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在于：省医学院的几名医药专家认为，这种迷幻药根本就是不存在的。这种现象只能在魔术表演中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然后医学专家介绍了几种最新近的引起神经麻痹导致幻觉的药物。但那些药物都不能出现意念的转换。但是事件千真万确发生了。在公安机关的报案记录里，我们找到了另外三个受害者，这三名受害者，一名是市计生委的干部，另一名是省邮电局移动机房的技术操作人员，还有一名是市教委的退休干部，他们三个人受害的地点不同，但经过却完全一样，而且他们似乎不像是有意要跑到公安机关去撒谎。其中，那名计生委女干部还因受骗数额巨大，几乎倾家荡产正与丈夫闹离婚。做了大约一个星期的调查之后，我把片子搭了一个框架。有一天上班时，正好电梯里碰上台长，当时电梯里就我们两个人，我就跟他谈了这件事，他听了沉吟一下没有说什么。电梯就到了他所在的九楼。快下班时，他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这个事例跟你的栏目正好能对上，可是，这最终毫无结果、但却可能引发争议的事件，医学科学没有认定的东西，你向社会发布就好像我们在散布小道消息一样，觉得用这个事件来作样片有些欠妥。记住，有关这类题材你只能打死老虎，去关注那些已经结束的东西，否则，我通得过，编委会的其他同志不一定通得过。你的《真相》栏目只能胎死腹中了。
既然如此，我当然就只有换了。也就是这期间的某一天，苏如到台里来找我要这次比赛的资料，说是有一家挺大的广告公司老总想看一些她的现场表现。她说她去过那家广告公司了，有几家南方的电子产品全省的代理都在那儿。另外，他们也在为省里一种女性用品做广告创意和制作，所以苏如比较在意这些资料，她希望我能编得细致一点。我说，那就只有等下班以后，如果一个下午机器都被我占着，别人会有意见的。而且你到时候在场看一下哪些要哪些不要你自己定。苏如说好吧！镜头和屏幕从来就是一种残酷的真实，人身上的缺陷会在那里得到一种夸张的突现，比如五官的某一部位稍微有一点偏离，到了屏幕上就要移位了。因此能经得住镜头挑剔的人在生活中是不多见的。然而苏如却是一个特例，无论是远景、近景、中景或者是特写，她都无可挑剔，显出了一种令人惊叹的完美。这也让我想到当初在城市小姐评选过程中，她作为最上镜小姐是当之无愧的。我想如果让她参加全国性质的此类比赛，假如评选后面没有黑幕，这个桂冠她也能毫无异议地戴上的。那是一个心路历程非常复杂的晚上，当你整整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去看着一个不断变换姿态，并且可以称得上是美伦美奂的青春女性时，你会是怎样的感觉？尽管这是在虚拟的屏幕里，但真人就在你的身边。一个晚上，我都有想拥抱她的冲动，但我表面上却装着毫不在意的样子。我说：“苏如你去拍写真，肯定比那些明星更畅销。”苏如说：“我就不懂，你们男人为什么看见漂亮一点的女人就色迷迷的。”快近午夜片子编好了。然后又转录一盘家用带交给她。苏如便心情愉快地回去了。我说：“你住哪里，我送你吧，干脆好人做到家。”苏如说，“我还住在我的队友于艳梅家。”我于是按她说的路线把她送到一家化工厂的宿舍区。苏如说：“反正是她一个人住，没有我作伴她还寂寞呢！她是我师姐，在绿世界时一直是她关照我。”到了一幢很旧的宿舍楼前，苏如便下了车，她扒在车窗上昏暗中向我灿烂一笑就进了楼道里。但是，车子还没到台里就收到她的传呼，她在电话里羞涩地说道：“于姐的男朋友在她那儿过夜，她以为我不回来了。我……我没地方睡。这边路太远，你把我送到另一个姐妹家去吧！”这样，我就又到化工厂把她接上来。车子出了化工厂的宿舍，就进入了市区。街上的行人很少，偶尔有车快速地掠过，整个城市参差的建筑在灯光中显出一种寂静的美丽。苏如坐在车上一言不发，她也不告诉我她的另一个姐妹的住所。只是有些茫然地望着远处的街影。
“要不，你上我那儿去吧？”我淡淡地说，内心却陡然有一种热烈的东西升腾着。“你女朋友没在那儿过夜吧？”“我那儿基本没有女人进过屋。”“基本没有？说明还是有嘛。”我说：“只有一个大学时代的女同学来过几次，不过结婚后就不来了。”“你有几间卧室？”苏如侧过脸问。我说：“你的意思我懂。房子是两居室的，台里暂时调济的，卧室就一间，另一间没床。不过我可以睡在客厅里。”她说：“你说话可要算数。”“你不是说过我不是那个马某人吗？”苏如笑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自语：“这么大一个城市，为什么连我的一张床都放不下。”过后便默然无语。很快便到了我的宿舍。苏如简单地梳洗了一下就到里面睡了，我抱了被子躺在沙发上在黑暗中看了一会儿电视，觉得节目实在看不下去，就关了电视很快睡了。后来发生的事，我至今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苏如是不是在心里认为我是蓄谋好了的，如果是那样，那么我和那个马某人便是一样的人。不过从以后的日子看来，她并没有这么认为，她好像在听我语无伦次地叙述了当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以后，没说什么只是用手在我的额头上狠狠地戳了一下，说：“我这是自投罗网。”那天晚上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苏如睡后不久，我便很快入睡了，然后就开始做梦。具体的梦境已经忘了，好像是被什么东西追着在奔跑，然后就惊醒过来，其实也没醒只是在一种迷糊的状态，然后，自己就爬起来上了一趟卫生间，接着便下意识地往自己的卧室里走去。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记起苏如在屋里。睡眠中的人的状态与醒着的时候完全是天上地下。即使躺到床上靠着另一个身体时，我也没有想到是苏如，我只是感觉到她是二年前在此偶尔住上一两夜的我的大学时期的女友。这种状态跟不久前一些医学专家对死亡研究得出的结果有点类似。这项研究表明，人在死之前的那一瞬间，生命中经历过的东西会像电影胶片一样快速闪过，而最先闪过的则是有记忆以来最早发生的事情，越是眼前的越模糊。我想，睡眠中的情况跟死亡也是非常类似的，当我躺到床上靠近一个女性的身体时，我便想到那个已经结婚的女友。然后，我便抱着她，抚摸着她的身体。我当时的状态基本上是睡眠状态。只是有点模糊的意识，觉得女友好像更丰满了。然后我就趴在她身上进入了她的身体。在整个过程中，苏如也处在一种半睡半醒状态里。她对我的抚摸也有一点回应。在我爬到她身上时，她也显得温顺，甚至在我迷迷糊糊找不到方向时，她像一个学雷锋的好心人扶着盲人过马路那样，把我牵引到我要去的地方。直到后来，她才像一个在水里憋得太久的孩子冲出水面时大声地喘息着。
天亮以后，当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时，我发现苏如捂着胸坐在床上吃惊地瞪着我。怎么回事？我也被这种状态惊醒过来了。我有点语无伦次地嘟囔着，然后坐起来。苏如闭了一下眼睛，好像是在想昨晚的事，然后便套上衣服靠在床头。很显然，她对昨晚发生的事很意外，她也是一定把我当成了另外一个人了。而我也只是觉得昨晚的我是和正在别人怀里的女友旧梦重温了一回而已。我和苏如的“同居”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所谓的同居其实也就是我们分室而居。就像城里打工族为了省钱合租住房一样，我们就是过类似那样一种同居生活。虽然，我们有过身体的亲近，但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苏如说：除非我愿意，否则你以后不能乱跑进我的房间里来，要不我就要告你私闯民宅。我说：好吧！我们的同居生活只有短短的六个月零五天。我一直不解苏如为什么会突然就决定和我生活在一起。尽管我的心里有过无数次的念想，有一天能与她拢衾而眠，哪怕就是一个晚上，甚至就是在鹭岛出事的晚上。当她靠在我身上时，我搂着她肩膀的手几次都不由自主像是容小丽看见钱包那样伸向别处。尤其是每当我看到她那美丽绝伦的身体时，我就会产生那种卑污的想法。就像曹小莉说的：我很想去饮一次毒药。苏如把她的家当在某一个黄昏搬到我的住所，我看到她的行李后吃了一惊。我发现除了几件简单的衣物和时装杂志之外，她居然有整整两大纸箱的卡通片，甚至在丹麦教授处看到的几张原版碟片也在其中。我明白了当时陈浩几近狂热地搜罗那些卡通的原因。我突然觉得有一点对不起陈浩。就像小时候和伙伴去偷梨，爬上树去的是他，接着梨并没等他从树上爬下来就把梨吃掉了的却是我。“你喜欢卡通。”我说。苏如笑道：“没长大是吧？”苏如离开模特队后不久，就到外贸进出口公司业务二科去了。一方面是因为苏如在市里一夜成名，另一方面——这可能是主要原因，那个一直关心苏如的省体委副主任田涛已经到外经贸厅做党委书记去了。苏如很快就在他的安排下进了主管服装进出口的业务二科了，而且连户口和编制也一并解决了。
苏如说，我不懂谈生意，科长、处长跟外国人谈生意都常把我带上，我是他们的花瓶。那段日子是苏如充满新鲜而快乐的日子。她像一条彩色的鱼在一个人造海底世界游来游去。而我的生活充实得连空气都稠密。每天早上开着部里的昌河面包车送她到外经贸厅，然后晚上去接她回来。如果她晚上有应酬，我就会在办公室看带子直到她结束时开车接她回来。余下的时间基本上在床上度过。尽管在开始的时候苏如和我有过所谓的约定，没有她的同意不能靠近她，但那句话就像一扇虚掩的门一样，轻轻一推就开了。我知道，女人说不就是要。那些日子，我迷恋她的身体简直到了狂热痴迷的程度。她常常会在我筋疲力尽地躺在她身边时指着我的脑门说：“想不到你如此好色。”我无言以对。歪着头在她的腰边沉沉睡去。而她则开始专心致志地看她的卡通。她像一个刚入学的儿童，看过的卡通能翻来覆去地看而不厌倦。常常是突然笑得缩着身子在床上打滚，或者突然拧着我某一处大叫起来，我每天至少要让她弄醒一两次。有一个星期天晚上，陈浩突然找来了。那会儿已经十点了，听到敲门声时，我正从冰箱里翻东西，而苏如则在没完没了地看她的卡通。我把门打开时，陈浩眼圈黑得像熊猫似的站在门口。等他挤进来站在大厅里一眼就看见苏如披着被子坐在床上。被子拉得盖住了光裸的胸。陈浩死死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一声不响地走了。他出门的时候，把门摔得很响。苏如说：“神经病。”过后便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继续看卡通了。但我却无法平静下来。我知道，我和苏如的这种状态一定深深地伤害了他。尽管苏如从来就没有答应过他什么，或者给他哪怕半点希望。他也可以想象苏如与另一个人在一起时的状态，但他永远也不相信这个人是我。陈浩从新闻部出来时，基本上是被辞退，曾一度无着落，青少部和农村部都因为对他的个性了解而对他望而却步，后来我跟常景说把他引到我们部里来时，常景说：“如果你让他来就你负责他。”陈浩最终到了专题部。《真相》这个栏目创办时，我又让他做了编导。陈浩对我心存感激，更主要的是他把我当成了某种依靠。我们有过一些所谓荣辱与共的日子。我记得《真相》刚创办的那几期，为了做几期好节目，我们与公安局联系后参与过一起解救被绑架人质的全过程，和一个围捕两名毒贩的战斗。其中最危险的经历就是那起后来被大家熟知并改编成纪实片的《八·一六大案录》。当时现场牺牲了一名刑警队长，歹徒的来福枪曾经指着躲在暗角里拍摄的我们俩，凶手说，你们俩退后，要不我扣一下扳机你们就完了。陈浩对我说：你下去吧，我一个人能摄下来。还没有说完陈浩就看见另一个歹徒举起了枪。他使劲推我一把后，自己滚到一边，枪砰的一声就响了，我们藏身的地方被来福枪的散弹打得百孔千疮。每当回忆起那惊险的一瞬间，我心里常会涌出一种温情。几天以后，陈浩请假跟一个电视剧组到外地去，他把一件摄影背心通过常景还给我。望着那件差点被来福枪击中的米色背心，我很难受。苏如说：“你是和他一块认识我的吧。”我说是。她说：“当时你是不是也瞄上我了？”我说有点动心。她就笑了，说：“你也不用内疚什么的，你不过比他身手敏捷一点。就像游泳比赛，早一秒摸线就是冠军。”我认为，她对待陈浩有点残酷，我想陈浩后来走那条路的原因跟苏如对他的漠视也有关系。
回想起来，我和苏如那段短暂的共有的日子，真正平静的时候非常少。由于外貌的特殊性以及苏如自身的原因，大约在我们同居的一个月后，我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反差。在单身的日子里，我的生活曾经狼狈不堪，常常主动地外出采访；即使在市里，我也是和一群人在酒吧或茶座里泡到凌晨。因为苏如，我突然变得像一个居家男人，一下班便顺路从单位东门外的菜场买几把菜扔到车上赶回家。而苏如却正好相反。大约在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她开始了我以前的日子。基本上凌晨以后才回来，有一两次甚至彻夜不归。她说，她在队友家里。单位张扬的环境为她洞开了世界的大门。她像一只鹂鸟在一片无边无际的森林里飞起来。四月中旬，她去了一趟欧洲某国，做一单服装贸易。由于该国为欧盟成员，且那些年政坛一直为右翼把持，对中国的纺织品贸易有着种种严苛的限制，这种限制另一面也使两国的同一类产品的价格差有着一个很大的空间。那年四月，苏如就在那价格空间里进行了一次类似卡通人物和情节式的惊险游戏。她利用业务上结识的一个台湾商人在新加坡注册的一个贸易公司对远在北欧的该国进行一宗大额订单谈判。然后，在国内又以台湾人在大陆的合资公司与台湾人在新加坡贸易公司互签订单，从而减免国内和出口国大笔税收。整个操作过程除了在一些关键环节得到科里的许可外，其它过程基本是她独立完成。这次贸易大约为科里赚回了七十万美元的利润，除了给台湾人十万美元的借壳费用。按百分之三的业务提成，苏如个人收入也近十五万人民币。——这件事情是后来苏如离开我以后才听说。我难于理解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在生活发生如此变化之后，能在一个和她朝夕相处肌肤相亲的人面前表现得无动于衷。我记得我甚至在她从欧洲回来后问过她情况怎么样，她当时还感慨地躺在被子里说：还好！然后把床头一个巨型纸袋抓过来翻倒在床上散开了一被子的照片。过后她一张一张地看着，那些照片基本上是她一个人在不同时候，不同背景下照的。我说：“照片外那个替你照相的是谁？”苏如说：“你问这么多干嘛？我又不是你老婆。”我说：“那以后有一天你成了我老婆总可以问吧？”苏如说：“为什么要结婚呢？以后分开来的时候会很麻烦的。”“那你说我们什么时候分开呢？”“干嘛！”苏如抬起头来望着我，“你生气啦？”“你当时说你需要一个男朋友是什么意思？”我问。“去挡住其他男人。”她说。“那你干嘛选择我，不选择陈浩或者周小云？”苏如呼地一声掀开被子坐起来，盯着我：“你是指望我每天守着你过日子。像一根藤一样缠着你做一个家庭妇女吗？你想错了。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只能让你们男人为所欲为。”说完，她翻身下床冲进卫生间拧开了浴室的水。地面上到处都是她妩媚的笑脸。苏如与男人的对抗性可能与她童年的经历有关系。她的家在郊区一个市属县的小山村里。她的母亲是镇上一个地主的女儿。因为家庭成份的关系嫁给了小山村里一个生产队长的儿子。关于那段婚姻，苏如没有过多的描述。但是在我们后来因为农民群体事件到那个村采访时，听到不少村民议论。她的母亲和那个生产队长的儿子的婚姻过程显得独树一帜而常让人津津乐道。那时候，正是学大寨兴修水利的时候，每年的冬季公社都会从几个大队抽调一批青年劳力到工地上去。苏如的家乡是流过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河一个支流的源头。在那里正修筑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库。公社的劳力分散着住在村里的每家每户。苏如的母亲就住在村里的某户人家里，一住就是一个月。那座水库连同引出的渠前后修了三年。每年的冬天，苏如的母亲和一些年轻的男女都要到村里来，在那个喧嚣的工地上，一个成份不好的姑娘却长着一张漂亮的面孔和一副健康而美妙的身段。队长的儿子苏金根常常在背后盯着她不眨眼。地主的女儿后来之所以成为苏金根的媳妇是因为两个年轻人打赌的结果。那个赌局非常有趣而且显出山里人的某种奇思妙想。和苏金根打赌的是一个伐木工。在工地上砍伐一株柯树的过程中，有一块树皮弹进了伐木工的衣领里，柯树皮的皮层与基杆连接的地方有层细小的绒状物质，这种物质一接触人的身体就会让整个人的身体奇痒难忍。伐木工一边抓挠着背颈一边脱光上衣使劲乱抖。这时工地的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员——一个上海女知青温润的声音。伐木工对一贯胆大妄为的苏金根说：“我们打个赌，你要是敢把一块柯树皮放到上海佬的衣服里去，我就让你搞到地主的女儿。”苏金根说：“打赌就打赌。”他伸出一只冻裂的手用粗短的小指头和伐木工拉了一下钩就捡起两块柯树皮往工地上的广播站走过去。他挑着土一边走一边把那两块树皮捏成粉末状。然后，他在路过那里的时候偷偷地撒进了上海知青的衣领里。仅仅过了一会儿上海知青便尖叫着浑身抓挠，她的尖叫声随着喇叭传向了整个工地，所有人都看见了上海知青像全身着火的模样。几天后的一个夜晚，伐木工问他的妹妹晚上她和地主的女儿几点钟睡觉。他妹妹说：“白天累得慌，晚上一上床就睡了。”伐木工说，今晚上等她睡了你来找我，我有事找你。果然，他妹妹不久就过来了，问伐木工有什么事，伐木工说，你在这里等我，不要走，我一会儿就来。伐木工说罢出门叫了一声躲在墙角的苏金根，苏金根便溜了进来，沿着伐木工手指的方向进了他妹妹的房间，伐木工诡诈地笑了一下，然后躲在门角听着里面的声响。
几个月以后，地主的女儿在春耕来临的时候嫁到了村上成了苏金根的老婆，苏如的妈妈。苏如是在那年元月出生的。因为产后出血，村里的接生婆用一种草药止住了，但也从此绝育。在后来的岁月里性情凶蛮的苏金根开始无休止地殴打这个他曾经梦寐以求的女人。他甚至仇恨这个女人，为什么不会生出一个儿子来为他传宗接代。当他第一眼看见从母体坠落的那个女婴时，他就气呼呼地骂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转身离去。以后连给这个女婴取名的兴趣都没有了。满月的那一天，那个满腹经纶的老地主——她的外公在一种压抑的气氛中为这个女婴取了一个名字叫“如”，他希望这个孩子在未来的岁月里一切能如愿以偿。同时，在这个含义不明的字符里也隐含了他对这个孩子及她的母亲未知命运的担忧。在苏如童年的记忆里，母亲的苦难就像苏金根撒在上海女知青颈背后的那把柯树屑一样让她有一种透骨的难受。如果不是那个外地来的男孩给她的童年那点亮色，她真是生活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但是，这个男孩已经杳无音信了。自从母亲把她送到体校来的那一年以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在后来的岁月里，她常常会想起那个浓眉大眼的男孩，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我和苏如的分手源于后来苏如所作的一次选择。自从那次成功的贸易之后，苏如和她的科长的关系突然变得非常恶劣起来。那个心胸狭窄的男人逢人便说，这是一个极有野心的女人，给她机会，她会成为武则天。其后不久，科长从那次贸易过程里找到了一个差点让苏如栽进监狱的证据。据科长写给厅里纪检组的一份报告说：苏如的那批服装贸易的全部利润共有近一百万美元。其中后来苏如私自将其中的十五万美元截留在台湾商人手上，然后被两人私分。纪检后来查证的结果是，当时台湾人也有一批对欧洲某国的纺织品贸易。当时他同意把自己借来借去的条件之一就是把这批纺织品，连同苏如的那批服装一起进行谈判和结算。这件事虽然没有给苏如带来致命的后果，但让苏如对外贸生出了一种绝望情绪。她说当时台湾人就跟她说过，让她跟他做生意，如果同意就任命她做他的大陆代理。如果那样，那一百万美元她就能拿百分之二十，即二十万美元，而不是十五万人民币。苏如说，我当初完全可以这么做的，外贸里一些人吃里扒外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我死心塌地为你们工作，你们却把我扔到火里去，这是一些什么人！外贸的问题多得像厕所里的苍蝇，总有一天会搬石头砸自己的。苏如又在田书记的安排下，到了外经贸厅下属的湖滨大酒店做副总经理。那是一个四星级的大酒店，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豪华的设施使酒店在整个城市里显得卓尔不群。苏如到这里不久，酒店的群楼刚刚竣工，正在对外招商。台湾人对苏如说你也不要当那个破经理了，我们一起成立一个娱乐公司，把这四层楼一起租来搞个饮食娱乐一条龙服务，而且是市里最高档的。苏如说，让我想想。那天晚上，苏如把台湾人的话告诉我时，我说：“除了从事色情业你就没有别的选择吧？”苏如愤怒地看着我。“那个台湾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他可能……”“够了。”苏如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会做出选择的。如果你觉得有一个色情业的女友是耻辱的话，那我们就分开吧。”“苏如，你就不能平和一点地生活？干嘛要折腾自己。”苏如一言不发地走了。几天后，她和那个台湾人一起来搬东西。出乎意料，那是一个气质儒雅的年轻人，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整个感觉无法让人捕捉到一点商人的影子，他其实更像一个学者。我是在他们把东西快搬完的时候才回去的。我看见那个台湾人对正在搬着影碟的民工不停地说着小心点、小心点，一路跟着下楼往门口那辆奔驰车上放。像一个刚做父亲的男人追着从产房里抱出的婴儿。台湾人转身上楼时我站在门口堵着他。我说：“是谁允许你进来的？我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你抓起来，信不信？”台湾人尴尬地望着我。苏如从屋里走出来看了一下我，对他说：“你到车里等我吧！”民工把最后一点东西搬下去后，苏如坐在床上默然无语。我靠在卧室的门框上一边吸着烟，一边看着坐在床上的那个仿佛一夜成熟的女人。我说：“难道钱真的对你那么重要？”“我不只是为了钱。”她说，“对不起，我也不是你所期望的那种女人。”“我们在一起完全可以生活得很好的。”我说，“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呢？”“谢谢你这几个月来对我的照顾。你让我快乐过。”她站起来扑到我的怀里紧紧地抱着我，然后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快步离了屋子。楼下的车子无声无息地走了。这样，我和苏如之间便结束了。而对于苏如来说，她自己风生水起的生活才真正开始了，我想，她不应该为她后来的一切后悔。哪怕她真的被法院宣判有罪。
接到苏如的电话是在二审结束后十天左右。当时检察院已就这个案子向省高院提出抗诉，省高院在接到抗诉后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是检察院方面却在接受报纸采访时声称：虽然直接凶手已经死了，但我们一定会把幕后指使的人挖出来。“你有空吗？我想见一下你。”苏如说。这句话与她第一次找我时说的一模一样，可是时间却过了数年，我突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还在从前的茶楼吗？”我说。“不。”她说，“我现在不想到一些公众场合去了，这你知道。如果你有空就到我住的地方来吧。”“可我不知道你住在什么地方。”我说。“我让车来接你吧。”她说。我原想她的家应该是那种豪华别墅或者庄园式的地方。却没有想到是江南大学教授楼一栋四层的房子，顶楼周围有些栅栏。苏如穿着一套天蓝色运动衣在客厅里等我。我是第一次看到她穿着运动衣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她的着装相当简约而时尚，虽然很少有华丽的盛装，但每一种装束都非常优雅，连饰物都精妙。这种样子让我感到了她心态的变化。“你还住原来那儿吗？”她问。“没有。”我说，“住到台里去了。去年调了一套房给我。”“哦。”她歪了一下身子，用手支着沙发的扶手向我倾斜了一点，另一只手把玩着一只类似布娃娃一类的造型怪异的卡通物。“几年里我们只见过几面，同在一个城市里。”她自言自语道。“我常常地见你，在我们的节目里。”我说。她笑了一下。“你相信我是幕后指使的人吗？”她突然问。“法律不是为你开脱了吗？”“可是他们还咬着我，”她目光黯然，“他们是不是另有企图？”“大多数市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说，“我采访过一些市民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如此。”“的确，我有太多的杀他的理由。可是，我没有。”苏如说。“相信法律吧！”我说。苏如沉默了一下说：“我想离开一段时间。”“这种时候你不宜离开。”我说。“不。”她说。“你要到哪里去？”我问。她说：“我想到法国去。他们发出了邀请。”“是和你有过合作的转基因植物生产企业吗？”“是的。”她轻轻地揉着、翻来覆去地看着手上的那个怪异的卡通玩具，仿佛那就是她。“可是，”我说，“你现在不宜出去。据高院透露，这个案子可能不久会发还到中院重审。你一走，检察院就可能认定你有其它企图，他们可能就采取一些极端措施。”“法院既然已经认定了无罪，我就是一个自由的公民。”“你是想重新振作一次吗？”“我不知道。虽然我心态苍凉。”她说。然后她沉默着，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相信是我指使他去杀人的吗？如果没有这个判决，你会相信吗？”“我当然知道你不会这么做！”“但检察院为什么还要指控我？还要抗诉。”“前两天，你的代理律师在我们的节目里谈另一个案子时，我顺便问了一下你的事，况律师说，主要原因是在案发前你和疑犯突然过往密切，案发的当晚疑犯打出的惟一一个电话号码是你的。而你在法庭上说的电话内容没有人能证明那是事实。”“既然这样，那为什么不判我有罪呢？让他们判我有罪好啦！”“法律上有一条原则：谁主诉谁就要负责举证，而检察院也没有你指使疑犯的确切证据，所以法院就判你无罪。”“这些，况律师都跟我说过了。”她显出一种欲言又止的神情，但最终还是沉默着。“其实，你是可以找到当晚通话内容的证据的，对吧！当时另一个人就在你身边。”苏如吃惊地望着我，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太熟悉你了，我们在一起生活过。”苏如坐在那儿，她的目光越过几乎是一个整体墙面的玻璃窗，望着校墙外的远处的郊外。“为什么你不让他出庭作证？我很费解。”“我不愿意。”“你是在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我突然觉得女人有时是不可思议的，她们常常会把一些东西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从你那儿走后，我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苏如茫然地望着窗外，不仅是茫然还有一点痴迷。然后她就漫无边际地说着自己以及她身边的人。那天下午，我和苏如一直呆到深夜，在这段时间里，她自始至终很少提到陈浩，我为陈浩感到悲哀，甚至觉得他有些不值。在这起耐人寻味的案件里，陈浩做了一件苏如一直想做的事，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对苏如深入骨髓的爱，但是苏如却对此视而不见。
闻小勇进入新世界娱乐有限公司任总经理时，苏如和台湾人的合作已经结束。在此之前，闻小勇是市公安局治安处的副处长。他与苏如真正相识是他带着民警到新世界调查三陪小姐李艳被害案开始的。李艳是被人杀死在出租房里的。与她同住的另一名小姐提供的情况是当天夜里李艳从新世界坐台回来后带回来两个年轻人。闻小勇很快就把案子给破了。这起凶案是河西黄沙州村的两个青年农民干的。因为这起案子，闻小勇和苏如认识了，在此之前闻小勇也曾作为客人身着便装常常出入新世界，这里的领班、大堂经理对他都不陌生。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苏如。事实上，苏如基本上是不在夜里到新世界露面的。在与台湾人林百祥合作的两年时间里，她除了开张那段时间偶尔晚上去一两次以外，大多数日子，她都是在酒店后楼自己的办公室里。总的来说，她和台湾人林百祥的合作是成功的。两年的时间基本上让林百祥收回了当初投下的七百万人民币。就是说，林百祥两年时间赚下来一个新世界。但是后来发生的绑架案使林百祥来不及多做什么，就心有余悸地逃回台湾了。绑架是市里一个流氓团伙实施的。这伙人当然没有张子强那批人那样贪婪。他们只勒索了台湾人一百万赎金。苏如让人把一百万赎金交给绑匪后告诉他们，钱你拿去，但人你一定要放出来，你们不要指望杀人灭口。你们是谁我早就知道，如果你敢动他一根胡子，我就立即报警把你们抓起来。绑匪也只想要钱就把林百祥放了。不过还是把人质打得不成人样。后来，林百祥问她，你是怎么知道绑匪是谁的。苏如说，我哪里知道他们是谁，如果我不这么说，他们就会杀人灭口的。林百祥深受感动，但他已经不敢再在这里呆下去了。他对苏如说，新世界就交给你了，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我。就这样，新世界作价三百万全部转让给苏如。按当时林百祥拥有百分之八十的股份，苏如要给他二百四十万。苏如说，我没有那么多钱。台湾人说钱你随便什么时候给都行。苏如写了一张二百四十万欠条交给台湾人。充满留恋地看着那个一脸泪光的小伙子进入机场的安检门，然后直到她看不见。闻小勇的出现让苏如产生了一个设想。她知道这个大型的娱乐场所如果没有一张能把得住的网，想要一直开下去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有一次她开玩笑地提出来，让闻小勇辞职到这里来当她的总经理。闻小勇出生于公安世家，他的爷爷是最早一位市局刑侦队长，他的父亲是在河东区公安分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的。闻小勇原在刑侦支队作为一队的队长，提拔后就到治安处作副处长。按照级别，这个副处长实际上是正科级，闻小勇在这个副处长位置上干了五年时间，他的下属都已经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了。局里人说闻小勇上不去的原因是因为他太黑了点。闻小勇说，我就是在办案子里面得罪了某些人。闻小勇说的某些人既有市里的某个领导，又有局里和政法委的某一两个人，但是闻小勇却有着很好的群众基础，他的底下有一帮小兄弟警察，各区和派出所的人对他熟悉的程度也远远超过其他人。闻小勇对苏如的话不置可否，他笑着说：“你出得起价我就来。”苏如说，我一个月给你二万，然后给你百分之十的干股，但是你必须保证我这里不出事。闻小勇说，给我的条件当然可以，但是你要罩得住这么大一个场子，还得照顾一下我的几个兄弟。苏如问你还要多少呢？闻小勇说，每个月再加五千。另外如果我到你这里我的交通工具就得交上去。苏如说，林百祥还有一辆丰田留下来，你就先用着。这次谈判很愉快。闻小勇大约在一个月以后就辞职到这里来上班了。正是这百分之十的所谓干股，为后来发生的事埋下了伏笔。这百分之十就像是一包炸药的引信一样在点燃以后，很快就爆炸了。当然点燃引信的时刻还没有到来。闻小勇到新世界以后，新世界的客人比原来更多了。ktv的包房基本上要预订。桑拿房的小姐一批又一批地来了。激烈的竞争按照市场法则使那些小姐们一个比一个漂亮。这期间，市局组织过全市的统一行动，新世界自然安然无恙。警车刚从指挥中心出来，闻小勇就知道了他们的行动路线。苏如看到闻小勇那种处世不惊的样子，脸上洋溢着某种幸福。应该说，闻小勇是那种见多识广的人。尤其他那高大威猛的块头和眼睛里透出的寒光，不仅让新世界的员工有点发怵，就是社会上那些屡次进过宫的小罗汉们也生出畏惧。闻小勇在刚进新世界不久，曾有一次把他认为想犯点事的一些人找过来，在桑拿室洗过一阵之后全部集中到休息厅里，他站在大投影的巨型液晶屏前，突然从腰里抽出一把手枪来，对着那些人说，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今天让你们给外面的人传个话，谁到这里来惹事，我就崩了他。闻小勇在深夜下班前，常常会到后楼苏如那儿去说说话。开始的时候是谈新世界的一些营业情况。几次下来，苏如说，你也不要跟我说，你是总经理，你觉得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用人不疑嘛。也有一两次，闻小勇就在苏如那个办公室兼卧室的套房里过夜。在此后的不久，苏如用准备给林百祥的二百万连同一百万的营业收入在河西区靠近黄沙洲村的地方买了一百亩地，每亩价格是三万元。
闻小勇说，你现在投资房地产已经太晚了，这三百万不如再开个娱乐城。苏如说，我有我的想法。闻小勇笑了。现在想来，苏如所谓的想法确实有过人之处。当时她没有把她的想法告诉闻小勇，据她后来说：是因为她不想让闻小勇知道她的另外一些事情。当时，促使她下决心买下那块地的原因是当时市里正在酝酿的某项决策。这项决策在苏如和黄沙洲的村党支部书记黄水苟签约之前，才刚刚从市里送到省里有关部门讨论。这个决策的知情人，也可能就在十人左右。半个月以后，当黄沙村的黄水苟书记在报上看到这个决策及有关方案后，后悔不迭地骂了一句非常难听的话，说：“这个女人了不起！”闻小勇躺在苏如那张巨大的办公桌前的沙发上把一只脚举得高高的。那擦得锃亮的老头皮鞋在白炽灯的照映下发着幽蓝色的光。一个派出所的兄弟收了几张a级片，看看吧。他坐起，走到了苏如的身边抱着她说，老看卡通有什么意思。“新到的《猫和老鼠》。”苏如说。
那个叫唐湘育的孩子到苏如他们村的时候，他的父亲——一个拉车的男人已经在那村子拉了二年的枕木了。唐湘育那一年十二岁，苏如只有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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