 最新更新时间：2o13-o1-18 14:o7:53o]
三九寒冬，气温骤降到零下四十度，下起了大雪。
屯子里的人都缩在家里不出门了，他们坐在热炕上，靠在发烫的火墙边，抽着大喇叭烟，嗑着瓜子，唠着家常。
但边境线进入一级战备，全体武装民兵都在连部集中住宿，分三班潜伏和巡逻。
夜里，我和蔡景行巡逻至头道沟，突然遇到了“大烟泡儿”。
我不知道东北人为什么把这种雪后的暴风比喻得像抽鸦片烟儿一样？
但“大烟泡儿”确实令人恐惧，连野狼这时都会找地方躲起来。
刚开始时，凛烈的寒风打着尖厉的唿哨，把刚下的积雪吹起，滚滚而来。接着风越刮越猛，积雪飞腾而起，刹那间天昏地暗，一片迷茫，将视线全部淹没，与沙尘暴极其相似。
整个天空漫卷着极细极细的雪粉雪尘，如烟似雾，打在脸上却像针扎般疼。
风卷着雪，像沙子一样堆积，很快就埋了沟，盖了路，在我们巡逻的前方竖起了一道雪楞子，就像一堵墙。风继续扯着积雪从雪墙上漫过，发出呜—呜—呜呜的声响，凄凉而仓惶。
我听老乡说起过，碰到“大烟泡儿”时，一定要就近找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暂避。好在头道沟也有个知青点，我们就在那里等待风停。
呜呜的“大烟泡儿”一直持续到天亮，风终于累了，渐渐停下。我们走出屋外一看，天格外晴朗，蓝蓝的没有一点杂质；四周异常清寂，默默的没有一点声音。只有一条条雪楞子，趴在田野里、路沟旁、屋脊上。
风，把雪楞子吹得硬梆梆的，人踩在上面都陷不下去。
如果说“大烟泡儿”是东北冬天里一直有的自然现象，那么，知青点男宿舍门前的“尿墩”却是东北一种新景观了。
最冷的冬天，男知青起夜是不出门的，他们把门推开条缝，拔出鸡鸡就撒，撒了冻上，冻上了再撒，几天下来，门前长出一个尖尖的“尿墩”。也有老乡称呼它为“尿甸子”的，因为它颇像草甸子里的塔头。
不过，这“尿墩”用大镐轻轻一刨就没了。只是有的知青懒，好几天不刨，门都推不开了。还有的把自己害了，出门时不小心踩在它的边上，“卟哧”就是一个跟头。
至于有人说东北撒尿冻在鸡鸡上，那是瞎话，没有的事。
当然，在那儿防冻是特别要当心的。
我有一次去挑水时，小心翼翼地站在已是冰坡的井畔，伸手揽过轱辘把，手被铁把紧紧地沾上，原来我忘了戴手套。这时，不能猛拽手，那样铁把就会咬下你手心里的皮，只能慢慢地等手心的温度暖了铁把，才好一点点把手拿下来。
女知青李晶霞第一个冬天就冻伤了脸，脸上冻得发白，有点像是烧伤，然后水肿，起了水疱，疱液清亮。有人误传冻伤后要用雪水擦，这是完全错误的，像她的脸冻成这样，就只能用常温的水，或者稍微有点温度的水洗，否则就会破坏脸部冻伤的表皮，留下终生的疤痕。
除了手和脸外，脚的防冻也很重要。
我们一开始去供销社买毡垫，但没用几天，脚汗、雪水一浸，毡垫就不暖和了。
后来在水库干活，工地边上的山沟里有许多乌拉草，老乡教我们用“乌拉草”当鞋垫。这种草茎叶细长，一簇簇丛生，我们将它割下，用木头锤打松软，放入鞋中垫上，透气防潮，特别保暖。而且一天一换，不用花钱。
回到生产队后，找不到乌拉草，老乡就教我们用苞米叶垫鞋，效果略差，但总比三天二头买毡垫要实惠多了。
张春芳的脚，垫什么都不行。
她的脚一到冬天，后跟处就会裂开，裂口有寸把长，深达六七毫米，能见到里面的红肉，还渗出血来，走路时疼痛难忍。
听说这在医学上叫什么“皲裂”，很难根治。她用了很多办法，热水浸泡、抹雪蛤利油、贴橡皮膏，都没用。
生产队的地远，每天来回要十来里路，走不了路怎么行？
她最后想出一个办法，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用缝被子的针和线，穿过裂口两边的皮肤，一针一针地，共缝了五针。
旁边其他女知青看得心惊胆颤，但张春芳说：“裂口旁边的皮肤都发硬了，没感觉，不痛的。”
第二天，她照样来回十来里，去地里干活。
“手术”很成功，慢慢地，裂口竟弥合了。
这事让男知青知道了，都佩服她的坚强，有人开玩笑，唱起了《江姐》里的歌：
“线儿长针儿密
含着热泪缝脚跟缝呀缝脚跟……”
44、二百年前知青 [本章字数：1873 最新更新时间：2o13-o1-19 16:o8:18o]
蒸气弥漫，看不见人影的走廊里，放满了盆、锅和准备炒的菜。
为了知青的年夜饭，刘大爷已经足足准备了三天，今晚，他精神抖擞地穿起围裙，站在火炉边上，正式为知青炒菜。
当我端着热菜进去时，那里已经是喧声嚷嚷，热闹非凡。
南北炕上，放了四张桌子，每张桌上摆了两瓶酒，屋子中间，小火墙“呼呼”地窜着火苗。
有几个男青年见端来了菜，便站起来，给老乡代表敬酒。
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农村过年，男知青围着老乡不断地劝酒，老乡也不推却，“呵呵”地笑着，一口干了。
女青年们都很平静，她们有点想家。秦燕喝着杜斯酒，小声对别人说：“这酒真好喝。”她出身不好，父母早就离异。她和妹妹跟着母亲长大，从小谨小慎微，从来不知道酒是何味，第一次喝着这种很甜很甜的果子酒，感到和果汁没什么两样，一杯又一杯。
杜斯酒很甜，却有后劲。她觉得热了，人也很兴奋，一个人从这一桌跑到那一桌，给别人敬酒。过了一会儿，她头晕难过，走路也不稳，心中有点恐惧，想起了上海的母亲和妹妹，独回宿舍大哭。
我和施卫疆怕出什么事，跟过去看。一群女青年也围过来，听到秦燕哭着喊妈妈，全都跟着一起哭了。
不知道是谁写了“每逢佳节倍思亲”这话，挺准的，要不想家，难呀。
我心里也跃起了亲人的脸庞，走出门外，在寒风雪地里站了一会儿，看见天上的星星一闪一亮，院里的几棵大杨树在灯光映射中，像慈祥的老人一样点着头，窗户玻璃上映出了男知青喝酒欢笑的身影。相比女知青，男知青没心没肺的，倒也快乐！
一早，关彦昌找我到他家去过年。
这是队里安排好的，大年初一，知青都到老乡家去过年。
有几户老乡没分到知青，意见很大，闹到队长家责问是不是看不起自己。
关彦昌一路上一句话也没有，只是边走边回头看我，脸上露出憨厚的笑，好像怕我丢了一样。
他家很干净，就父母和他三人。
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红辣椒、黄苞米、青干菜，挑水的桶整齐地倒扣在木栅栏上，劈好的柴禾码得像房子一样高。
六七只大白鹅见生人进来，“昂昂”地一起叫，屋门马上推开，一位满脸笑容的大娘伸出头来，大声地说：“唷，来啦，快进屋吧！”
我赶紧叫一声：“大娘新年好！”
她喜滋滋地应着：“好呀，好呀！”
进屋，一位佝偻着背的大爷也从屋里出来，头上一顶旧毡帽，苍老的脸上洋溢着微笑，把我推进里屋。
明亮的窗户下有一张小桌，早已摆好了一盘花生、一盘炒鸡蛋、一盘牛肉白菜丝。
关家是满族，禁食狗肉、禁戴狗皮帽子，禁穿狗皮衣。
来前队长告诉我，进屋不准坐正室的西炕上。
我问：“为什么？”
队长说：“西炕墙上是人家满族供祖的地方。”
所以我一进屋就想先搞清东南西北，看西炕在哪。
老人乐了，说：“哪有那些讲究。哪儿舒服坐哪儿！”
老人七十多岁，以前当过老师，有点文化，跟我讲起爱辉的满族起源。
自古以来，爱辉一带就是满族待的地方。
3oo多年前，俄罗斯入侵，满族南迁。随后，康熙皇帝派出八旗官兵到爱辉屯垦戍边，以爱辉古城为中心，相继建立了黄旗屯、蓝旗屯、红旗营子、蓝旗沟、大五家子、四家子、大发屯等五六十个屯子。
所以，爱辉现在的满族人多是屯垦戍边八旗官兵的后代。
大娘两手端了热气腾腾的饺子进来，听到老人在唠叨那些往事，就把碗搁在桌上说：“趁热吃吧，这都托**他老人家的福呀，要不哪有今天？”
老人正聊在兴头上，听说我会背古诗，就颤巍巍地去里屋翻了一本旧书出来。对我说：“2oo多年前，爱辉就来过上海人，还是文人呢。”
旧书记载：何世澄，松江人，169o年副榜，贡生，随被流放的云贵总督、兵部尚书蔡毓荣一起来到瑗珲（即现在爱辉，下同）。其诗有《艾浑即景》：
“黑龙江畔霁云生，江水流冰无尽声。亭午鸡鸣如夜半，不知身在大荒城。”
他被称为“第一位站在黑龙江畔写黑龙江的诗人”。
还有个杨宣，也是松江人，清内阁学士，1723年被遣戍到爱辉。杨有二子杨锡履、杨锡恒一同随往。其中杨锡恒第一次以诗歌形式记述了爱辉上元节的秧歌盛况。
这是他《艾河元夕竹枝词》中的两首：
“倾城鼎沸闹秧歌，红粉细妆细马驮。不信使君真有妇，罗敷过处看人多。”
“迎虎迎猛载圣经，祈年赛社岂无灵？由来戏事关农事，前队先迎五谷瓶。”
杨锡恒还另有诗《纪异》，是咏雍正年间爱辉地区地震的情景，这是爱辉，也是黑龙江省第一首描写地震的长诗：
“地乃天地配，其道宜安贞。胡然此一方，震动无时停？焱若飓风过，殷若雷声鸣。耳目尽骇眩，魂魄为之惊。初疑九轨道，毂击声喧轰。又如万斛舟，掀簸巨浪迎。一椽木如寄，欹仄劳支撑。上栋与下宇，岌岌忧摧崩。不已势将压，性命毫毛轻。……”
我掩卷大笑，原以为我们这一代知青是唯一到过爱辉的上海人，真是大错特错了！
2oo多年前来到爱辉的何世澄、杨锡恒们，才真正是“上海知识青年”呢！
45、最牛后门 [本章字数：1331 最新更新时间：2o13-o1-2o 12:18:42o]
春节一过，生产队走了好几个人。
先是换队长。
孙洪才不当一把手后，越来越觉得没意思，干脆向大队要求去机耕队干活了。
他吃苦耐劳，和人打交道不行，和机器打交道绝对没问题。
老吴原是代队长，一看孙洪才走了，就推举王喜奎当一把手，并放出话来：“王喜奎当我也当，王喜奎不当我也不当。”
老吴当了好多年副队长，但从来不当一把手，他对别人说：“就当个副队长，挺好。”当队长是是非非，一年换一茬，他才不愿意当呢。
社员选举时，想想再也选不出什么人，就选了王喜奎。
还有从后门走的。
老知青陈暄文接到家中一封信，说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给**打了一个关于《军队干部子女参军》的报告，**批示是：“子承父业，理所当然。”
家里让她马上回上海，她什么东西也没带，立即上黑河打道回府。
几天后，部队来人，就把她的户口手续办了，牛逼呀。
再过几天，陈暄文来了一封信，让知青点帮她把行李托运回上海。
她的行李是我去县城托运的。
去县城的一路上，搭车的何雨琴对我说：“她爸也就是个营连级军官，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沾了现役军人的光罢了。”
要说起来，何雨琴的父亲也是南下干部，不过在1958年时转为地方，要说级别，相当于军队正团级。但那时，地方干部再大，也没有军队干部牛。
营连级军官都开始公然大开后门了，何雨琴觉得这社会不公平。
我什么也没说，因为像我父母现在的情况，无论什么后门也开不到我的头上，但不管怎么说，谁不想去好点的地方呢？
走后门之风后来在中国盛行，应该是始于此。
陈暄文再没有给任何知青来过信，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收到了行李。
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她一辈子，只攀附有用的人，用完了，也就永远不记得了。
从正门走的是施卫疆，从县城回来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还睡在民兵连部，他进来向我告别。
在生产队推荐下，他今天要到县城副食品公司报到。
这是知青中首个招工离开农村的。
他很满意。
当初我们在铲地时，聊起前途，他就说过，将来不想读书，也读不进书，有招工就好了。
现在他如愿以偿。
九个多月来，我们已经结下了友好的关系。但我发觉他在临走前，心情并不怎么舒畅。
他走了，宿舍里只有我一人，看着那枝从山上摘回来的寒梅花儿，红艳艳地吐着花芯。
我突然感到有些空虚：今后，知青集体就会像这样，一个又个地离开吗？
闷头睡了一个白天的觉。
晚上去食堂吃饭时，见到一个陌生的上海人，她自我介绍，说是吴茂财的姐姐，在嫩江某兵团下乡，今天特地赶到爱辉来看弟弟，但白跑了一趟。
我告诉她，吴茂财在两个多月之前那场恶斗后不久，就和汪永德及另一位知青小弟说到黑河去，离开知青点，结果搭车经北安，混上火车，逃票溜回了上海。
据说，在火车到苏州时，他们因拿人家东西被派出所扣留，苏州派出所当时还打长途到大队部联系。
我猜想他们应该早就在上海了。
我问吴茂财姐姐：“难道吴茂财没给你来过信？”
她姐姐说：“他从来不写信的。”
然后，她就一个劲地向我打听最近有没有知青被调走的事。我告诉她，我们知青点就有，一个内部当兵的，一个招工走的。
她问以后这样的机会还多不多？
我不愿意和她探讨这样的事，就说：“你既然来了，就在我们知青点住几天吧。要不要帮你安排一下？”
她拎起手中的包说：“已经安排好了，住一晚，明天一早走。”
无论怎么说，吴茂财姐姐，几百公里，从嫩江兵团跑到爱辉来看弟弟，也算是个好姐姐了。
46、联防演习 [本章字数：1448 最新更新时间：2o13-o1-21 o8:3o:13o]
晚上，全体武装民兵在连部待命。
烧水打杂的老贾头见我们坐在炕上无事，就给我们讲故事：
爱辉向来就有“十里长江”出十个将军的传说。
有一年从南方来了一位风水先生，面对十里长江感慨地说：“爱辉是块宝地，十里长江要出十个将军，不过要保住这快宝地，必须修个塔镇住。”
人们根据他的意见，真的在城中修了个塔。可是在修塔开挖地基中，突然从地里飞出个蝴蝶。这位风水先生遗憾地说：“风水破了，十里长江不能出十个将军了，只能出九个，那个不能当将军的可能姓胡。”
果真应验，以后爱辉这个地方真的出了九个将军，有一位距将军只有一步之遥的爱辉副都统代理叫胡逊布，蒙冤受到朝廷处分，与将军失之交臂。
正听得起劲，有人大叫：“集合！”
我们全副武装快步来到边防连的大院。
所有人站成两排，背对背试放了一下空枪，检查了子弹和手榴弹。
突然，一声口令：“向右转，出发！”
一声声嘹亮的军号划破静寂的夜空，激荡在边境线上。
我们奔向大庙的制高点，一路上快速行进，“嚓嚓”的脚步声响彻着冰雪大地。
原来，今天是省军区参观团来检查我们这儿的军防演习。
“我们的任务是掩护公社机关和群众转移，阻止苏军前进，扼守大庙制高点，把敌人钉死在我们的阵地前沿。”我们一进入战壕，边防连长就用响亮的声音布置了任务。
这是一号阵地，我们的前面是黑龙江，背后是一条通向三加子、松树沟的马道。洁白的厚雪，在明亮的月光下，衬托出一种阴凄。
指导员用力一跃，跳到一棵大树下：“**员和共青团员、革命战士们，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战斗下去！有没有决心啊？”
“有！”随着这一声喊，连长命令道“打！”
军号声像霹雷般在半空响起。
任务完成了，在边防连六班和民兵一班的掩护下，我们跑步向七棵松树方向撤退。
我是机枪手，沉重的武器，加上脚下的雪很深，迈步特别累，满头大汗，衬衣都贴在身上了，多么想歇一会儿呀，但队伍中没有人掉队的，个个奋力向前。
我扛着机关枪，在越一条战壕时，没过去，摔下雪沟，马上有几双手同时伸来，扶得我双脚离地。我连雪也没拍，马上跟上队伍。
到公路时，我差不多接不上气了，全身湿得像粘上了胶布，脸上的汗像蛇一样蜿蜒在面颊，露在皮帽外的头发被汗水浸透，又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冻成了一根根冰柱。
可是，我不觉得冷，反而觉得热得透不过气来，每一个毛孔都恨不得张大蒸发水汽，哪怕这时洗一个冷水澡都可以。
“撤退任务胜利完成了，敌人正在古城聚集，上级要我们马上配合主力部队把敌人全歼在我们的领土上，叫敌人有来无回！命令我们全副武装强行军，迅速跑回古城！”
紧张的长跑开始了，虽然时时有人落伍，但重武器总是在最前面，一路上不断有人你争我夺，甚至把人都一起抱了起来……
我忍受着胃部的颠痛，冲进边防连的大院。
在清点人数，站齐队伍后，边防连战士不断高呼：“向民兵学习！”
我们也同样高呼：“向解放军学习！”
队伍的后面突然亮起了灯光，参观团的车队启动了。
队伍自动分成两列，在车灯照射下，只见一枝枝钢枪高举。
在越来越远的车上，隐约传来一声声“再见！”
爱辉古城，从来都是兵家要地。它北有卡伦山，南有巴拉哈达山，西有松树沟，西北有核桃沟，西南有长岭子山，东临黑龙江，方圆二三十里，山环水绕。
不过，在回民兵连部的路上，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古代战争中，大刀长矛，爱辉的确易守难攻；但在现代战争中，大炮坦克，爱辉却根本无法据守。真要是同对岸打起来，估计不会硬拼，而是先撤退到山里。那么，撤退时我想带在身边的是什么呢？
首先是武器，这毫无疑问；其次是日记本，什么时候也不能丢。其它的，除了被子和简单的衣服，我就一无所有了。
47、地道抓连长 [本章字数：1628 最新更新时间：2o13-o1-22 21:11:39o]
1971年春天，社员大会讨论了这样一件事：
今年还要不要接受上海知青？
新担任生产队长的王喜奎竭力阻挠再接受上海知青。他说：“我们队底子薄，再来知青就更受不了。”
最后，在副队长老吴“要不要？”的问声中，社员喊起了一片“不要”的喊声。
好几十知青都愣在那里没反应过来，只有几个大声嚷着：“要！”声音显得那么孱弱。
最后生产队决定不要。
其实，这并不是生产队能决定的，肯定是上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那一年，不要说我们生产队，就是全大队、全公社、全县乃至全省，也没有再来过插队的上海知青。
在边境插队的，就只有69年和7o年两批，我们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
那天晚上开完会，轮到我站岗，看见另外两个武装民兵背着枪出去。
他们上哪里执行任务去？给连部烧水的老贾不回答我，还让我不要再问。
事后我才知道，是大队书记郭木森派给他们一个秘密任务：抓连长。
民兵连部的会议室，有一个秘密的地道口。
郭木森站在会议室里，觉得地道里有声音，“是谁？”他发问。
可是地道里却没了动静。
郭木森马上联想到民兵连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程兴与大队出纳黄小梅，早就耳闻他俩有点那个事，莫非他们钻在地道里去苟且了？
于是他守住地道口，让烧水的老贾叫两个武装民兵来，拿着枪到地道里去抓人。
他果然猜得不错，一会儿，两个武装民兵押着程兴和黄小梅从地道里出来。
早上，公社武装部通知民兵连机枪手到城关集合去验枪。
我去取机枪时，有意路过关押程兴的房间。他躺在炕上，一双不安的眼睛看到我，叫了我一声。
平时这个人待人挺客气的，那天不知怎么让我觉得有点恶心。
我们备战深挖洞，结果他竟然利用地道，钻进去……
集合地点早就有三名解放军战士、一名公社武装部负责人等在那里。
我和拉腰子、黄旗营子另外两名机枪手到了后，坐上拖拉机朝西奔去，来到一个荒草丛生的靶子场，架好三挺机枪，目标是2oo米远的靶子。
指挥员给我们三个机枪手一人六发子弹，说明今天主要是验枪。
我沉着地压上子弹，按照要求，“哒、哒哒、哒哒哒！”从单发到连发，六发子弹从枪膛中射出，机枪的震动带动着我的心跳，子弹在空气中带着“啾――”的尖啸声。
我的成绩是六发五中，分别是“九八七六五”环。
而拉腰子的一挺机枪卡壳，黄旗营子的一挺机枪不能打。
指挥员表扬我的机枪保养得最好，然后将那两挺机枪调整后，又发给我们每人各3o发子弹。这一下真过瘾，只听见一阵连续激烈的枪声后，三挺机枪都冒着青烟，散发着火药味，前面的靶子早就被打烂了。
回来的路上，我抱着滚烫的机枪，唱起了歌。
到了连部，我又故意路过关押程兴的房间，发现里面已经空无一人了。
昨晚奉命下地道抓人的民兵告诉我，郭木森叫来公社武装部的人，先审那女的，确认他们不过是你情我愿的男女关系后，当场放走女的，然后让程兴也回家了。
程兴和黄小梅出了这档子事，在大队待不下去，先后离开大队，投奔到各自亲戚的村屯了。
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木森看上去越来越沉闷。
各生产队搞定额管理后，经常有队长去他那儿诉苦：比如取消了上山砍柴补贴，没人愿意去干；赶车的没有了超额工分，车老板也没人愿干；还有其它好多重活脏活累活，只要没有超额工分好拿，就没人愿干。
再加上副书记、连长和出纳员出事，他觉得现在农村的风气越来越不正，如果已经占到生产队劳力5o的2oo多个上海知青再出点什么事，马上就要开始的春耕不就乱了套吗？
郭木森是个党性极强的人，过了几天，他把大队四个知青点的头儿都找到连部，开口就说：“你们来了以后，农村发生了很多变化，老乡穿衣不再一律黑色了，开个会还唱起了歌，连喂马的青黑豆也拿来当菜吃了……”说到这里，他跟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然后他接着说：“将来农村面貌的改变，要靠你们青年人呀。你们都回去想想，可不可以每队组织一支青年突击队，先干起来！”
郭木森的意思，就是要让上海知青组织突击队，把没人干的活儿都接下来干，成为生产的顶梁柱。
这可能吗？
我没吱声，觉得要回去先和队长打招呼，再和知青商量，否则会显得太突兀，造成与其他社员的对立情绪。
48、逛县城 [本章字数：1558 最新更新时间：2o13-o1-23 1o:54:19o]
三月份，东北的积雪，开始白天化，晚上冻。
白天的道路，在渐渐化冻的雪水中变得泥泞不堪，这是东北最脏的季节。
俗话说：“小麦播在冰上”，拖拉机拉着播种机，开始下地，把麦籽播在浅表已经松散的冻土上。
探亲的知青开始6续回来。
每当三两结伙的知青回来，都会引起知青点一片惊喜的大呼小叫。
他们从上海带来好多吃的：大白免糖、花生牛轧糖、椰子糖、话梅糖、酱油肉、香肠、肉松、鱼松、麦||乳|精、炒麦粉、奶粉，还有各种腌制海产品……
有给自己带的，有带给老乡的，还有给其他知青带的……
插队干部老邵也回来了，见到我说：“在上海时，你父亲和我说起你，谈了许多，话语中好像一直在担心你，说你有鲁莽的闯劲、冲动的义气。”
老邵很奇怪：“你父亲口中的你，怎么和我看到的你，完全不像是一个人？”
真的不是了。
在我父亲被隔离审查的一年里，我就已经完全变了。父亲隔离审查结束后直接去了五七干校，他还没来得及发现我的这种巨大变化。
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那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发生了性格上的巨变。
我淡淡一笑，对老邵说：“这说明本性是不难移的。”
老邵不解地，但是和蔼地看着我笑了。
施卫疆走后，我要上县城把他今年被扣下来的口粮卖掉，然后把卖粮的钱和粮票都给施卫疆。
早上，我坐马车，花了五个多小时，行6o多里，来到了县城。
卖好粮，先去施卫疆那里把钱和粮票结了，然后他陪我上街采购：昊宇的小提琴弦、云龙的棉胶鞋、肖明的锁和钥圈小刀、知青点炮仗炉的水龙头橡皮垫……
从这个商店到那个商店，眼里所见的是花花绿绿的柜台，耳里钻进的是喧闹的喊叫声，鼻里总是有一股闷在箱子里的那种味道，我感到头晕了。
下乡十个多月，还是第一次用这么长的时间泡在商店里。
我像傻子一样跟在施卫疆后面，完成了各种代购任务，背着鼓鼓的书包，终于逃出商店，走在灿烂的阳光下和清新的空气里。
不想再耽误施卫疆的工作，我说自己一个人去逛逛，来到了县城的客运站。
客运站里人不多，我在候车的椅子上睡了一觉，直到别人把我叫醒：“你去哪儿？”我才舒服地伸了伸走酸了的腿，说了句“我哪儿也不去”把那人支走了。
出客运站，我向黑龙江边的那条路走去。县城不大，三四万人，横竖加起来也不过七八条大马路。江边这条路最有特色，街两边保留着很多俄罗斯的木刻楞房。
我来到江边，只见我方江堤上有一块大石碑，刻着**手写体：“小小环球，有几只蝇碰壁，嗡嗡叫……”正对着老毛子。
对岸毛毛子那儿，一座座厂房吐着黑烟，被北风吹得直往地上降，一排排高大欧式的房子躲在江边岗楼的后面。
冰封的江面上，有一条临时的车道在冰上直通江心。四辆马车正向江心走去，十几个人在江心不知忙乎着什么。
江堤上，三个老汉津津有味地说着话。
一个用手指着对岸一片黄颜色的房子说：“那点房子还是我们中国造的呢。”
“哪儿……？”
“靠近树林那儿。”他仔细地告诉了那位发问的老汉后，又说：“那大架子还是中国的呢！以前在卡伦山那儿的。”
我吃惊地看看那大架子，有两个上海国际饭店那么高，是苏联的电视广播发射塔。
“他们在江心干啥呢？”我终于等到他们停下对话，问了他们一句。
老汉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反问：“你问什么？”
我用手指了指江心的人。
老汉回答：“喔，他们是在淘金，黑龙江里有金子呀。”
这时，江对岸高音喇叭里传来唔哩嘛哩的声音，是一个男声在唱歌；突然，又变成了一个女声的尖调。
三个老汉听到对岸的喇叭声，觉得太吵，转过身走了。
“总有一天要打起来的，江对岸的屯子总要归还中国的。”我听见其中一个老汉边走边向另两个这样说。
江堤上，留下了我一个。
我仔细看对岸，有人在江边走动，还有大卡车来来往往。
我脑子里响起了一首歌：“……同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清晨共听雄鸡高唱……”
尽管这歌唱的是中国南疆，是与另一个国家的关系，但北疆两国友好时，这情这景不也差不多吗？
唉，原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却成了这样，可惜呀！
49、知青改编 [本章字数：1348 最新更新时间：2o13-o1-24 o8:43:48o]
落下了春天的第一场雨。
土地被浇醒了，除了小麦，大田其它农作物的备耕也开始紧张进行。
那时候，时兴“抓革命，促生产”，大队又召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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