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并向帝俄保证它对朝鲜没有领土野心，决不侵占朝鲜领土。这样来，李鸿章所凭借的张王牌便打不出来了。当中日面临决裂，李鸿章再催促帝俄出面干涉时，帝俄的回答是：“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本撤兵，不能相强”。于是李鸿章想透过国际干涉以阻止日本在朝鲜的野心这计划便落空了。
对于在朝鲜所发生的中日纠纷，清廷上下都很激动，愚昧的清廷朝野面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进步竟是茫无所知。大家觉得若干年来受够了英法等国的欺凌，股怨气无处发泄，如今还要受东洋小鬼的气，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当时主张**，对日宣战的呼声高达沸点了。
了解当时清军无法和日军战的，只有李鸿章。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袭台湾起，就主张以日本为假想敌扩充海军。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海军经费就被挪用来修建颐和园，以作西太后晚年休憩游乐之地 ，海军从此即未添置新舰。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前六个月1894年2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请求改装铁甲船镇远与定远上的大炮，需银613万两，可是海军衙门文不名。这年四月李鸿章主持海军大校阅，发现中国的海军全无新舰，既无法和英美法俄的海军比，也无法和蕞尔小邦的日本比。对日作战需要海军，海军既然如此，怎能宣战呢
当清廷对日本和战的争论还未致，日军已大举进驻朝鲜了，袁世凯再向李鸿章请示方策，李鸿章所能指示的也只是命袁谨守岗位，引据条约促日本撤兵。除了这样指示而外，毫无实际支援。可是弥漫整个中国的，是片战争的呼声，因此袁世凯致电北洋大臣，他坦直地说：“倘若朝廷决定对日作战，则请先撤回在韩的使署人员，世凯以身报国，无所恇畏，但恐有辱使命，有损国威。”
袁世凯这时的处境的确很艰难，因为东学党人对袁不好，认为袁帮助韩政府对东学党强施压力，主张用兵，所以在东学党高涨的时候，部分党人竟想暗杀袁世凯，使得袁在这期间不敢出使馆大门步，使馆等于被禁困，柴米油盐都很缺乏，许多职员看见情势不佳，都托故潜遁。等到日兵大举入韩，东学党虽已敛迹，可是朝鲜的亲日派拥大院君出场，朝鲜的亲日派当然是反袁的。大院君不忘旧仇当年壬午之乱，袁助吴长庆捕捉大院君送至保定段住事，因之恨袁入骨。而日本巴不得利用朝鲜人把袁除掉。迨日兵进占朝鲜京城后，遂公然派兵架大炮于袁世凯的使署前，炮口指着使署，于是朝鲜京城内外谣言纷起，人心惶惶。
袁被困在朝鲜使署，幸得他在朝鲜所娶的第三姨太闵氏力予照应。袁在家乡已娶元配于氏，其后又在陈州讨过位二姨太，在朝鲜时期，由唐绍仪的介绍 ，娶了这位朝鲜佳丽闵氏。这位闵氏夫人得侍清朝的钦差大臣，自也满心乐意。当东学党起义，袁处境危难，心情也十分恶劣；由于袁少年得志，在朝鲜帆风顺，旦遇到逆境，实在很烦恼。闵氏夫人侍袁体贴照料，尤其因她是朝鲜女子，出入使署不受人注意，所以袁对外的连络便多借助这位如夫人了。
袁的处境不知是李鸿章不知道，抑或李鸿章不关心，当中日两国已面临最严重的关头，加上朝鲜亲日派和大院君宣称要砍袁的脑袋的时候，李鸿章仍旧对袁的进退不作决定，袁虽多次电请北洋指示进退，亦没有结果。这时袁乃求助于张佩纶，张正在天津，乃把袁的处境详详细细地报告李鸿章，李这才决定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召袁世凯下旗归国。
清廷根据项事实召袁返国那是由于日军进占朝鲜京城后，亲日派在日军支持下进据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项声明：不承认朝鲜是大清的属国，宣布朝鲜已独立自主，废除中朝之间的切条约。
袁世凯在光绪廿年1894年六月十五日下旗归国，离开曾得意了12年的朝鲜。他的职务由唐绍仪代理。
五张謇和袁的恩怨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清咸丰三年1853年出生，幼聪颖异常，四岁读千字文能全本背诵字不错。11岁读诗经国风，塾师以“月沉水底”命对，张不假思索即以“日悬天上”，于是大家称之为神童。16岁时应南通州试，排名在100名以外，大受业师宋某呵责，指着张的鼻子说：如果有千人考试，只录取999名，有名不取的就是你。”张被责至为沉痛，乃于卧房窗上和蚊账顶上大书“九九九”三字以自警惕。从此起早睡晚，努力奋进。中秀才后冒入如皋籍，改名张育才，参加县州院试，次第考中。冒籍有如今天的伪造文书，因此涉讼，前后五年，到了21岁讼案平反，归籍事始告段落，已负债千金，家况益苦。得到南通知州孙云锦赏识，介绍吴长庆，吴颇重张人品文章，乃邀张入幕府专治机要文书。
张謇和袁世凯首次见面是在山东登州吴长庆军中，张自订年谱中曾记事：
“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项城慰亭世凯至登州，吴公命在营读书，嘱余为其正制艺。公指吴长庆语余曰：昔赠公吴父以团练光复卢江吴之家乡，为贼所困，命赴袁端敏公袁甲三军求救。端敏以询之子侄，子文诚公袁保恒以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侄笃臣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救。迁延时日，而卢江陷，赠公殉，嗣与文诚绝不过问，而与笃臣订兄弟之好。端敏后命随营读书以示恤，义不应命。今留慰亭读书，所以报答臣也。慰亭为笃臣嗣子，先是积忤族众，众欲苦之，故絜其旧部数十人赴吴公，以吴公督办海防，用人必多也。而防务实无布展，故公有是命。”
据说吴长庆对袁世凯携数十人冒昧从军，颇不谓然，除留袁在营中读书外，其余皆给赀遣散。每月则给袁薪饷，亦无名义 ，袁大感失望。张謇奉命教袁八股，袁不能成篇，张亦无从删改。但袁处理事务则井井有条。有天晚上张和袁促膝深谈，张问起袁的打算，袁说：“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此来非为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孔亟，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的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张闻袁这番话颇动容，乃向吴长庆郑重推荐，吴才重视袁。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卢江人，为淮军名将。但与李鸿章不睦，朝鲜平东学党后调防金州，不久病殁，谥武壮。十年后甲午战败，张謇以翰林院修撰有弹劾大学士李鸿章疏，震骇时，其中有关吴长庆段特节抄如下：
“盟血未干，日乘韩乱，故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以六营东援，乱定后，再三以朝鲜政敝民穷，兵单地要，函请李鸿章及早为之修政练兵，兴利备患。李鸿章怪其多事，痛斥其非。既而吴长庆疏请入朝自陈，卒亦不果。及十年春，吴长庆以三营移防金州，遂因与李鸿章积忤之故，愤恚致死。而朝鲜又有日人之衅，若非吴长庆尚有三营驻守其间，则今日之事，早见于十年以前。而李鸿章则又于十年将驻韩三营全数撤回，并罢吴长庆所定教练韩兵之事。日之所欲，鸿章与之；日之所忌，鸿章去之。如纵骄子，不至于败不已，如饲饿狼，至于饱而犹不已。”
袁在吴长庆军中时，吴命袁对张执弟子之礼，所以在那期间袁对张直尊敬如师，每次写信给张都尊称“夫子大人”，不过后来袁做到北洋大臣后 ，给张写信便改称“仁兄”，于是张给袁的回信调侃地说：“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
袁世凯在朝鲜时期年少气盛，虽然出类拔萃但和同僚不太能相处，甚至和张謇也不甚愉快。从张謇执笔联合朱铭盘字曼君，江苏泰兴人，孝廉出身，袁之得会办营务处，即朱向吴推荐和张詧字叔俨，张謇之兄署名给袁的信上可以看出，这封信文句尖刻，颇有点过火。袁接信后隐忍没有作答，张袁之间为此不通音问凡十年。张等给袁的信全文如下：
“别后仅奉书，因知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筱公内调金州，以东事付司马，并举副营而与之，窃想司马读书虽浅，更事虽少，而筱公以三代世交，肫然相信，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今筱公处万不得已之境，仅挈千五百人退守辽海，而以中东全局，为司马立功名富贵之基，溯往念来，当必有感知遇之恩，深临事之惧者。及先后见诸行事，及所行函牍，不禁惊疑骇笑，而为司马悲恨于无穷也。司马初来，能为激昂慷慨之谈，且谦仰自下，颇知向学，以为是有造之士。此仆等贸然相交之始。迨司马因铭盘言之微，而得会办营务处之号，委扎裁下，衔灯煌然，迎谒东抚，言行不掩，心已稍稍异之，然犹少年气盛，不耐职事，需以岁月，或有进境也。东事扰起，适际无人，謇遂与司马偕行，彼时司马意气益张，然遇事尚能奋厉，不顾情面，节而取之，兹犹足多，曾不意旦反复，夸诞谬戾，到如今月所闻见者也。凡诸无据如自上申报以戈虚名，诡设同文馆以秽物听等事，尚不足以折司马之心，姑不说。请即仆等所躬被者论之：营务处常事耳，南北两洋沣河，沿海道府州县，往往有营务处之名也。仆等与司马虽非旧识，要是贫贱之交，而往春初见，虽诩诩作公孙子阳见马文渊之状，再规讽，不少愧悔。此可笑。謇今昔犹是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此二可笑也。詧司筱公支应所，司马既有领款，应具领结，詧因司马问领结格式，遵即开写，辄斥为何物支应所，敢尔诞妄，不知所谓诞妄者何在，勿论公事矣。詧于司马平昔交情何如，而出此面孔。此三可笑。顾此犹寻常世态也，司马今贵人，不足以为轻重，更即，有关于司马品行心术论之。司马所谓营务处，分统三营之营务处也；会办朝鲜防务，孝亭会办也。公牍具在，文理昭然，而司马札封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将不屑于此间欤则不应受事；将以此愚瞽东人欤则东人不尽无知；将窃借北洋以欺人欤则人不可欺。言官劾左宝贵者，列其妄称钦差命字样，不知司马此举与左宝贵何异，此其。营务处是差事，而官则同知五品耳，于镇将用札，于州县用札，等而上之。将道员兼营务处者，于实缺提镇亦当用札耶在司马之意，岂不谓关防颁自北洋，便用北洋体制，彼州县检簿之印，无不颁自礼部，将亦与礼部体耶事例乖谬，此其。既为孝亭会办，同见国王便当孝亭居左，应公事，便当会孝亭前衔。而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陵蔑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怨沸，司马将谓势力可以摄人，权诈可以处事耶不学无术，此其。内地职官，惟实缺出则张盖，若营务处营官从未见有用之者。乾嘉间册使东临，国王迓以肩舆，曾被诏旨申饬，事载朝鲜大事考例，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五色马旗，呵殿出入，平时建兵船黄龙大旗，不知自处何地置孝亭何地置国家体制于何地也此其。副营是筱公三十载坐营，方檄司马接管之日，欷觑嗟叹，偏谓宾僚：慰亭是三世交情，吾所识拔，必不负吾，必不改吾章程。而司马接管后，初次来函，便较论海防教练各费，吞吐其辞，意谓筱公曾借以冒领浮支，使人警觉恐惧乎不知海防费二千两，金州朝鲜各得其半，系有明文，教练费早于去冬十月截止，鼎铛有耳，岂不闻之且筱公故人旧部，从者实多，用度日绌，而其津贴司马动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即司马到营之始，仆役口粮，亦照差官发给，今恩谊所在略不顾，义利之办略不省，此其。筱公以副营畀司马，有举贤自代衣钵相传之意。受人知者，虽其人之事物，亦须顾惜，而司马自矜家世，辄哗然谓是区区何足奇，便统此六营，亦玷先人。夫子孙当思祖父所以荣当时，而福后人者，兢业以绍其休，不应蹈君家公路本初四世三公之陋说。且由司马之说，则令叔祖端敏公令堂叔文诚公进士也，尊公及令堂叔子九观察举人也，司马何以并不能博秀才，玷有先于此大于此者，何不此之耻，而漫为夸说，使人转笑筱公付托之非，易人而如此焉，司马谓其尚有良心乎此其。贩烟有诛，宿娼有禁，司马所律以杀人刑人者，而烟膏鬻自三军，府则容之，官妓三名，聚宿三军，府则躬与之，不知何以对所杀所刑之人而无愧，此其。教练新建营会办朝鲜防务，司马所得预者，军事耳，此外朝鲜切政事，岂应越俎。而尹泰骏之被褫归第，李祖渊之解去兵符，司马公然为关说；张敬夫所购湖桑，必不值万四千金，此中弊窦，人人所晓，司马公然为之主持。司马今日方谓凭我言，何事不办，以此自鸣得意，雅不顾有识之嗤于其后，此其。筱公于北洋三十余年之旧部也，孝亭亦三十余年之旧部。司马于北洋辗转因缘而窃承其呼吸者，裁年余耳。司马尝为仆等说李某忌文诚公先公事，愤恨不已，今何以裁得其札，公牍私函便则曰禀北洋，再则曰禀北洋，岂昔所谓怨者，今已修好耶抑挟北洋之虚声以笼罩切耶抑前所云者，不过因李某方冒天下之不韪，而姑假此说以附清议之末焉是皆不可，况北洋未必尽吞噬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未必尽如司马之皈心委命于北洋，不然，愚人而徒自露其先后不侔之迹，此其。茅少笙纪雨农，此二人者，司马曾亲为仆等言其轻躁贪鄙贩货挟妓之状，且述二人酗酒辱骂筱公语，斥其病狂丧心。当时意司马诚知人，诚然于筱公有昔贤待府主之义，今何以此而昵之。所闻司马之议论，且如出茅纪二人之口，此其。仆等与司马相识，今三年矣，以司马往日之为人，疑其不应如此，以司马今日之行事，恐其不止如此。试为溯其源：则司马胸中既恃家世，又谓二十许人作营务处营官，姓名见知于新办洋务之宰相，是旷古未有之事，又有虚憍者浮检者圆熟者庸恶陋劣者左之右之，颂功述德，务求合乎司马之所乐，而司马亦遂志得意满，趾高气扬，而不顾蹈于不义。试为穷其流：则司马既与尹泰骏等换帖矣，必益联络朝鲜之中使外务衙门，张皇体面，高掌远蹠，使孝亭不安而退；必用兼并之术，扬此抑彼，轻此重彼，使筱公旧人互相不安而退；必借北洋以干预朝鲜切用人行政之权；必交欢闵氏，俾国王专奏力荐，希揽防务商务之柄；必以取重于国王者，因取重于北洋，希作海关道。凡此之说，未免近于逆臆，然欲檄总兵刘朝贵为提调，分明是闹标，分明是制郭春华，是何体制，而饬其词曰以符体制。此次国王来函，无不称曰袁会办，而孝亭转似在牵连得书之例，此得谓非司马之心思力量手眼之所构耶今仆等于司马隔若秦越，亦何乐哓哓，窃念当时交谊，实不忍徒引闇于知之咎，而坐视其沉迷，故痛切言之，冀大声疾呼以寤司马。或者谓司马见此讯必大怒大骂，必有人助司马大怒大骂，必来见筱公辞差，必以讯并入浮言之例，告禀北洋，以箝将来之口，而益坚北洋之信；或谓司马虽大怒大骂，然必故事含宏，谦词谢过，指天誓日以明无他。是二者意司马必不出此，亦不必出此，司马诚试思所说有虚者否有不是者否愿司马息心静气，月不出门，将前劝读之呻吟语，近思录，格言联璧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勿谓天下人皆愚，勿谓天下皆弱，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筱公之知遇，则切吉祥善事随其后矣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
六甲午战争与马关和约
甲午中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占极重要的页，经过这场战争，日本才成为亚洲的强国。
光绪廿年1894年五月初三日，李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共率芦榆防兵四营援朝。聂士成率前锋800人先发，初六抵朝鲜后，两天后叶志超亦赶到，合屯牙山。牙山在仁川之南，成欢之西，去汉城150里。
清廷当时判断日本因明治维新后，议会可能阻碍政府，所以日本不会出兵朝鲜，因此在清兵出动后，根据天津条约照会日本，说明中国出兵系应朝鲜之请。这时日本首相是伊藤博文，外务大臣是陆奥重光，他们采取了断然处置，面奏请日皇裁可出兵，面把议会解散，并派日本公使大鸟圭介乘坐军舰八重山号驰抵仁川，并率400人前往汉城，另派六艘兵舰停泊汉江口。清朝出兵是以朝鲜忠清道的牙山为目的地，目的在替朝鲜平乱；日本则是以汉城为目的地，目的在控制朝鲜全局和挟持朝鲜政府。东学党起义平后，日本陆军源源而入，迄五月中旬，日军已达8000人，均驰屯汉城周围要害，为陆军少将大鸟义昌旅长所率领的第九旅团。中国驰屯牙山的总数只有3000人。
此后有将近两个月时间，在清廷方面只是希望中日同时撤兵，而日本则要求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目的是求得个开战口实。
袁世凯回国是六月十五日，六天后廿日大鸟即率兵包围王宫，掳去国王，拥大院君主政。廿三日朝鲜的新政府宣布“朝鲜自主，不再进贡”，第二天又矫诏请日本驱逐中国驻牙山的军队。
袁世凯回天津向李鸿章报告日方在朝鲜情况，李乃知中日两国非战不可，六月廿二日面电令牙山速备战守，另派马玉昆的毅军左宝贵的奉军卫汝贵的淮军和盛军丰陞阿的盛军，合共廿九营，14万人由陆路渡鸭绿江入朝鲜。
六月廿三日发生了丰岛海战，济远广乙两舰掩护高升英轮和操江两船傤防兵两营增援牙山，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来袭。广乙济远均受重伤，操江被协悬白旗，为日舰秋津洲掠去，高升船拒绝投降，被日方鱼雷击沉。
牙山外援继绝，日军遂大举进攻，聂叶两军苦斗，且战且退，七月廿日绕过汉城退抵平壤。叶志超竟向清廷谎报战功，宣称毙敌无算。捷报传到北京，清廷大加奖赏，命叶统率各军驻节平壤。各军咸知叶战败谎报战胜，对清廷命叶指挥调度极不满意，叶也内愧，不敢指挥，于是平壤的清军便各不相属。
七月初，中日两国同日宣战，第二天李鸿章所派四路大军始抵平壤。
平壤之战正式爆发于八月十六日，战斗只天平壤即告陷落。清军最勇者为马玉昆部，死难最烈者为左宝贵部。清军阵亡2000余人，被俘数百人，城内所有兵械饷粮以及公文密电均为日军所有。败军直奔500里，退过鸭绿江，朝鲜全境遂落入日军手中。
平壤陆战结束后，八月十八日爆发了黄海海战，这场海上主力战仅历时半天。
清朝北洋海军由提督丁汝昌指挥。丁汝昌是淮军老人，甲午春间，海军刚好大检阅，阅兵后不久战争爆发。照理养兵千日用在时，怎知清朝海军除了船多吨位多外，无所长；战舰既陈旧，防炮钢板又薄弱，速度也慢奇书网整.理'提.供，所有官兵都携家带眷住在陆上，把兵舰当作个衙门，点卯应粮，而海军经费则全部移去修建颐和园，这样的海军，怎能战呢
中日海军在黄海上相遇，清海军排成人字形，张开两翼以待敌舰；日本海军则排成字形，相机变化以争取有利形势。丁汝昌乘坐旗舰定远号督战，他用望远镜看，见日本舰队如字长蛇，遂下令开炮，冀图把对方的阵形打散，可是两军之间的间隔还有九海里，因此清军的炮弹大多数落在海面，激起了无数浪花，打死了无数鱼虾。日本舰队这时并不还击，只是开足马力前进，去抄袭清军的背面。日本海军统帅是伊东祐亨，他命令日舰驶入大炮射程以内，才下令开炮。日炮都是大口径，日舰速度又快过清舰，于是在日炮集中轰击下，清军超通舰首被击沉。清军这时慌了手脚，阵势也乱了，场激战，前后仅只四小时，清舰队惨败，超勇扬威致远广甲四舰被击沉；经远广丙被俘；剩下定远旗舰和镇远来远济远平远等舰狼狈逃回旅顺港，不敢出战，黄海的制海权遂全部由日本海军所掌握。
日军在陆上和海上都已获大胜，但是它并不满足，在朝鲜的日军攻占平壤后，继续向鸭绿江南岸推进，而清朝的大军则猬集九连城，清廷下旨逮问叶志超，另派宋庆总统各军。宋庆是湘军系统，但资望甚浅，各军不愿受其约束。这时清军合起来不下70余营，但宋庆无法指挥，又非善战骁将，胸中毫无韬略。大敌当前，他竟不以重兵扼守鸭绿江沿岸，阻截日兵渡江，仅以少数哨兵据守江边。光绪廿年九月二十六日1894年10月24日，日军强渡鸭绿江，宋庆只得放弃九连城，仓皇退却，日军乘胜急追，又占凤凰城和摩天岭；另支日军则由新义州渡江北上，攻陷安东岫岩州析木城直逼海城，截断了清军退路。
日本海军由大山岩率师进窥大连旅顺，原在旅顺的北洋舰队已闻风先逃，而陆军驰守旅顺的部队则已开至九连城增援，接防旅顺的是提督姜桂题程永和所募的新兵。十月九日，日军攻陷金州，分三路进逼旅顺大连，不到个月工夫，旅顺大连相继被日军占领。
清陆军已然溃不成军，不过残余的海军尚逃匿威海卫，日本军方毫不留情，要彻底消灭清朝海军，因此向威海卫发动攻势。光绪廿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10日自荣成登陆，向西攻击，以拊威海卫之背。光绪廿年正月初五日1895年1月30日攻陷威海卫炮台，同日，日舰25艘包围威海卫港口，海陆两军夹攻停泊在刘公岛的大清北洋舰队，海战爆发，定远和来远两舰中鱼雷沉没，靖远则被大炮击沉，丁汝昌眼见大清海军败得如此凄惨，自己身为海军统帅，有何面目上岸，因此放声痛哭，仰药自尽。丁汝昌死，北洋舰队大小军舰30余艘，高竖降旗，悉为日本俘获。
当时清朝的海军可分为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支，北洋舰队最强最大，四支海军互不相属。甲午年春间李鸿章主持海军大会操，粤洋舰队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舰被檄调参加会操，操毕恰遇战争，遂并入北洋舰队以壮声势。六月廿三日，广乙护送高升轮载兵往牙山，遇敌火攻，两船被毁。八月十八日鸭绿江之战，广甲逃回大连，中途搁于沙碛，亦告沉没。广丙则为日军所俘。接洽投降的道员牛道竟致书日本受降的海军提督伊东祐亨说：
“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向隶广东，冠以广字可为证明；查广东省，本与军事不相干涉，今甲乙之劫，仅存丙，北洋已无以对广东，望贵提督念广东为局外之义，并思该舰管带张副将实系程璧光日来有往返传语之劳，可否提出该舰，即交与该副将带回广东，俾得于总督前略存体面，不胜感激。”
中日两国在朝鲜开战后，李鸿章委直隶臬司周馥办理东征转运事宜。周馥邀袁世凯襄助，袁乃赴凤凰城设局，这时候日兵已将渡鸭绿江而西。扼江的清军各路统帅如宋庆刘盛休马金叙等兵杂将嚣，毫无纪律，索械索饷，随给随弃。
袁世凯就清军的后勤补给作了个全盘的建议，他说：
“新民厅在榆关至凤凰城中间，东扼辽河，水陆通衢，奉北杂粮，辐辏于此，宜设粮台，厚储粮饷，按前后要站，分设官车，随时协雇民车，分段转运。盛京以东亦有数处当可采买，拟于驻兵处就近买存。总以新民厅为根据地。”
光绪廿年1894年九月，日军渡辽河，马玉昆宋得胜力战败北。宋庆拟退扼摩天岭，袁认为日兵必分三路进，徒守路，无济于事，这时他害肺炎，力疾赴辽设饷局所。而日军在岫岩州花园口下游登陆，分两路进军，支向大东沟，支向皮子窝进发，防守的清军疲于奔命。十月袁至望宝台，溃兵抢掠运局车马，袁搜截数百人，杀戮数人，才阻遏了抢掠。
清军无论训练和作战都是旧法，日军已完全西法，两相对比，不堪击，袁据此给了盛宣怀个电报云：
“西人用兵大概分为四排队，前排散打，败则退至第三排后整队，以第二排接应，轮流不断，后排队伍严整，亦以防包抄傍击。又队后数里驻兵设炮，遏止追兵，掩护残卒，虽败不溃。今前敌各军平时操练亦有此法，乃临阵多用非所学，每照击土匪法，挑奋勇为簇，飞奔直前，宛同孤注，喘息未定，已逼敌军，后队不敢放枪，恐误击前队。只恃簇前数十人，拥挤处，易中敌弹，故难取胜。后队又不驻兵收束，败即溃。请告统帅，饬各军照西法认真练习。”
又说：“刘盛休军事以溃掠为事，毫无战志。聂士成军兵不过千余，又精壮俱殁，吕道生军亦伤亡大半，实难再战。莫若调回整顿。宋庆南援，似知岭不可守，退难过沈，故请作游击之师。事势至此，惟有停战议和，较为合算。”
光绪廿年1894年十二月，清廷派两江总督刘坤督办关外军事，驻节榆关。光绪廿年1895年二月牛庄营口相继失陷，李鸿章奉命赴日本议和。袁向刘坤陈说战略：
“管见用兵必须尝罚公平始足以资鼓励，我公驻关督师，应请随时分别贤否，立予抑扬，庶诸将咸知惩劝，冀可挽救。查马玉昆胆识兼优，宋得胜忠勇成性，均叠经苦战，始终如。似宜请旨嘉奖，俾益加奋勉。吴凤柱徐邦道兵多马蚤扰，不知自爱，似宜申斥，俾知警惕。营口防营蒋希夷委弃重地，肆行克扣，似宜俟兵队解散后，从严参办。此五人只举其尤，时艰至此，惟望淑慝先分，庶中材皆知激劝。”
光绪廿年1895年正月，袁复赶返前所地名，与聂士成会晤。二月返石山站，牛庄和营口相继陷落，于是清廷下诏派李鸿章赴日本议和。这时，由于清军海陆均惨败，举国震动，朝野哗然，众谤集于李鸿章，有谓李鸿章私通日本，“用卫汝贵而百战之淮军化为叛卒，用丁汝昌而大桅之铁甲尽属漏舟”，有人竟参奏李鸿章的亲信运军火接济日军。大家不相信中国会败于日本，遂将战败责任诿诸李鸿章。李奉命接洽议和，不敢成行，因西太后正在生病，而光绪不允割地。在这和战未决的当口，日军扬言将北取辽阳，西攻山海关，清将长顺依克唐阿匆遽告急，而关外各军亦争弃防地，纷纷后退，自相惊扰，不久辽南和牛庄亦告陷落。
清朝的海陆大军都已彻底溃败，局势演变到了非和不可，清廷这才再下谕旨，责成李鸿章前往马关与日本订城下之盟。
光绪廿年1805年二月，清廷正式向日本求和，并派遣日方所指定的李鸿章为谈判代表。这时日军已陷威海卫和辽东半岛，北京危如累卵。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重光于三月廿日在马关举行首次会议。李鸿章和伊藤本系旧识，两人见面甚为亲切，谈就谈了三个多小时，在这次会议上，李代表战败国，切都立于不利地位。日本因为是战胜方，所以条件极为苛刻。
当马关和会开始后的第三天，就是三月廿四日，李鸿章竟在会后返回旅邸途中，被日人狙击，子弹轰入面颊，登时晕绝。当他苏醒后，拒绝停止会谈转而就医，他说，“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岂能延宕误国，宁死不愿就医。”他的衫履满布鲜血，李鸿章慨然说：“此血所以报国也。”他有马关记事诗首，诗曰“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路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征旗大将坛，寰海尘氛纷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
日本自信可以战胜中国，不过未料到胜得如此迅速和容易，途经开战后，清朝竟如此的不堪击。日本食髓知味，因此野心大增，得寸进尺，在谈和时并不停止军事行动，俾求议和条件可以更有利于日本。马关和谈开始时，日本的种种留难，借故拖延，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当李鸿章被刺后，情势遂为之变，个战败国家的议和首席代表，竟被日人狙击，给国际间的印象是太恶劣了；李鸿章因被刺而换到和平，但马关条约仍是很苛刻的。
马关条约于光绪廿年1895年四月十七日签署，内容是：
朝鲜独立；
二割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让给日本；
三中国赔偿给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四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从事商业工艺制造；
五凡西洋各国在中国所获的特权，日本均得享受。
这个条约签署后，西方国家为之大哗，认为日本已侵犯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尤其是俄国，俄国直把辽东半岛当作势力范围，如今竟被日人夺取，怎肯干休，于是便联合德法等国出面共同干涉，而日本则表示英国可以占舟山，俄国可以占北满，德国亦可取沿海岛。日本这个主意是瓜分中国的办法，但俄国不愿接受。俄国野心不止是北满，而是包括朝鲜和东北，双方利益上既有这么大的冲突，当然很难谈得拢，幸而日本这时还不敢公然和列强决裂，因此勉强地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由清朝出银3000万两为交换条件。
和议后，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万谤交集。他这年73岁，担承衰老的清廷内外大政，内心确是非常痛苦。他曾写了封信给新疆巡抚陶模，可见其心境：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言，至以购械购船悉为历禁。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掷，遂致益发不可收拾。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急万分，更非平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大大地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可是中国人，并没有接受这个教训而自觉自强。
七穷则求变
朝鲜的悲剧成全了袁世凯，甲午战后清廷上下痛定思痛，把所有的诟责都集中在李鸿章的身上，也把所有的好感都集中在袁世凯身上；大家认为袁世凯在朝鲜是成功的。实际上也是事实，袁在朝鲜12年，替朝鲜练新兵，安定朝鲜的乱局，重振清廷的声威，他的表现处处都显得他出人头地，高瞻远瞩。73岁高龄的李鸿章也很看得起这个后辈，并不因袁受人推崇，自己却受人攻击而对袁不好，相反地更赏识袁，处处提携袁，想培植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年轻的袁世凯为自己的继承人。
这就替袁世凯开辟了北洋之路的条大道。当时的北洋大臣实际是清廷中央的实力人物，李鸿章是那个时期清廷最重要的人物，袁世凯在他的卵翼下步步往上爬。对袁来说，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不止是多采多姿，而且也得心应手。
当袁未拜命赴小站练兵时，他留在天津，有时也去北京，他利用这个短暂的闲暇，编写了本兵书，当然不是他自己执笔。中国的文人以“知兵”才能达到出将入相的地步，自诸葛亮以至曾国藩李鸿章，莫不是书生而统御雄兵。袁世凯既然能为朝鲜练新兵，当然也可以撰兵书，他的这部兵书，现在已绝了版。由于他的“兵书”编成，于是他便俨然以“文武双全”而见重于那个时代了。
甲午战后，举国已在求“变”，开明的知识分子，以上海和香港为中心，倡导变法。清廷中也有二特出的大臣 ，主张革新；前有郭嵩焘曾纪泽，后有薛福成等，都认为世变日亟，治世之法必须适应潮流。不过这些洋务派都因遭受到守旧派的排斥，所以不能大用。
袁世凯本身是个复杂而具有双重人格的人，他是旧势力中的新人，可是也是新势力中的保守分子，因此在旧派中他被赏识，不被排斥，而对于新兴的势力来说，他们看袁仍不失为个肯接受新潮流新思想的人，所以也很喜欢他。在那个新旧蜕变的时代中，袁是骑墙派，正因为他的骑墙，使他成了个政治军事上的宠儿。
在黯淡的甲午战败后的清廷，最当务之急的，莫如重新整军经武了。因此，就在马关和约签署后的六个月，清廷的五个最重要的大臣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等会商练建新军工作，而袁世凯也被受命负责起草计划和规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这位曾在朝鲜督练新军的中年人，便开始了他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小站练兵。
马关之耻，使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刺激，因此不只清廷中求变，般社会上的青年，也激起了求变的高嘲。如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 ，著校邠卢抗议，主张对外不鄙视，不恐惧；对内选拔人才，注重舆论，废除八股，加强地方政治。另有香港循环日报主笔鼓吹变法，赞美日本的制度，主张中国急须改变取士练兵学校律例四种旧制。郑观应著盛世危言，曾和孙中山先生谈过改革中华的抱负。何启著中国亟宜改革政法论新政始基新政变过新政安行等书。这位何启在英国留学十多年，后居香港创办雅丽氏医院和香港西医书院。孙中山先生曾就读西医书院，起义时并曾得何启助力。胡礼垣是和何启合作撰写上述各书，总称新政真铨。陈虬著治平过议报国录。他们都主张成立国会，行君主立宪制。
此外，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如上海广学会的英人李提摩太，在甲午战后曾游北京，先后晤见李鸿章孙家鼐翁同龢张荫桓恭亲王刚毅等劝说变法，提出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四个号召，并盼清廷设西学科，用西人为顾问。他的建议未能为清廷接受。
所有这些在野的求变呼声，并未能使清廷接受。而触角能碰到清廷当政者的，则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联络各省应试举人千余人，公车上书，反对马关议和，主张迁都再战，变法自强，西法练兵等。虽然他们的要求未被上达，但他们所掀起的狂澜则震动了那个时代。
康有为原名祖贻，字广厦，号长素，是广东南海人，咸丰八年二月初五1885年3月19日出世 ，家世是书香世宦，少有大志，致力于经世之学，想作中国儒家的圣人。他虽不懂洋文，但接受力极强，六岁从番禺蔺凤仪读四书及孝经，遂有志于圣贤之学。他好读不倦，先在深山读书，后游大江南北，研究当时传教士所译的西洋法政史地等书，他为了达到变法的目的，曾写了两本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来支持他变法思想，以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反对。他说西汉末年刘歆伪造古文经，是用来支持王莽代汉的，这本书只能算做是王莽时代的新学，假br >
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