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黄鳌的名字。同时，黄鳌也参加考试。结果两人都考中，又恰好都分在第2队。所以，一旦有信件寄来，一喊黄鳌，两个人都争着跑上前来要信，成为当时大家逗笑的一件乐事。毕业前夕，郑洞国才正式恢复正名，大家方知有这段趣闻。又如周士第，籍贯本是广东省，在登记时他担心广东人参加考试的人太多，不易录取，就改填为河南省人，进校后才公开说明自己是广东人。这些小事都反映了当时广大热血青年渴望进入这所典型的革命军校的迫切心情。
在军校刚建立时，校内国共两党斗争并不明显。有许多共产党员的身份都是公开的，与侯又生同队的同学洪剑雄，是校内知名的共产党员骨干分子，他经常给《向导》投稿，给侯又生留下的影响很深，为此对洪的才干也非常羡慕。还有周士第、李之龙等同队同学，活动都相当出色。平定商团前夕，李之龙等人经常在夜晚去江边观察商团运载武器的船只。因为侯又生当时在班里负责，李之龙等人晚上出去都打个招呼，侯又生也知道他们一定另有任务，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可以休息，不出操了。在当时，有些人认为侯又生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侯又生诙谐地回忆说：“其实，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是个思想糊涂分子。将近毕业时，周恩来主任曾找我，选我去特别训练班，我退却了。对于后期军校内两派的斗争，我是持观望态度的，抱定了哪边也不参加的态度。”
军校的学习生活是非常紧张的，有时，侯又生曾产生过学不下去了的想法，但他最后仍是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军校的伙食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好的，娱乐生活也很丰富，新成立的“血花剧社”编排了很多节目，印象较深的是，同学曾扩情长得像老太婆，每逢有老太婆的角色，也就必然由他主演，同学们背地里曾叫他“老太婆”，也是句笑话而已。那时，同学们都是2o岁左右的青年，难得有一点空余时间聚在一起，就笑语连声，那首著名的《国民革命歌》，大家即兴填了多首新词，竟也成了同学们逗趣时私下的“流行歌曲”。
关于前几期学生编队情况，侯又生的记忆是这样的：第1期，第1、第2、第3队，是硬考来的，每队定额是12o人。第4队是备取生和保送生合并成的1个队，年龄和文化程度都参差不齐。第5队，是吴铁城的警备军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的，但第5队并入时间很晚，不算第1期，而明
侯爵先生送给本书作者的全家福照片(1993年夏摄影)
确规定是第2期，但在同时学习。而与之几乎同时并入黄埔军校的第6队，是程潜军政部讲武学校的学生，由于东征中急需人，这一队中老兵又多，有实战经验，并入本校后马上开赴东征前线，算为第1期。另外，还有一个第7队，不知什么原因，后被取消。第1期学生毕业后，由于东征等原因，大多数并没有立即离校，所以再开办第2期，由于受校舍限制，招生名额受到很大影响，人数比第1期少了近三分之一，但素质却相对地提高了，学生中多是高中毕业生。第3期是在参加东征的两个军校教导团战后所剩人员基础上组建的，又招收很多报考的青年人，人数增加了很多。
东征途中为军校第1期毕业证书盖章在东征前夕，由于侯又生是广东本地人，军校就先派他回家乡做接应工作，收集情报，配合东征的顺利进行。当时他任第2连1排长，这次外出执行任务是由营党代表章琰亲自交代任务的。战后，由于章琰阵亡，侯又生也就找不到人汇报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没隔几天，连长蒋先云见到侯又生后问，汇报情况没有，他让侯又生赶紧去向周恩来主任汇报。周恩来主任在东征中骑的是一匹小白马，侯又生在路上找到周主任，向他汇报了这次执行任务的经过。周主任
1994年元旦侯爵先生送照片给本书作者的签名
听到侯又生说，章党代表牺牲，就没地方汇报了，连说侯又生“糊涂”，以致侯又生多年后仍铭记着这一严厉的批评。
棉湖战役后，打兴宁，同队同学桂永清是第一个冲进兴宁县城的。军阀林虎的司令部就驻在这里，县城相当繁华。可笑的是，桂永清冲入县城后，收罗了很多较好的衣服，占为己有，并想通过邮局寄回家去，结果把他和他那个准备外寄的大包袱一同被巡逻队带到了校本部。根据军校条令，抢劫财物者枪毙。蒋介石校长知道这件事后，怒气冲天，让拉出去枪毙，但他以前曾说过，他是不会枪毙他的学生的，同学们也就此怕校长开杀戒，赶忙为桂永清求情并担保，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但口头上仍说：“你们谁担保也没用，除非党代表廖仲恺，谁也不行！”意思很明白，桂永清可以保住一条命了。为此，桂永清在以后拼死地为蒋介石卖命，曾任国民党海军司令。退到台湾后，死在国民党6军总参谋长任上。
东征中，后方革命政府多次派人到前线慰问，周恩来主任的夫人邓颖超也来到前线，鼓励革命军为人民而战。有的同学悄声问别的同学：“这个女人是谁？”答曰：“是周主任的老黄埔一期学员队队长茅廷桢烈士，在北伐战争中牺牲。婆。”这句话让邓颖超听到后，她笑着对大家说：“我是邓颖超，不要称呼我是周主任的老婆，你们为什么不能反过来说呢？”一席话把大家说得哄堂大笑。
侯又生小时候看“三国”，想当军师的心理可说是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回梅县执行完任务后不久，就申请当参谋，不愿再带兵。这时，校本部参谋处处长茅延祯正是侯又生原所在第2队的队长，人缘很熟，他答应了侯又生的要求，分配到参谋处当参谋。茅延祯对侯又生比较了解，也就十分信任，去后没几天，他让侯又生一个人负责为黄埔军校第1期的全部毕业证书盖章。侯又生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地点是在梅县校本部，时间是1925年3月中下旬。我就坐在蒋校长办公室一边仔细地向已写好了姓名的每张毕业证书上盖章，共用了3个样式的章。章由茅延祯发下并收回，连续盖了3天才盖完。为此，至今有两个数字我还记得，第1期学生进校时是527人，毕业时是487人。加上后期由湘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的第6队146人，共有毕业生633人。”
北伐战争中，侯又生到叶剑英为参谋长的北伐军总预备队指挥部任谍报科少校代科长。广大人民群众积极为国民革命军传递情报，提供情况，消息相当准确，为北伐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北伐战争后，侯任上海市虹口区警察局局长等职。1929年初，侯又生又第二次踏上广州黄埔岛，任军校第7期学生队第3中队的中校中队长。这时，军校已经变质，已不能同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同日而语了。
侯又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西安绥靖公署高参、第34集团军高参、国防部少将部附、参议等职。新中国建立后，经特赦随儿女定居安徽省巢湖市，1986年起历任政协巢湖市第1至第4届委员会委员和华东5省黄埔同学会顾问、安徽省黄埔同学会名誉会长（民革党员）。任职期间，他积极搞好统战工作，与国内外黄埔同学取得联系，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1997年3月17日，在巢湖市人民医院宅内去世，最后时刻没有打针吃药，没有病痛，安然去世，享年94岁。
“八一”军旗上有他一缕耀眼的金丝
——访黄埔一期毕业生、南昌起义中的团长廖运泽
史书有记载，南昌起义时，起义军中有一个团全歼敌军两个团，占起义行动中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功绩卓著。1987年夏，时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o周年，笔者在南京玄武湖畔一座小楼内，专访了当时黄埔一期生廖运泽晚年在南京家中这个团的团长廖运泽。本文稿曾经廖老审阅修改，遗憾的是仅1个多月后（1987年9月23日），廖老因病在南京去世。那是廖老渡过的最后一个“八一”建军节，笔者作为人民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也是廖老生前接受采访的最后一个军人。
廖老是安徽凤台人，19o3年出生，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编在学生第3队。1925年2月和1o月，参加第1、第2次东征。当时，廖运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学生第3队队长。同年底，武汉分校成立后，任政治大队第4队队长。1927年5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变，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第72团副团长（团长许继慎），在战斗中负伤。
笔者在当年采访廖老时，他已是84岁高龄。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江苏省民革主任委员、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那时，廖老刚大病初愈，当笔者一谈起南昌起义时，廖老心情很激动，他断断续续地讲述起那个大动荡的年代。
廖老首先指着右小腿说：“这还得先从这伤口说起。”笔者轻轻拉起廖老的裤脚，看见他右小腿中部有一枪口洞穿的伤疤。整整6o年了，眼睛一样睁着的伤痕，勾起了廖老难忘的回忆。
1927年4月，廖老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调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第72团任副团长。当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那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5月，蒋介石妄图一举消灭在武汉的共产党和革命武装，密令夏斗寅带领4个团的兵力，准备在武昌南1o多公里的纸坊车站下车，向武汉发动突然袭击。当时任第24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司令的叶挺将军得知这一情况后，命令第72团抢先占领纸坊两侧高地。也就是在这次作战的追击之中，廖老腿部负伤。在荒野深草中被后续部队发现后，抬回指挥所。该团团长许继慎也身负重伤，两人同住进汉口医院。7月中旬，许团长由于伤势过重，转到上海治疗。廖老伤愈后，代理第72团团长职务，光荣地参加了南昌起义。
廖老将头靠在沙发背上，用手抚摸着前额，仔细地回忆着。在一旁，廖老的夫人及三子在静静地听着叙述，有时也插话向访问者解释廖老一些含混的话语。廖老兴奋地谈起那个晚上震惊中外的南昌城头的“子夜枪声”。
部署南昌起义军事行动计划的旧址——原江西大旅社会议厅起义前夕，第24师驻守在南昌城东北角，叶挺将军仍兼任师长。第72团团部驻守在南昌女子职业学校里。7月27日下午，起义军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第11军团以上军官作了起义动员报告，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罪行，阐述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重要意义。7月3o日下午，又召开第二次会议，主要是确定起义部署和行动计划。当时，实际上参加起义的只有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第25两个师，贺龙的第2o军的3个师和1个教导团，还有第3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率领的特务连，以及随军来南昌参加暴动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师生。起义军当时所面对的所谓敌军，实际上是不可能参加起义的原来的友军，有朱培德第3军留在南昌城内的5个团和程潜第6军的1个补充团，共6个团的兵力。起义军以16个团对敌6个团的优势兵力，发动起义是很有把握的。因此，会议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敌军包围缴械。如果遇到抵抗，就用强攻的战术将其歼灭。规定口令为“成功”，官兵脖子上带着红布领带，手电筒用红纸罩贴“十字”作为灯号。第72团的具体任务是：收缴敌第23团和第24团两个团的枪械。
起义军在事前对敌营作了认真的侦察。7月31日，参加起义的军官教导团全团连以上的干部曾以“观摩友军内务”为名，到敌军营房内去了解情况。第72团第3营袁营长，借口会朋友，进入敌人营房，仔细调查了敌情和地形。该日黄昏后，朱德根据前委的决定，将敌第23团团长卢泽明、第24团团长“萧胡子”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用“邀请”的名义，扣押了起来。为顺利消灭敌第23团、第24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廖老回忆到这里，精神突然高涨起来，挥舞着手继续说道：起义原定8月1日凌晨4时开始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原江西大旅社行动，后又紧急通知提前两个小时。我按原部署带领第72团以演习夜间行军的方式，接近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驻地，突然夺取该部卫兵的武器。迅速以4个连的兵力冲进第24团的营房。因为天气闷热，敌军官兵都铺着席子睡在院子内，他们被迫仓促应战，但很快就被全部缴械。
激烈的枪声直到拂晓才停止，起义军胜利地占领了南昌城。之后，第72团和第71团还奉命没收了官僚资本的银行库存钞票和银元，作为退出南昌南下途中的军需之用。8月2日起义军成立了参谋团，周恩来为主任，同时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朱德为暂编第9军军长。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至此正式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廖运泽辗转来到南京，在国民党第33军（军长柏文蔚）驻南京办事处工作，秘密收集安排南昌起义失散人员。1928年初，第33军学兵团在安徽寿县成立，孙一中任团长，廖运泽任教育长，从事兵运工作。因遭到通缉，离开安徽寿县转到江苏无锡，在袁子经独立旅任营长。后与中国共产党脱离组织关系，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1943年春，国民党第92军3个补充团组成暂编第14师，廖运泽任师长。1944年，升任骑兵第2军中将军长，驻防皖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率骑2军开赴济南，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廖运泽不愿参加反共内战，辞去军长职务，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闲住南京。
1948年6月，廖运泽被蒋介石任命为第8绥靖区副司令兼颍上指挥所主任和暂编第1纵队司令官，设指挥所和纵队司令部于安徽寿县。11月，廖运泽的堂兄、第85军第11o师师长廖运周（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生）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起义，率部加入人民解放军，这也促进了廖运泽尽快弃暗投明的决心。1949年1月，廖运泽率暂编第1纵队撤退到安徽芜湖，改任第15绥靖区副司令，暂编第1纵队改编为暂编第1师（后又改编为第85军第11o师），由堂弟廖运升（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生）任师长。此后不久，廖运泽调衢州编练处（第9编练处）司令部任副司令。
在廖运周率部起义、部队刚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师后，廖运泽、廖运升即派亲信人员前去同廖运周联系，请共产党派人到暂编第1师协助起义。廖运周立刻向陈赓司令员汇报情况。陈赓和廖运泽是黄埔第1期的同学，他让廖运周马上写回信，“希望早日响应南下大军，及时起义”，并派第42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杨振海携信前往暂编第1师，传达陈赓欢迎他们起义的口信。这时，廖运泽和黄埔第1期同学、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也商谈了组织第11o师和第318师起义的问题。5月4日，廖运升率第11o师在浙江义乌起义。5月5日，广州各报同时刊登了《廖运泽、廖运升率部叛变》的新闻和国民党政府对他们“着即缉拿归案”的通缉令。廖运泽由广州潜赴香港。此后，在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做台湾等地的统战工作。1952年，周恩来电召廖运泽回国。安徽凤台廖家湾廖氏堂兄弟中，这3位同为黄埔军校毕业生的国民党军将级军官，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相继聚拢到了“八一”军旗下，也留给那段历史许多传奇故事。
黄埔五期生廖运周晚年在家中1956年2月，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廖运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8年11月、1979年1o月和1983年12月，在民革第4、第5、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54年12月、1959年4月、1964年12月、1978年2月和1983年6月，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第3、第4、第5、第6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此外，廖运泽还曾担任江苏省民革主任委员等职。（廖运周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第14军第42师师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等职，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参加南昌起义，是廖运泽老人军旅人生中的闪光点，因此，他对当代人民军队的建设也非常关心，他很长时间紧盯着笔者大檐帽上的帽徽，眼中闪现出泪花。当时，部队刚换发85式新军装，帽徽由原来的全红五星，换为五星中有“八一”两字的圆帽徽。他深情地说：“这红五星中的‘八一’在我眼中那可是铺满天、盖满地的呀！”
南昌起义战斗旧址——原江西省长公署廖老的夫人这时插话，她讲了“文革”中林彪一伙人企图篡改南昌起义历史的一则小故事。1968年秋天，从北京来了两个军人，手持介绍信，找到廖运泽老人，要廖老证明南昌起义是林彪领导的。廖老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毕业后曾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清楚地了解林彪是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在南昌起义时，林彪只不过是一个连级军官，他官迷心窍，曾先后两次央求廖运泽代为说情，提拔他为营职干部。当时的同学和同事之间曾这样公开评价林彪，说：“嘴小牙大秃子头，此人不可交朋友。”廖老向北京来人反复说明：“南昌起义是周恩来和贺龙等指挥的。那时，林彪的职级很低，也没有什么突出贡献，怎么也说不上是他能领导整个起义。我这个当时的团长不能做这个伪证！”来人对廖运泽的回答非常不满意，强词夺理地破口大骂：“不准再说贺龙，贺龙是土匪！你如果不出这个证明，就是反对林副统帅！”廖老索性不予理睬，坐在那里闭目养神。
1969年冬，北京又来了人，要廖老在已经写好的证明林彪是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材料上签名或盖章，又遭廖老严词拒绝。来人把手枪向桌子上一摔，引诱加以威逼。廖老也火了，说道：“要论玩手枪，在时间上我要比你们早的多，论数量我也不知道打坏了多少支，我不怕这个！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来人只得气冲冲地走了。
笔者望着白发苍苍的廖老，不由肃然起敬。廖老补充说道：“历史本来是个什么样子，就应该是个什么样，我不能昧着良心讲话。”他虽然重病在身，但说话的底气非常足，刚直不阿的正气溢于言表。
与廖老长谈已两个半小时，远远超出了原设想的时间，廖老还兴致勃勃地要讲解放战争时期他任第8绥靖区副司令时组织战场起义的精彩故事。为了廖老的身体健康，笔者意识到该是告辞的时候了，站立起来告别说：“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祝廖老节日愉快，身体健康。”笔者向这位人民军队的前辈行以军礼，尊敬的廖老：“八一”军旗上有您一缕耀眼的金丝，人民军队的钢铁长城曾有您置放的一块基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殊勋。廖老见笔者行军礼，立即习惯性地抬起右手还礼，他虽然没有穿军服，站立的身体因为生病还颤巍巍的，但他行的是一个标准的举手军礼。还是那般钢铁军人的气质，一个真正的军人。
侍从参谋谈北伐前后的蒋介石
——访黄埔一期毕业生苏文钦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显赫人物，他的起家可说是个“暴发户”，就是在2o世纪2o年代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他由一个浪迹于上海滩的小字辈，迅速跃升到权力的峰巅，控制了国家党政军大权。后人仔细考察历史看到，蒋介石跃升的转折契机点在北伐战争前后，如果说，在当时孙中山曾多次发电报敦促蒋介石由上海到广州黄埔岛建校，说明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校长一职并不怎么满意，那么，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时在第一次东征中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的蒋介石，则看到了中华民国总统的桂冠正向他飘来，而北伐的胜利进军，使这位统率千军万马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更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此时的他正在而立之年，血气方刚，火气正盛，真的要飞黄腾达了。
1986年11月中下旬，在江城武汉，笔者访问了曾在北伐前后任蒋介石侍从参谋的苏文钦老人。苏老是湖南醴陵人，19o7年生，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参加过东征、北伐等战役，从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后，步步高升，几年间即达中将师长。新中国建立后改行医道，2o世纪5o年代毕业于湖北省中医学院师资班，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1996年1月8日在武汉病逝，享年89岁。笔者采访苏老时，他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住汉口台北新村。本文最后一稿在1989年5月2日曾经苏文钦老人审阅后签字盖章。苏老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中年龄较小的之一，采访他时虽已8o多岁的高龄，却仍然坚持不让人搀扶，每天由六层楼高的寓室走上走下，他记忆犹新地向笔者讲述了他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往事，并亲笔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
东征列车上1925年春，苏文钦在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后，被分配到本校第3期入伍生队任见习官，与同期同学陈赓、董仲明同在一个黄埔一期毕业生苏文钦晚年照片连队。本来，苏文钦与蒋介石并无什么特别的关系，说来也挺有趣，他在日后能任蒋介石的贴身侍从参谋，最初的机遇却是由于共产党人的介绍。
有一天，一期同学、共产党员陈赓找到苏文钦说：“你积极要求上进，思想进步，应该加入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写），这样更有前途。”不久，苏文钦参加了cp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一天夜晚，陈赓又引苏文钦去见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周听了介绍后，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并让苏文钦留在政治部，在他身边工作，苏文钦欣然答应了，职务由少尉见习官提升为校政治部中尉干事。
这年9月，第二次东征军总指挥部在广州筹备成立，需人正急，总指挥部参谋处长陈焯(别号空如，浙江人)函请周恩来主任派毕业学生支援。周恩来看完陈焯的来信后说：“前方的工作比本校的工作更为重要，当然应该派最优秀的人去。”然后转过身来问站立在一边的苏文钦是否愿意去，苏当即答道：“一切听从主任的安排。”周即函书一封，将苏文钦介绍到总指挥部。陈焯对周恩来介绍来的人一向都是十分器重的，对苏文钦当然也不例外，立即被重用，职衔再升一级为上尉参谋，并委以要职，负责保管“有关东征作战的机密文件”。陈焯每次去见总指挥蒋介石时，总要带苏文钦一同去。苏文钦当时不可能想到，由于历史的变故，也就从此起，周恩来的这一介绍竟使他进入了蒋介石的“府第”。
苏文钦到总指挥部任职不到半个月，第二次东征拉开了战幕，1o月1日，蒋介石偕苏俄顾问加伦将军、炮兵顾问加里洛夫及东征军总指挥总参谋长胡谦、参谋处长陈焯乘广(州)九(龙)铁路列车，向东江进发，苏文钦作为总指挥部的机要参谋随行左右。
列车开行不久，蒋介石亲自将军用地图打开，而不要别人帮忙，把地图铺在列车间一个长方形的条桌上，不慎将桌子上的一个盛满开水的茶杯撞到，一时水流满桌，熟知蒋介石的人多都知道，蒋介石虽然迷信思想不很重，却也常忌讳一些不吉利的事，如今撞翻茶杯，水浸军用地图，打湿了他那身尊贵的将军制服，是否也预示着出师不利的凶兆呢？这时，列车员和侍从人员都已被蒋介石撵出了列车间，一时也找不到揩干的抹布。若是常人在平时，这本来是件小事，可一向以老成稳重而自诩的蒋介石，一是由于犯忌，二是碍于面子，显得手忙脚乱，十分尴尬，而其他在场的几位指挥官竟也呆看着蒋介石，出现了令人窒息的冷场。看来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苏文钦见状，连忙从自己的裤袋里取出手帕，几位指挥官就这样静静地呆立在一旁，一直看着这位新来的参谋将桌面揩干，又重新换上了备用地图。至此，车厢内的危机才得以缓和，人们从沉闷的静寂中喘过一口气来，愣在一边的蒋介石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迅速反应能力和麻利动作，喜出望外地问木立在一侧的陈焯：“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陈答：“苏文钦。”又问：“几队的？”答：“6队的。”蒋介石频频点头称：“唔，唔……”露出很满意的神态，随手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精致的小本子，将这一为他圆场“逢凶化吉”的学生的名字记了下来。从此，苏文钦也就每每受到重用，看来无不与这个小本子有关。
列车继续向东江方向疾驰，蒋介石连连对苏文钦表示称赞，好像此次东征的成败都已押在了苏文钦身上似的，苏文钦的那一方手帕早已把失利的阴云一抹而光，换来的是一片标示着胜利的天地。蒋介石的脸上又绽开了笑容，像是他已打了胜仗，急令各部指挥官马上到列车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黄埔一期毕业生苏文钦1989年给本书作者的签字及印章列车紧急军事会议，除随行的加伦、加里洛夫顾问和胡谦、陈焯参加外，又通知各纵队长参加这次临战重要军事部署会议。第2纵队长李济深按时赶到，第1纵队长何应钦因在前方忙于调整军队，未能出席，第3纵队长程潜因与蒋介石不合，矛盾重重，不仅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在整个东征作战中，也从未与蒋介石见过面。这次军事会议，主要研究“惠州攻城计划”。首先由蒋介石介绍敌情及东征军作战任务，他说：“敌将杨坤如率部两千余人盘踞惠州城，做垂死挣扎。惠州城三面环水，仅北门一桥与外接壤，自古称为天险，实为我国南方第一坚城，先总理孙中山先生曾亲自率部先后围攻多次未能克复，这次敌将杨坤如一定据险顽抗，本军决心以必胜的信心，限一周内攻下惠州城，以完成先总理的遗愿，以慰先总理在天之灵！”蒋介石又讲了攻心为上、攻城次之，攻心不成然后坚决攻城的训令。会后并给杨坤如发去了劝降电，但杨拒不缴械。
在会上接着发言的是胡谦，他说：“惠州城是金城汤池，兵家必争之地，万一我们一周内攻不下来，下步计划又将如何呢？还望三思。”加伦将军接过话题说：“攻城计划一定要按步骤进行，城攻不下来，怎么办？城攻不下来的第二步计划怎么筹划？都要有一个周密的计划。”会议争论的比较激烈，坐在一旁的李济深却不动声色，一字未吐。最后，蒋介石综合各方意见，做出如下决定：“本军要以必胜之信心，收复惠州城，限一周时间攻下。万一在一周内攻不下来，即以第2师之第4团附属一个炮兵营，看守惠州城内之敌，我主力部队仍按原定计划向前推进，尔后伺机再回头收拾惠州城。”
1o月初，东征军第1师、第3师附属1个炮兵营，及第2师之第4团，在何应钦统率下向惠州推进，12日到达攻击准备位置。将山炮4门，野炮2门布置在惠州城外飞鹅岭阵地，由苏联顾问亲自操作。13日凌晨，东征军对惠州城内之敌开始攻击，顿时火光映红惠州城，枪炮声大作。这时，蒋介石遥闻惠州炮声，乃策马加鞭，向飞鹅岭炮兵阵地奔驰而来，苏文钦和蒋的护卫人员飞步跟进，于当日上午8时前到达飞鹅岭阵地，第一线指挥官跑步向前，向蒋介石报告说：“敌人在城北门桥头一侧布置了机关枪阵地，构成了严密的火力网，从拂晓开始，攻城部队第4团官兵在团长刘尧宸的指挥下，虽顽强战斗，前赴后继，但伤亡惨重，至今未能破城。”
下午4时左右，团长刘尧宸疾步来到飞鹅岭，向蒋介石报告请示。当刘团长讲到该团官兵伤亡甚重，剩下战斗人员已不到三分之一时，蒋介石怒气顿生，不等刘团长把话说完，即暴跳如雷地指着刘吼道：“你全团官兵都死啦，你还没有死啊！”刘尧宸团长在蒋介石的盛怒之下，不敢申辩，连忙向蒋介石行了一个举手礼，转过身向血与火的战线奔去，重新组织力量再向惠州城墙冲锋。不幸的是，就在这惨淡的夕阳余晖中，刘团长中弹倒在了城墙脚下，前进中的第4团官兵被雨泼般的枪弹挡了回来，潮水般地退了下去。
暮色中，双方火力渐趋沉寂，蒋介石在飞鹅岭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当日作战得失并策定次日攻城计划，加伦、加里洛夫、何应钦均到会。加伦首先对步炮协同作战配合不善，提出了意见；何应钦对战地敌我态势作了报告和分析，并强调明日战斗要先集中火力，摧毁北门城头桥侧敌火力网，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乘胜前进。蒋介石立即表示采纳加伦和何应钦的这一合理化建议，做出了次日向敌发动总攻击的命令。
向陈明仁三鞠躬14日凌晨，东征军飞鹅岭炮兵阵地，各种炮集中火力于一点，直指惠州北门桥头敌机关枪阵地，以排山倒海之势对敌施以粉碎性轰击。苏联顾问亲自操炮，蒋介石、加伦都全神贯注地伫立在硝烟之中，亲自督阵指挥，大有破釜沉舟之气概。
黄埔一期毕业生陈明仁惠州城内，到处冒烟起火。一直到下午3时左右，敌机枪阵地火力明显减弱，北门城墙已被摧毁多处。约近4时，一发野炮炮弹把北门城墙炸开了一个直径约一米的缺口，这可正是步兵冲锋爬城的大好机会，攻城部队第4团第2营第5连连长陈明仁率领该连残部，迅速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通过北门桥向城墙缺口勇猛冲击。该团其他各连和该团预备队及第8团敢死队，也同时向城墙缺口推进。陈明仁率领勇士4名，首先爬上城墙，将青天白日旗帜插上了城楼。敌守城官兵，见大势已去，慌乱一团，完全失去了抵抗力，敌守城官兵2ooo余人全被俘虏，敌将杨坤如的下落不明。一直站立在飞鹅岭上的蒋介石，至此才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瘫坐了下来。
15日上午8时，蒋介石及随行人员进入惠州城，围绕城垣巡视一周。此时，街头巷尾残垣破壁，不时可见脚下青石板上殷殷血迹，街市上人迹凋零，景象凄然。蒋介石见此状，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
16日上午9时，蒋介石在惠州城内集合各攻城部队，召开“庆祝胜利大会”，追悼阵亡将士。大会开始前，蒋介石很动感情，他把陈明仁叫上台，并亲自喊口令，指挥到会全体将士向陈明仁行三鞠躬礼，以表彰陈明仁在这次攻克惠州城战役中身先士卒，首先登城功居第一的战绩。一向讲演声音并不洪亮的蒋介石，这时的口令却大有气吞山河之势，随着“一鞠躬，二鞠躬……”的口令声，蒋介石和全体将士都为这位登城勇士低下了高昂的头颅。
对于陈明仁，蒋介石一直都非常器重，这不仅是因为他第一个攻进了惠州城，为国民革命军赢得了荣誉，建立了殊勋，是位战火中的虎将，知道内情的人还清楚，陈明仁虽仅是黄埔学生，却在为壮大黄埔力量，弘扬黄埔神威方面有着别人难比的功绩，他还是一位政治斗争中的无畏勇士。所以，早在陈明仁一踏上黄埔岛时，军校中的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蒋介石、周恩来就已对他刮目相待。事情是这样的，在1924年黄埔军校建校时，广州革命政府军政部长程潜曾招收湖南籍学生为骨干，黄埔一期生林冠亚烈士，第一次东征中任排长。建立了一个“军政部讲武堂”，陈明仁、左权、苏文钦、萧赞育、蔡升熙等一行8人，即是由湖南醴陵同登一条船来到这所学校的。在当时，讲武学校的军事教育是很强的，在同年8月的一次由孙中山亲自校阅的各大军校比赛中，这所学校赢得了军事比赛的第1名，黄埔军校赢得了政治教育比赛第1名。11月，程潜因奉令担任“攻鄂军总司令”，不暇兼顾校务，孙中山命令将“军政部讲武堂”并入黄埔军校。同学们闻讯，欣然向往生机勃勃的黄埔岛，而程潜却把孙中山的命令扣压起来，迟迟不予发表。同学们向往黄埔军校之心急如星火，当推派陈明仁、左权、杨润身等4人为代表秘赴黄埔岛，向时任校长的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反映情况。蒋介石、周恩来立即将这一情况转报孙中山，程潜受到了孙中山的严厉批评。为此，陈明仁等同学秘赴黄埔岛的事为程潜所知，程潜当即怒气冲冲集合全校师生，将为首的陈明仁揪出，罚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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