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都不会和婚外关系的女人结婚，再说，在他们的生意淘里，婚外关系是无所谓的，阿川可能是会对妹头有几分真情，但一旦混入生意淘里，事情也就变了面目。而老婆是可靠的，稳定的。更何况是薛雅琴这样的老婆，凡事都不大计较，一点不妨碍的。她还给阿川生儿子了呢！宁波人是重子嗣的，尤其是阿川这样，父亲早逝，又是独出的儿子。再反过来说，妹头也未必对阿川有真情，单是为了薛雅琴这一层，她就不会把阿川放在眼里。但阿川确是动了她的欲念，这种欲念好像在他们之间埋藏很久远了。当他们头一次发生那样的事情时，两人不约而同的，耳边都响起小时候，阿川的自行车骑向妹头她们的橡皮筋，妹头逼人的叫声：你骑！你骑！你骑！这是翻成普通话的说法，沪语里自行车是被叫做脚踏车的，所以，妹头叫的是：依踏！依踏！依踏！这个踏字发音哒，音更短促：依哒！依哒！依哒！他们耳边响着这声音，有一股施虐和受虐的刺激，加强了快感。这是在南边一个叫东莞的小镇上的旅馆，气候炎热而潮湿，窗外是挤挤挨挨的屋顶，破碎的瓦爿上林立着电视天线，挂着一些肮脏的塑料袋。他们出生并长大的上海，那条城市中心的弄堂，一下子退到无影无踪，他们都好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他们一下于变得如此相像和接近，他们均是充斥着旺盛粗野的欲望，还有活力。
离婚后，妹头带了孩子搬到隔了一条横马路的舅公的房子里。小白的房间，先是去掉了一半家具，然后，紧接着就填满了更多的舅公的旧东西，那张宁式眠床又回来了，老迈而多病的舅公，从早到晚睡在上面。孩子虽然跟了妹头，但因这里是他住惯了的地方，所以，几乎每天都要来，三顿饭里有两顿在这里吃。甚至连妹头也一起来，熟门熟路的，倒反比过去更热闹也更杂沓了。小白就在西边开发区里借了套一室户的工房，搬过去住了。生活陡然地清静下来，变得很单纯。开发区的夜晚是寂静的，他这才发现他在喧哗的市声里已经生活得多么久了。远处有几部塔吊在工作，塔吊上的灯在夜雾中一明一灭，更显出了夜的辽阔空旷。他的思想便在这空廓中活跃着。
就这样，他开始了真正的写作人的生涯。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在一起讨论着思想和写作。但这许多朋友中并没有阿五头。阿五头依然住在他们家的老式公寓房子里，读着（周易）。他和小白已经很久不通信息了。在小白结交的朋友中，常有年轻的女性。她们思想开放，特别喜爱清谈，其中有一个做了小白的女朋友，他们的关系甚至发展到了同居。小白却不打算与她结婚。倒不是说他惧怕婚姻，而是觉得他与女朋友的关系有一种不真实的性质。他们是思想的伴侣，婚姻却是，生活。而他多少有一点惧怕生活。后来，女朋友主动了断了这样的、没有结果的关系，另寻归宿。女朋友的离去，使小白伤心了一阵，他感到了一个人生活的寂寞。于是，他又有了一个女朋友。但这一个是比上一个更没有婚姻的希望了，因为更加不真实。前一个到底是小白第一个情人，要从思想的接近和交流来说，她又可算是小白的第一个异性朋友，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影响，有过一些动情的时刻。而这一次，似乎只是对上一次的某种模拟和重复，不管承认不承认，是有些填补空白的意思。之后，小白也还有过另外的，或长或短的异性经验。这些异性像流水一样从小白的生活里流过，陪伴着小白的孤夜。小白住的这座楼的周围，渐渐矗立并簇拥起高楼，最终，这座旧楼宣告废弃，将进行爆破，夷为平地，再建新的大楼。小白便搬出了这个套间。这时候，他已经在开发区另一角的高层里，以按揭付款的方式买下了一套两室一厅。他住进了新居，夜晚，拉开窗帘，见已是万家灯火。
他很少回家。舅公和阿娘相继去世，哥哥去了美国，将父母接去探亲，姐姐一家则从住房逼厌的婆家搬回了老房子。他就更少回家了。儿子有时会来看他。他已经是个小小少年，迷恋电视和游戏机，和他并无多少话讲。他从来就不怎么喜欢孩子，觉得他们很麻烦，现在就更不谈了。他只是替儿子支付生活费，交纳学费，还有赠送礼品。妹头的消息时有时无，最新的一个是，妹头出国了，去的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略有些惊奇，想妹头怎么会去那么一个冷门的地方。但再一想，又觉得妹头和这地方相配极了。小时候，这城市的大大小小弄堂里的孩子，都是用一句沪语的谐音，来记诵地理课上的这个地名，叫做玻璃木梳眼泪水。谁让它有这样奇怪的冗长的发音呢？就这样，玻璃木梳眼泪水。他们念经似地背诵着，心里其实并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个地方，谁会叫做玻璃本梳眼泪水呢？可妹头果真去了。
现在，他走在熙攘的街道上，迎面而来，最触目的，是年轻美丽的女孩子们。她们一律穿着最为时尚的衣着。由于时尚，她们的面目彼此就有些相像，而不是以往那样，每条马路的女孩子都有每条马路的风范，她们各不相同。在他从小长大的淮海路上的女孩子，有着特殊的脸相，她们渐渐地出现在他眼前。有淮海路上一枝花的端正的鹅蛋脸型，这种脸型轮廓特别匀称，额，颊，眉棱，下颌，线条紧凑而柔和，在颧和腮之
间，有些微的凹陷，这一处凹陷使得脸部有了股伤感的格调。这种脸型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些憔悴，这就是那伤感格调忽然间并发的缘故。七○届的拉三的脸型比较华丽，色彩相当强烈，从细节看，不是那么均衡，但每一个冲突，都得到有效的解决，结果是，整体的和谐。由于它性格突出，所以，并不是每个角度都是好看，某一个角度，甚至颇为难看，可这难看也是有色彩的。总之，它招人眼目。玲玲是有些怪异的脸型，她的近乎透明的白皙，浅蓝的眼白，微黄的头发，还有包着的嘴形，流露出的是诡秘的情调。没有人说她像异国人，她不是那种异国人的形象，但她怪异。她特别适合她后来选定的发型，就是将头发梳向一侧，在一侧的耳畔系起一束，这加强了她的怪异。淮海路上还有一种脸相，是有些像动物，比如说，狐狸。吊眼梢，尖下巴，鼻子细长，嘴，阔而扁。这种脸相的女孩子，大都聪明活泼，但是也有些刁，口齿尖利，不怎么好相处。再有一种类型是接近亚热带的种族，肤色黝黑，小而圆的头部，面部肌肉结实，瞳仁的颜色特别深，眼睛的重睑阔而显著。她们大都是小个子的女孩，动作富有弹性，适合劳动和运动。许多脸相涌现在他的眼前，街上的女孩都换了脸，变成他所熟悉的那些。在她们中间，他好像看见了妹头。妹头的脸，是的，妹头的脸，是他说不出哪一种类的，可却无法混淆。妹头面目奇异地走在人丛里面，走着，走着，然后飞翔起来。她越过了那么多的各不相同的脸，飞翔起来，很多脸都落到了她的身后。她飞翔，飞翔，一直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
在我睁开眼睛看这城市的时候，这城市正处于一个交替的时节。一些旧篇章行将结束，另一些新篇章则将起首。这虽是一个戏剧性的时节，可由于年幼无知，也由于没有根基，是领会不到其中过节之处的微妙，不免粗心地略过了许多情节。只有当剧情直指核心处，也就是说到了高潮的时分，才回过头去，追究原委。而一旦回头，却发现早已经事过境迁，人物两非，那原那委就不知该往哪里去寻了。城市的生活又带有相当程度的隐秘性，因都是些不相识不相知的人，聚集在一起，谁也信不过谁，怀着防范心，生怕被窥见了根底，就更看不清了。其实，有谁能一帆风顺地来到这地场呢？这地场多少带有些搏击场、生死场的意思，来到这里，谁都带着几分争取的任务，有着几分不甘心。所以就攒下了阅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故事。等我们赶来这城市了，这故事差不多已经收场，只剩下一些尾声，蛛丝马迹的。
说是交替的时节，旧篇章和新篇章，是因为这两种故事的完全不相同。它们看上去几乎毫不相干，除了时间上的连续性，情节、细节、人物都是中断的，终止以后再另起。它们呈现出孤立发展的趋向。或许所谓历史的转折就是这样，带有激变的形态。所以，当我睁开眼睛，这城市的人和事扑面而来，都是第一幕的性质。序幕呢，也已经在半知半觉中过去了，现在开始的是正剧。
时间大约是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光景。我家所在的弄堂前面，这个城市中著名的街道：淮海中路，梧桐树冠覆顶，尤其在夏天，浓荫遍地。一些细碎的阳光从闲的活动。一般来说，它的意义不在于吃。虽然在这非常时节，吃的意义变得很重要。可人们还是保持了它的消遣的优雅的性质。大家矜持地坐着，不太去动面前的西点，只小口小口地呷着咖啡和加奶的红茶。当热腾腾的烙面上来的时候，人们也是漫不经心地用叉子轻轻凿着烤焦的边缘，好像是迫不得已才去动它的。由于是和不相识的人坐在一起，也不方便谈话，所以大家就只是干坐着，看上去不免是有些无聊的。只有我们三个是目的明确的，那就是吃。我狼吞虎咽地吃着奶油蛋糕，爸爸妈妈则欣赏着。吃完一块，他们便说：第一幕结束。然后，第二幕开始。我的不加掩饰的好胃口，也引起了周围人的惊羡，他们会对我父母说：这个小孩真能吃啊！其实那时节，谁不能吃？我想，他们惊羡的只是一个孩子能够如此坦然地表达出旺盛的食欲。
我觉得他们也是没有希望的。他们的享乐与摩登里，总是含着一股心灰意懒。他们倒不像隐居的鼹鼠，而是像后来我们课文中学过的一种寒号鸟，它老是唱着：得啰啰，得啰啰，寒风冷死我，明天就垒窝。他们得过且过，今日有酒今日醉。他们的华丽是末世的华丽，只是过眼的烟云。文化革命初潮时期，在这个城市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摩登男女的尖头皮鞋和窄裤腿。这显得粗暴而且低级，却并不出人意外，而是，很自然。这种不合时宜的华丽，终会招来祸事，只是个时间的早晚问题。但真到了看着这些趾高气扬的男女们赤着足，狼狈地在街上疾走，心里竟也是黯然的，好像临头的不仅是他们的末日，也是自己的。
大约是七二年的光景，也就是文化革命的中期。那时我们有一伙人长时间地离开各自插队的生产队，聚集在上海，活动着投考地方或部队的文工团。我们互相串来串去，交流着学习音乐的感想。有一日，我们相约到某女生家去，听一名老师讲和声技法。这是名插队江西的女生，曾在音乐学院附小就读，专攻大提琴。她的长相略有些粗拙，穿着朴素得近乎土气，但态度很沉静，流露出良好的教养。她家住在喧闹的静安寺附近，走过一条嘈杂的菜场，弯进一个背静的短弄，敲开第一幢楼的底层大门，就走入了她家的公寓。这公寓里竟是，竟是这样的生活！棕色的打蜡地板发出幽光，牛皮沙发围成一角，一盏立灯下，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先生正在看报。客厅的这一角，立着一架荸荠色的钢琴。与沙发那角，隔着餐桌。客厅通往卧室、或者卫生间的门，半开半掩着，有一身着睡衣裤的女人里外走动着，是这家的母亲。由于客厅阔大，距离略远，她的活动又基本局限于那一个角落里，灯光从后头照着她，有一股慵懒的、闲适的气氛。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说佟振保夜里看见王娇蕊从卧室里摸出来，到穿堂里接电话，在暗黄的灯照里的气氛，就有些类似。这样的布尔乔亚式的生活，保存得这样完好，连皮毛都没伤着。时间和变故一点都没影响到它似的。在疾风暴雨的革命年头里，它甚至还散发出一些奢靡的气息，真是不可思议。这客厅，你说放在哪个年代不成？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六十也勉强可以，然而，这是七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关头。说他们没希望了，可他们却依然故我，静静地穿越了时代的关隘。它们也可说是落伍，和时代脱节，可看起来它们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并不倚仗时代，也就一代一代地下来了。
在我家的弄底，住着一户医生的家庭，老先生是沪上小有名望的小儿科医生。要知道，在他那个时代，小儿科作为一门专科，是表明了西学的背景。他原是开着一家私人诊所，他家的住宅就是按着诊所的需要，在这新式里弄房屋的基础上扩建和改造过的。它要比其余几幢房子都大，扩建的部位占去了一个后弄的弄底。所以它的后门不是与其他的后门并列开设，而是成直角，直对着后弄口。改造的部分则在前门，一律的长方形院子，他们则切去了一条，做了一个门厅，门厅里设挂号的窗口，还有候诊间，就像一家真正的医院。我从来没有进过他们家，他家门户也很森严。只是他家那半边院子里，繁茂的花木，从院墙伸出了枝头。他家有三儿二女，其中一儿一女承袭父业，学西医，也是小儿科。老先生后来关了诊所，受聘于一家儿童医院任院长。从这点来看，他似乎是一个谨慎的人，因为在那时节，私人开业的医生还有一些，政府并不禁止。再有，他有时候会来向我母亲打听一些事情。他向来称我父亲母亲为同志，前面冠以姓字。他很信赖我母亲的政策水平。到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家也搬离了这条弄堂，有一日，他和师母竟还寻来，与我母亲商量退休好还是不退休好的问题。他极少在弄堂露面，上下班都有小车接送。他们的家庭在这条普通的弄堂里显得很神秘，倘不是他家的保姆与弄内其他人家的保姆结伴来往，传出一些消息，人们就再无从了解。他家长年用两个保姆，其中一个据说是师母的陪房丫头，后因紧缩家政，离开他家，到隔壁一户人家帮佣，但却依然自由出入他家。从这保姆身上，也可看出他家的生活是何等养尊处优。与其他保姆不同，这保姆是单独开伙的，她的饮食要比她的新东家精致得多，自己慢慢地在厨房里享用。从她的言谈中得知，老医生家的保姆是不上灶的，只做些下手，师母亲自烹饪。每天天不亮，那保姆则要负责磨出一罐新鲜豆汁，同大米煮成米粥，给老先生做早餐。他家吃饭实行严格的分餐制，使用公筷，碗筷每餐都要消毒。我从后门口窥见过他家的厨房，果然有一具石磨，想就是用来磨豆汁的。
比较老先生的谨小慎微，他家儿女就显得有些张扬了。他们均长得高大俊朗，神采怡人，穿着十分入时，属街上最摩登的青年。尤其是老大，最为风流潇洒。仲夏时分，他穿一件雪白的衬衫，下摆束在裤腰内，四周松松的蓬着，西式短裤紧紧包着臀部，伸着两条长腿。然后哈着腰骑一辆飞快的自行车，从弄堂里翩然而过。据说他在这城市的一所著名的大学攻读土木专业，是学校交响乐队的大号手。他一看就是会玩乐的样子。有时听他站在阳台上吹口哨，吹得十分婉转动听，音色嘹亮，曲目也很丰富。还听说师母管教儿女甚严，这样年长且出息的儿子，因交了不适宜的女友，便将他关在洗手间里责打，直到他低头服输，乖乖地与那女友断了交。印象中，他家的社交是由这位长子负责，有些夜晚，门厅里的灯亮了，将我家院子照了一块雪白，然后就听见送客的声音。那长子的声调异常突出，音色又好，小钢枪似的男高音。随着殷殷的送客声，门前的灯也亮了，照耀了大半条弄堂。他们的脚步，清脆地敲击着弄堂里的方砖地，恰，恰，恰的，惊动了弄堂里那些习惯早睡早起的人们。
这名青年显然是骄傲的，谁让他处处占人上风？长得好，运气好，又聪敏，气焰总是很高的样子。其实，这正是他的天真之处，不晓得收敛，容易头脑发热，爱逞强，还爱管闲事。有一晚，也是送客，客走了，他返身进门时，忽见我家墙头上（足卷）着一个人影。就在他驻步抬头时，人影刷地溜下墙来，撒腿就跑。其时，我们在房间，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见拔地而起一声高腔：捉贼！推门而出，只见墙头横搭一块布料，是我家保姆白天浸了水后晾在院子里，忘记收回屋里的，才知道是遭窃贼了。这是我们弄堂历史上第一次遭窃。因我们弄口设有一个派出所，而在此前不久，派出所迁走了。整条弄堂都惊动了起来，纷纷推窗张望。那贼和捉贼的看不见了人影，一前一后追上了前边的马路。人们都说是捉不到的，做贼的到了这一步，只有华山一条道，还不是不要命地跑。可这一回，他却遇上个不要命地捉贼的了。他竟然追上了小偷，将他扭送搬迁到另一条弄堂里的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气喘吁吁地叙述擒贼的经过，几乎接不上气来，却依旧神采飞扬。他的新婚的美丽的妻子按捺不住替他拍着胸脯，好让他气喘平些。当着众人面又不好意思，拍了几下便红了脸收回手来，可过一时又忍不住替他抚几下。
他的妻子有着惊人的美丽，是那种欧式的，富于造型感的脸部轮廓，眉眼间且是东方化的清秀。后来频繁露面于报纸和电影银幕的西哈努克亲王的夫人，莫尼克公主，就有些像她。他们的婚礼十分盛大，婚宴后走下汽车，走进家门，前后簇拥着男女宾客，浩浩荡荡。而新娘显然懂得以抑代扬的道理，因是这一日的主角，众星捧月的阵势，反装束得比平时含蓄，是朴素雅致的格调。她穿一身浅灰色西装，剪裁十分可体，裙子齐膝，白绸衬衣束在裙腰里，上装是技在肩上，头发是长波浪，直垂腰际。她的眼睛就像星星那样亮，笑靥隐现着。她的美丽还在于如此地超凡出众，可她却一点不傲慢也不尖刻，而是很和气，就是常言所说的面善。这一对真是天仙配，隔年就生下了一个白胖女儿，完全是一个洋娃娃，而且聪敏伶俐。星期日这一家出门，可是好看极了，引来多少艳羡的目光。他们的美丽和风光，已经到了那样的地步，就是说：是不是有点过分了。老子不是说吗？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在我们弄内，我家院子的另一边，也是一个大家庭，居住着一整幢三层楼房。这是沪上一位著名绸布行业主的正房家庭，他家的历史应是可在文史资料上查得到。老太太是上海浦东本地人，想是伴随老先生起家，虽然如此家大业大，却依然保持着勤俭的本分。有时见她在后弄里收拾些碎布，做扎拖把用。文革后期返还抄家物资，老太太已经故世，在还回家的一张旧沙发中，竟发现藏着有金银首饰，藏得如此完好，连翻地三尺的红卫兵都不曾发现，结果完壁归赵。这原是老太太积攒的私房。他家经常有些本地乡下的亲戚来小住，小孩子就到弄堂里来玩，被调皮孩子嘲笑他们的本地口音，却也不急不恼。老先生平日与二房太太共同生活，老太太一个人带着一男二女居住在此。长子已娶妻生女，阿大阿二与我年龄相近，是我的好玩伴。这家的生活显得比那一家平常得多，门户也不顶森严，邻里间来往略频繁一些。这家的媳妇，也就是阿大阿二们的母亲，也很美丽，是另一种风格，比较古典，五官特别精致和谐，亦很现代。因是几个女儿的母亲，又有着那样古旧的婆婆，她的装束比较素朴，印象中从未化过妆，可那一股摩登气是从骨头里透出来的。虽然她家阿大比我还大一二岁，可她却很年轻，似乎与那家的新娘差不多年纪。我们这幢房子里，三楼住的是一户昔日买办的管家，是这条弄堂的老住户，各家的底细都知道一些。甚至连我都不知道的，我父亲五七年戴右派帽子这事，他家都知道。他家的外孙女也是我的玩伴，是个任性又嘴快的小姑娘，就是她，告诉我，阿大的母亲原是某著名舞厅的舞女，阿大的父亲则是个有钱的舞客，在她十九岁时娶了她，但夫家却极不满意这桩婚事，不允她进门，直到生下第二个女儿，才接纳了她。不知此话虚实如何，我却很喜欢阿大的母亲。那家的新娘不管怎么说终有些高山仰止，而她却是亲切的，平易近人的，而且说话风趣，看我们在一起玩得不怎么高明时，会调侃我们几句。虽然我们只是小孩子，她却也很给我们面子。有一次，我们找阿大玩，阿大，这位新入学的一年级生正在埋头做作业。我姐姐仗着她二年级的学历，大胆地替她抄写生字。阿大很紧张，很没经验地不时觑着房门外、在走廊上忙着的母亲的身影。这事情干得是有些浑，相信她母亲一目了然，但她竟没做声，放我们过了关。
那时我还没上学，白天一个人在家，十分寂寞。小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是可玩出稀奇古怪的游戏。我大约是想象自己流了鼻血，将一个小纸团塞在鼻孔，不想吸了进去，心中十分害怕，跑到后弄正在洗衣淘米的保姆跟前求援。保姆也手足无措，不知拿我怎么办好。这时候，阿大的母亲听见动静走出来，一见这情形，返身进去取了个镊子，将我横倒在膝上，强按住脑袋，没等我哭出声来，一下子就从鼻孔里钻出了那个倒霉的纸团。
他们家虽然是大家，但并不招摇，也不神秘，他家保姆也说不了什么闲话，供邻里们猎奇。只有两点显露出不同寻常的居家生活。一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始，他家后晒台上，竖起了一杆天线，这表明他家有了一架电视机。在那年头，这是有些招眼的，所以阿大阿二们对这个话题，嘴封得很紧。有一回，阿二突然说起了昨晚的一个少儿电视节目，阿大立即用白眼制止了她。那时候，连小孩子都是识相的，一看这情形，便也不加追问，就此罢了。还有一点则是他家院墙上的一周碎玻璃片。前面已经说过，我家遭窃是我们弄堂里的头一遭，所以这周碎玻璃片显然不是防贼。那是防谁呢？是防隔壁弄堂的孩子。隔壁弄堂是条人口拥挤的弄堂，本是不相干的，可在大炼钢铁那一年，将我们弄堂与他们弄堂之间的隔墙拆去，抽出里边的钢筋炼钢去了，自此，两条弄堂便打通了。他们弄堂的孩子，总是到我们的宽阔的前弄里来踢球。球呢，又总是要越过院墙，落进院子。然后他们便十分自然地、身手矫健地翻过墙头去拾球。为此，经常会发生争端。而有了这一周碎玻璃，他们便不能自由进出院子。这是一个无声而有效的拒绝，对这些野蛮小鬼的尊严是一个挫伤。野蛮小鬼，是我们弄堂对他们的称谓。有的星期天里，这家的儿子，就是阿大阿二的父亲，便爬上墙头，栽花似地补栽着碎玻璃片。他的态度很专注，也很悠闲，还带着些玩赏的意思，将这碎玻璃片栽得错落有致，在太阳下光芒四射。这时候，谁对后来的灾难都是没有预感的。
也像是方才说的，这城市的革命是从剪裤腿、脱皮鞋开始的，我们弄堂里首当其冲第一人，便是那家读土木专业的大儿子。这一日下午，他赤着脚，拎着皮鞋走过弄堂，走进家门。他赤脚走回来的样子倒也还可以，并不十分的狼狈，走进门后，还回头对尾随身后起哄的野蛮小鬼呵斥了几句。那帮小鬼见他气焰不减，就吃不准是怎么回事，竟有些吃瘪地退了回去。可这只是个小小的开头，大事情接踵而来。
我永远难忘在那绸布行业主家中，进驻了整整一星期红卫兵，有一日我走过后弄，从厨房的后窗里，看见阿大母亲的情景。她正在红卫兵的监视下淘米。这已经使我很惊讶了，在这样的日子里，他们竟然还正常地进行一日三餐。更叫人意外的，是她安详的态度。她一边淘米一边回答着红卫兵们的提问，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并且，她衣着整齐，干净，依然美丽。除去比通常神情严肃一些而外，没有大的改变。这使我突然的一阵轻松。自从他家进驻了这伙红卫兵，整条弄堂就都笼罩着沉闷的空气，小孩子不再到弄堂里玩耍，人们即便在自己家里，说话也都压低了声音，那些喜欢聚集在后弄里说长道短的奶妈保姆们，现在安分地各在各的家中。人们怀着恐惧的心情，想象他们全家老小这时的情形。有一些可怕的传说在邻里间流传，说是他家老先生从二房太太处带到这里，七天七夜不被允许睡觉，轮番审问。我们几乎都没有见过这位老先生，心里以为他又老又衰弱，要熬不过去了，这一家也要熬不过去了。可是，却出人意外的，阿大的母亲竟还在淘米起炊。
不久，他家的生活有了变化，二房太太、三房太太全集中到这幢房子。而底层则没收去，重又分配进两户人家。这两户人家显然来自遥远的城市边缘，江北人聚集在棚户区。他们说苏北话，多子女，因申请不到煤气在后弄里生着煤球炉子，烟熏火燎的。他们喜欢户外活动，我们安静的弄堂顿时变得嘈杂了，开始接近隔壁弄堂的气氛。而前边的院子里则堆满了杂物，引火的木柴，花木凋零了，只剩下一颗夹竹桃和一棵枇杷，兀自花开花落，青枇杷落了满地。而围墙上的碎玻璃早已在第一次抄家的时候，邻弄的孩子闻讯赶来，欢呼着爬上墙头，扫得个一干二净。玻璃碴子飞溅起来，反射着五彩阳光。这一刹那有一种残酷的美丽。
这一段日子，真是朝不保夕，说不准什么时候，红卫兵就来了。红卫兵来了，邻弄的野蛮小鬼也来了。不是说过，弄口是一个小学吗？小学虽没有明确指令参加文化大革命，可上课是上不下去了。小学生们正感无聊，这时也蜂拥而来，汇集此处。一时上，简直像庙会一样。里面在抄家，外面墙头坐一圈人，墙下也是人，又不知是谁领的头，还呼起了口号。和任何革命的时期一样，在大革命的浪潮之下，进行着一些狗肚鸡肠的小过节。前来助威呐喊的小学生中间，有一个女生特别活跃。她显然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所以虽然还不是红卫兵，却也穿上了一身洗白了的旧军装。她革命最积极，并且又会爬墙又会上树，是墙头上唯一的女生。我们都同在一个小学，她比我低一级，和阿大的妹妹阿二同班。有一回，她正爬在他们家墙上呼着口号，突然一回眸，看见了躲在自家院子里听动静的我。她刷的一转身，指着我大声喝到我的名字：你给我出来！有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可我已没处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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