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当面向冼老师表达自己的感谢，始终是我内心未了的心愿。我将这心愿寄托在一团毛线上，晚上坐在床上，织起手套来。我的想法很简单，给冼老师织副手套，就像以前给弟弟们织手套一样，天冷时握笔用不着受冻。
只两个晚上就织好了，按照老家的织法，手套的指头都不封针，便于活动。我们女生上学时，在冬天里都戴上这种手套防寒，写字也方便。我一直想给冼老师打个电话，让他有空时过来拿，礼品的价值虽不对等，可心意是一样的。我很多次想问欢欢冼老师的电话，可总找不到一个索要的理由。
我留了个心眼，知道混儿的手机上存有很多电话号码，直接问他上面有没有冼老师的，我肯定没那胆量，让他知道我在暗自联络冼老师，他那嘴巴绝对能贫出刺耳的旋律来。
有次他放学书包一撂下就玩球去了，我借打扫卫生的机会打开他手机，好在他没上锁，否则那时候的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打开手机。操作了几下，我就找到了电话本，电话号码有很多，可惜的是，上面留有小丽的，却不见冼老师的。
打听电话是没戏了，我只能硬着头皮上师大去找他，都是买完菜抽个空当，是先坐地铁后打车去，节省点车费。那时候秦家夫妇都很忙碌，姜姐也很少上午在家，有时候中午回来一趟。所以每去一趟，我都惴惴不安着，生怕半途姜姐回家找不见我人。
第一次独自走进了师大，我是一路问过去的，我记得那栋楼的楼号，结果到了传达室，说了宿舍没人。我又没时间等下去，就匆忙返回了。第二次去，宿舍有人，我直接上了楼，是那戴眼镜的男生，见到我白眼珠子翻动半天，很难将眼前这个保姆跟他哥们儿联系到一块儿，纳闷地问上一句：家教都不做了，还在那里搭伙混饭吃？问我什么事，我支吾半天又说不出所以然来，狼狈而回。
隔了几天，有个上午我接到了电话，是冼老师打来的，什么也没说，出口就问找他有事吗？口气很冷淡，好像什么也没发生。我觉得自己太自作多情了，脸上热辣辣的，吞吐出感谢他的话来。
他口气一样很冷淡，说是见我大新年也没穿件新衣服，就给我买了件，还叫我想想自己的出路，保姆那饭碗不好端。然后问了几句混儿的情况，叹了一口气就没再说什么了。
我所盼望的音讯就这么平淡，像一盆冷水浇得我手脚冰凉。
结果我还是鼓足勇气最后一次进了北师大，那次也还是戴眼镜的男生在屋，见到我说：三顾茅庐，诸葛小白脸该现身了。让我等会儿，冼老师上图书馆借书，很快就回来。
我巴不得他没在，急忙丢下那手套让男生转交就仓促离开了。
一个保姆和家教的交情就这么结束了，直到我离开秦家也再没有他的音讯。无可逃避的是，那些日子里，我每天都在等着电话，希望听到他的声音，哪怕是一声叹息，但那声叹息再没回荡在我耳边。唯有回音在心谷飘荡，久久没有消声。每当我穿起那件红衣服，就回想起那严冬里的一抹红色记忆，温暖的记忆。
我离开秦家是那年5月的事，“五一”放假，姜姐的母亲在秦家住了下来，屋子里一旦多出一个闲人来，那就免不了有闲话了。姜姐母亲参与到家务中，我显得有点碍手碍脚了。所谓物有所值，我那600元的工钱与付出的劳动量显然不对等了。我也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在下跌，姜姐口里不说什么，可眼神告知了一切。我有自知之明，保姆的价值体现就是忙碌，当我觉得自己快沦丧为一个游手好闲之徒时，便该是离开的时候了。
秦家人对我的离去感觉水到渠成，很自然，也就没有假惺惺地挽留，倒是混儿一句话让我偷偷滴下几行泪来，他说：来生要是有姐姐，莲子就做我姐姐吧。
阿莲的故事 96（1）
再次回到我的大本营——老太太家。我开始厌烦这种居无定所的职业了，尽管每次都是自己主动退出，强撑脸面，以示受雇者也有自知之明。可秦家已让我失去做人的尊严，每当想起那回自己厚颜无耻央求姜姐，我都感到无地自容，感觉那是陌生的自我，牺牲了自尊，换取别人的怜悯，只求得饭碗，形同乞丐了。
乞丐乞讨方式有多种，不同的领地决定不同方式，小时候在村子里见过不少，春节期间是常有的事。那时候村民再穷，只要有人敲开自家的门伸进一口破碗来，无须多言，只要自家有米下锅，都会朝碗里加些米饭。那情形不像是对陌生人的施舍，而是给邻里救济。所以穿着再破的要饭人，无须乞求的，因为村民懂得尊重别人，即便是乞丐上门。现如今，失去信任的社会，就算你在城市大街小巷三叩九拜，流出血来，也不见得有多少人给你投掷硬币，不劳而获尚且不说，关键是有人怀疑你的真实身份。用出卖尊严换取同情，已沦丧为求财方式，谋生手段。与之相反，能有一技之长，会吹拉出调子的乐手式的乞丐能得到更多的毛票。原因不在于身份是否真实，而是付出了劳动，属于卖艺范畴，容易取悦于人。我在秦家的角色，既不是过去乡村的讨饭人，也不是现在城市里的卖艺人。在姜姐面前，我就是个乞讨者，乞求劳动的机会，用劳动和尊严来换取饭碗，劳动与收获是等价交换，尊严却无价，尊严在我眼里就像街边磕头的乞丐，磕出头血，疼在心窝。
我开始强烈鄙视自己的谋生方式，很是羡慕其他打工者，不管什么样的工种，不管是否被解雇，至少有个安身的地方。租住在几平方米的地下室，那也是自己的空间，保姆包吃包住之后，一旦被扫出家门，就形同流浪者了。可话又说回来了，在这座大城市里，弹丸之地也都是金子，地下室的巴掌大地方不也是要用钱交换来的吗？我很想换个工种了，再不想做保姆，可经验像道门槛将我拒之门外，我早尝试过，最终还不是进了雇家的门槛，难道我天生就是给人家做保姆的？人在逼上梁山时也有灵机一动的灵光闪现，我想到了那年春节相亲的后生来，他不是给我留过电话吗？
我在日记本的底页翻出那电话号码，迫不及待地在老太太家拨起那电话，可拨了好几次，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胖婶在旁问我给谁打电话，我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她，她摇头否定了我的想法，开小面馆的她听说过不少，规模就跟小霞那兄妹俩的面馆一样，两个人就能打发了，用不上帮手。她让我给700元工钱的那家打个电话，碰碰运气，做保姆的就是出东家找西家，有门就得敲。
我觉着都过去几个月了，人家肯定早找到保姆了，现在找保姆的，往家政公司一呆，天南海北的保姆，任你选择。这年头像我这样的高中生都参与了此列，就更别说什么初中文化了，排着长队让你来挑选哩。再说，文化程度肯定也不是唯一标准，700元工钱真像那妹子说的那么轻巧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别说专为别人做饭的保姆了，做饭本身就包含着劳动量。
胖婶的话多少让我刚升腾起的希望之火变得有些灰暗，可我并没放弃，如同揪到一根救命草，握在手心，总想爬出脚底下的空谷。
下午电话终于打通了，一年多没联系，他近乎忘记我是谁了，提到前年相亲那段他才想起来，忙问我是不是还在北京？怎么一直没给他打电话。还说自己这个春节又相亲了一回，换了一个村子，明年父母再这样逼他，就不回家过年了。听口气，他这个在城市尚未扎根的民工早不想回到那片贫瘠的土壤里插苗了。城市混凝土的灰色下，生活却是多姿多彩的，享受不到阳光下的温暖，但至少能在城市的缝隙间，投下一道影子，留下一点烙印；乡村的风光再明媚，夕阳下骑头老黄牛下山也能成为文人骚客笔下的风景线，可只有骑牛人才知道那头牛有多疲惫，翻卷的黑土地再肥沃也种不出闪光的金子来，金子只埋在城市里。
阿莲的故事 96（2）
虚荣心促使我不想说自己失业了，告诉他还在北京做保姆，打电话只是问声好。他说自己现在已不在那大学食堂卖面食了，学校原来的后勤部长是老乡，去年就退休了，新上任的部长整顿学校食堂，把他给清理出去了，他正在物色一个门面，到街上卖早点。我问他跟谁在一起做早点，他的回答正像胖婶所说的，就他父子俩，没外人，小本生意没那么忙，请人就得付工钱。他又问我电话是不是雇主家的，我忙说是公用电话就给挂了。
在这个昔日未相中的后生面前，我变得很势利，醉翁之意，名为寒暄，实质是想看对方能否为己所用，讨口饭吃，好比家里断炊了，敲开邻居家门，见到别人家的锅里也空空的，只好说句：没饿坏吧。掩盖窘境。
阿莲的故事 97（1）
就这样，我在老太太家又磨蹭了几天，后来去了先前那家家政公司，年后的保姆市场明显供过于求，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填表格，先前给我介绍过雇家的那中年妇女见到我，先问我在秦家的情况，说能做到现在属于破例了，赞许我没让她失望，然后是一脸爱莫能助的样子，说人太多，让我填好表格先等通知，有好雇家需要保姆就先推荐我。
我机械地填了表，望着眼前方言各异的竞争者们，觉得希望也不大了。因为我知道这里面肯定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旧佣，都把这里当娘家了，往返于雇家和中介之间。所谓的好雇家大都是中介对旧佣的推辞之言，不管旧佣被雇家以什么理由解雇的，在家政公司眼里都是不光彩的事，觉得你这样的保姆让中介伺候不起。越老练的保姆往往在雇家越多事，也给中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个市场入门门槛不高，只要会家务，不把自个儿当回事儿，顺从就是标准，自然大都考虑新佣了，因材施教几日，很快便能正式上岗了。
吃苦耐劳是农村女人的天性，可一旦流入城市家庭，融合进城市节奏，有人就会发生蜕变，把自个儿当回事，高瞧自己，把自个儿当成城里人了，甚至在雇家俘获男主人，后来居上，成了厨房间的二奶角色。所以，旧佣往往正是蜕变后的产物，让家政公司躲之不及。
在警察家我蜕变过，把自个儿当回事，觉得冤沉似海，毅然抽身；在秦家我同样也蜕变过，蜕变成了乞讨嘴脸，不管属于怎样的蜕变，都显得城府很深了，失去了乡妹子的羞涩本性，难以驾驭的保姆自然要被市场所淘汰，被千家万户拒之门外了。
于是我又找了几家家政公司，情况大同小异，尽管自己撒谎说是新手，也都让先回去等消息。
实在没招了，无奈之下，我拨动了胖婶提供的电话，是手机号码，电话老占线，有时候打通了也没人接，很是沮丧。
那天晚上，我带着试试看的心理，又拨了一次，这次有人接，电话那头很吵闹，嘈杂声里只听出一句：哪位？局长正忙着哩。是个男中音，嗓门不大，口齿不太清楚，吞吞吐吐的，喝醉酒似的。我一听局长两个字，心里后怕起来，以为自己拨错号码了，赶紧给挂上。可看到显示的号码分明是胖婶给我的，难道是局长家要请保姆？700元的工钱倒是符合局长身份。不过，一想到局长将手机号码留给一个保姆，实在有些蹊跷，为什么不是家庭座机电话呢？我问一旁的胖婶，问那妹子说过是局长家的吗？胖婶摇头说那妹子鬼精鬼精的，关于雇主家的事她滴水不漏，始终不愿意多说一句，电话号码也是听胖婶说要留给我她才提供的。乖乖，北京城的局长，个门（这么）大的官啊！那丫头不做下去也太亏了！到了上海肯定后悔死了。胖婶为那妹子惋惜。
当晚我没再敢拨那号码，和胖婶感受一样，我见到最大的官是副县长，那还是副县长上学校考察时，我们列队欢迎见到的真人，当然不包括电视新闻上的。听那男人的口气，这局长电话都是旁人代为接听，可见公务繁忙，我一个小保姆岂敢再惊扰局长大驾？
第二天我实在无聊，就打开老太太家的电脑，无聊地练起指法来。在秦家时跟混儿学过几次，混儿的手法很熟练，盲打自如，向他讨教秘诀，他说等你玩上游戏了，键盘就了如指掌了。人的笨拙很多表现在手指上，弹琴和打字我总觉得道理是一样，都是指法上的能力体现，所以，迷醉于游戏空间的混儿其实智商不低，在电脑面前，我这个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门外人，等同于弱智。
我在学校碰电脑的机会很少，微机房就那么几台，为数很少的电脑课程是学校业余培训，只教会简单的操作程序。练习打字倒也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面对显示器，用指头跟自己对话，也算是一种消遣方式。我每天交上几元钱的伙食费，也就没过去那样拘谨了，再加上大年除夕跟老太太一起过的，感情也融洽了不少，真有点当成自己的家了。胖婶开玩笑说要老太太涨工钱，她伺候着两个人啊。老太太对我亲近了很多，甚至说，哪天找到工作了，让我把电脑带过去，放在家里闲置着也是浪费。真是好心的婆婆，可她就没想过，有哪家雇主能容下一台保姆携带的电脑，有电脑的还算是保姆吗？
阿莲的故事 97（2）
一连几天，我都是在电脑前度过的，将日记写好后直接打到电脑里，然后再删除，打字速度明显见快，而家政公司那头依然没有消息。我实在熬不住了，斗胆又拨开了局长的手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要去争取。
这回很幸运，一拨就通，一口京腔：哪位？正要开会去，有事赶紧说。
紧张之下，我嗫嚅一句：我是保姆。然后报出那妹子的姓名。对方一听就火了，骂那妹子怎么把他电话随便给了人，说你们安徽保姆胆子可够大的，甭管谁的电话也敢乱拨。没等我回话解释，对方就给挂了。
侯门深似海，简短的对话就让我感受到了官威，想把那700元拿到手恐怕不是传言中的简单，肯定要付出加倍的劳动量。
我彻底失望了，胖婶劝我别着急，她跟看门大爷打了招呼，让大爷再帮忙找找，我对大爷也不抱多大希望。警察家的事情没弄个水落石出，他这个介绍人肯定心里不踏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好，做善事也得讲究原则。大爷心眼再好，也不会将一个身负小偷嫌疑的保姆介绍给下一家，再嫌疑一次，他不成了同伙了？大爷答应胖婶，那是抹不开面子，心里肯定是不乐意效劳的。
晚上吃完饭，我陪老太太在小区草地上散步，胖婶忽然在阳台上扯开大嗓门，说有电话找我。我搀扶着老太太回了屋子，胖婶指着电话低声道，一开口就说找那个保姆，我还以为找自己的，说了两句才明白过来，找丫头你的，怕是那局长家的哦，好运来了。我有点纳闷，白天那官腔很响亮，盛气凌人，晚上怎么会主动又打回电话呢？
我将电话接到手上，心里还是紧张起来，仿佛一张厚墩墩的大胖脸就在眼前，让人望而生畏。
阿莲的故事 98（1）
让我意外的是，话筒传来的男中音毫无那局长咄咄逼人的气势，慢条斯理地问起我的籍贯，姓名，学历，以及生活经历，跟填表格似的，一丝不苟，面面俱到。在我一一作答后，我问对方是谁，因为我能听出那声音不是局长。对方让我别打听他是谁，反正是找保姆的，并说这个礼拜天约个地点见面再谈，让我等他电话。莫名其妙的电话，神秘的男中音，难道跟局长无关？是家政公司那边的雇主？可家政公司没有打电话通知我呀。
不管对方是谁，只要是找保姆的，我就心存希望了，打字的指头也变得灵活起来，灰色显示器好似也染上了色彩，希望总是在破灭中重生。
后来我索性上书店买了本计算机方面的书，对照上面的内容，饶有兴趣地学起了文档操作，从简单的复制粘贴开始，再到文本编辑操作。每天下来，收获不小，也逐渐对电脑产生了兴趣，觉得不再是冷冰冰的机器，当文字输入到它的脑袋里时，它也有了灵性，与人沟通。
我也开始理解那混儿为什么平常跟电脑打得火热，在那机关重重的游戏布局里，有他过关后的兴奋和欢乐，带给他成就感，就如同我将日记中的文字输入电脑后，添加、删除、插行、修改一样自如。比起笔墨文字，简单到不留下蛛丝马迹，你完全可以让满目的文字在瞬间消失，留下空白来。空白往往是冗杂后的最好印记，我和混儿消遣的手段不同，可方法一致，都是借助电脑冲淡枯燥的时光。游戏少不了让人亢奋的噪音，如同穿插在枪林弹雨中那样刺激，而文档除了单调的键盘声，是静默的，好像一个人独自想着心思，偶然间自言自语两声。
那几天里，电话一直没响过，我早已习惯了守候，守候雇主，守候工钱，守候生活，保姆这行当就是在守候中开始的，又在繁忙中结束。
周末上午终于来了电话，还是那陌生的男中音，没说两句话，只叫我下午3点左右到前门地铁口附近一家西餐厅见面，到了打他手机，说餐厅旁边就有公用电话亭。
我感觉像是影视剧里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神秘，而胖婶听说是一个人上那么远的地方，见个陌生人，难免有点担心，非要陪我一道去。老太太也觉着有些冒失，说北京太大，什么人都有，让胖婶一道陪我过去，以防万一。我没她们想得多，总感觉北京是首都，还是好人多。再说，对方就算是坏人，朝我一个小保姆打哪门子主意啊？知道老太太家的电话，那肯定跟家庭保姆有关。自己虽是这么想的，可也能敏感地察觉出那男中音虽不是局长的腔调，却有着瓜葛，家政公司是不可能让雇主直接跟保姆联系的，否则中介早倒闭了。
拿定主意后，我决定还是一个人去，在北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对这座城市已不感到陌生。包括在面对陌生人时，服务过三个家庭，我对人的认识已不是过去乡下学生妹子的眼光，淡然似素描，而是有血有肉的油画，我相信自己的识别能力，能自我保护。临走也没忘记带上高中毕业证书，以防对方当面验证文化程度，凡是城市家庭的雇主，大都希望保姆也能识文断字，这样容易沟通相处，文明不正是从文字起源开始记载的吗？目不识丁，那就是文明下的原始物种了，文明的城市由文明的市民主宰，自然就对入城的村民要求文明了。但双方总格格不入，无法协调一致，即便到了现在，不文明的村民在城市总冠以民工的头衔，甭管什么样的工种，你都是带“农民”标签的。城乡之间，永远横着道沟壑，非居民称呼所能填充的沟壑。
下午坐车到了约好的地点，西餐厅旁边就是个电话亭。拨完号后，那男中音叫我在电话亭等着，他还在车上，很快就到。等了好一会儿，有个年轻的男子到了跟前，西装革履的，打着领带，戴着眼镜，显得很斯文。他左右望了几眼，见电话亭边就我一个女的，凑上前小声问了句：是那保姆吗？我点点头，也确认这声音正是电话里浑厚的男中音。他自念一句：也是个小姑娘之后，让我随他进了餐厅。那是我第一次进西餐厅，大白天也亮着很多灯，里面很安静，传出悦耳的轻音乐，深色的墙体和天花板显得很庄重，里面坐满了人，都小声说着话，吃东西也是用刀叉，还有高脚杯装着的颜色各异的饮料。
阿莲的故事 98（2）
他选了一个靠墙角的座位，让我坐下后，点上一支烟，瞅着我打量起来。在陌生男子的盯视下，我有点局促不安，感觉那眼睛里透出的目光有些阴冷，有点像警察大民，只不过隔着镜片的审视，那力度更深几层，好似那厚镜片后面躲藏着一个针头在刺探，我一开始对他的斯文印象荡然无存了。刚好服务员送来两杯白开水，我忙端起杯子喝水，掩饰自己的窘态。又过了一小会儿，他才问我喝点什么。我摇头说有水就行了。他这才淡然一笑，叫来了服务员，给自己要了杯咖啡，给我点了果汁。在他搅拌咖啡时，我还是喝着白开水，觉得眼前那果汁太猩红了点，有点眼晕。
他喝了口咖啡，这才打开话题，首先问那妹子的事。意料之中，可能跟局长有关，自己的推断没错，我才放下心来。我实话实说，那妹子跟丈夫去上海打工了，就留下电话推荐我顶替她。她跟你提到过什么吗？比如说家庭情况？男子盯着我的眼睛问，表情很严肃。我同样如实回答：只说工钱700，比较清闲，要求保姆有点文化，其他都没说了。男子点点头，又开始问我来京一年多的遭遇，特别强调离开雇家的原因。电话里没详谈，所以当着他的面我说了不少，包括离开的原因。他像个老师，在给学生作文做批语一样，说：一次被迫离开，两次主动辞职，有自知之明啊。我不知道他话里的意思，兴许又在嘲笑我一个保姆还非得强撑一脸尊严。
他接着问到我的文化程度，我直接交给他毕业证书，他打开一看，神情很诧异，问我：一个高中生有很多工作可以选择，为什么做起保姆了？我回答说，在城市找工作都得要经验，我在乡下读书时只学会家务活，算是经验吧，也曾想换个工种，可没找到机会。他摇头说经验都是学来的，你这样怪可惜的。口气跟当初刘先生说我时一样，带着同情和遗憾，而我那时候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这种表情，别人的怜悯唤醒我内心的自卑，高考的阴影不自觉地蒙上心头，感觉很痛。
他终于谈到了正题，说工钱不低，活也不多，但有个条件，不要打听保姆身外之事。这条件让我想到胖婶说那妹子始终守口如瓶的话来，即便在她离开时，也不透露一点雇主家的情况，可见这条件要求很严格，至少那妹子是做到了，否则也不能拿到一个局长的私人手机电话，那官衔可比县长大得多。条件要求严格，却很合理，不管在平头百姓家，还是官商家，保持保姆本分，不乱嚼舌头根，安分守己做好本职工作，是对一个保姆最起码的要求。我的回答自然很果断，因为自己向来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不光做保姆，做人也这样。
我所关注的是：眼前这男子跟那局长到底是何关系？父子吗？为什么他只字未提那局长？第一次接电话之人就是这男人吗？那次电话里，是对方无意中透露了局长身份，否则我还不知道真正的雇主是位政府官员。可是官位再大，也就是给家里找个保姆，属于私事，不是政审啊，何必这样兴师动众的，自己反而不出面，难道是官员将工作中的习惯带进了私人生活？
反正让我一头雾水，给人做保姆，居然不知道雇主是谁。
男子嘲笑一声道：你的眼光已在关注保姆以外的事，我能信你吗？
我一听赶紧低下头去，没想到这男人也像冼老师那样，能察言观色，看到人的心里去。
见我紧张的神态，他口气才轻柔了些：没关系，有些事到时候你自然会明白的，别多嘴就行。
谈话期间，男子接了几个电话，每回都答一句：正开会。就关了，我觉得这谎言太低级，哪有会场响音乐的？除非追悼会。
男子的咖啡也没喝几口，起身离去时叫我等他电话。临走前交代，让我自己上医院体检去，费用到时候凭单据他给钱。在他走后，我才喝了一口果汁，很甘甜，难怪价格贵，我一口气喝进肚子里，回味那西餐里的洋味儿，也不枉来此一回。
阿莲的故事 99（1）
回到老太太住处，胖婶的嘴巴就闲不住了，老打听那对方到底是什么来路，是不是局长家请保姆。我只告诉她自己见的是个年轻男子，别的自己一无所知。胖婶摇头不信：乖乖，你这二百五，还没进人家大门，就长心数（心眼）了，大干部家请保姆也不能跟外头讲？
老太太倒是没像胖婶那样大惊小怪的，她讲到过去北京请保姆的大都是干部家庭，她的子女也认识一些安徽籍高干家庭的子女，那样的家庭喜欢在老家找保姆，从不在外招摇。老太太本身就是随军人丈夫北上的家属，听胖婶说是师级军官，战争年代里，丈夫南征北战，把老太太一个人搁在老家，直到解放才把妻子带出村子进了北京城。胖婶后来也告诉我老太太当初听小倒戏里的陈世美心情不好，也是因为丈夫随部队走南闯北时做过负心郎，但终究没有抛弃乡下的妻子。因为自身就是干部家庭，老太太觉得官家请保姆不大喜欢上中介找很正常。
胖婶又问起老太太，在北京，局长是多大的官？老太太虽说是村妇出身，可毕竟也是师长的妻子，对官场还是有所见闻的，说自己大女儿的公公也曾坐过局长的位子，相当于巢湖市市长。胖婶一听就咋呼上了：妈啊，那比县长大一倍呀！
回头想想，村民眼里的父母官——县长都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所谓衣食父母嘛。而实际上，同级别的处级干部在北京大都是自己蹬脚踏车上班的。那时候一听到相当于市长的官位，我也感到吃惊，跟胖婶比较，我算个读书人，可对官府的认识依然停留在最低层面上，和胖婶没什么区别。市长只能在电视新闻画面上一睹风采，直接迈进家门，那门槛未免也太高了点，能不战战兢兢吗？我倒是理解了为什么那妹子对雇家只字不提，换上我，就算知道，同样不敢透露半丝信息。
中国老百姓天生敬畏当官的，更何况一个蹲守厨房的小保姆呢？我也更能理解那男子为什么一再强调让保姆做到独善其身，保持缄默。实际上，从我做过保姆的经验上看，不光是官家，普通百姓家其实都不愿意上家政公司找保姆。原因自然很多，不知根知底是雇主最为担心的，人品是磨合出来的，融洽与否都是在日常生活的细节里窥探出的，而痛苦的是磨合过程，结果往往都是以解雇而解脱。找保姆难，难于上青天，这句话是我亲耳听到的。所以，只要有可能，一般人家都希望通过熟人介绍保姆，中介是不可能向你交底的。人无完人，何况是保姆，是精英谁还愿意给你当老妈子呀？拓开来看，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人和事，都如出一辙，在挑剔中求生，又在挑剔中覆灭，万变不离其宗，有道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反正我是在犹豫不决中上医院体检的，又开始患得患失上了，总感觉等待自己的不是件好差事，700元钱如同是纸币覆盖的陷阱，让人畏惧。体检结果第二天就出来了，一切都正常。随后的几天里，天性爱打听事的胖婶对我穷追不舍，我只好将那天见面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她全盘交代，至于她所关心的是什么样的人家，我只能说自己也不知道。对方什么也没说，主要是问我做保姆的经历。我只能告诉她这些，神秘的面纱我自己都没看透。
倘若我真的知道一些情况，胖婶也掏不出半句去，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我做到了。只是觉得对不住身在天堂的胖婶，我没告诉她实情，现在却散布到网上，尽管经过加工，也有失做人准则。怪只怪网络让人分不出真实与虚拟了，我所敲击的文字背后是道影子，属于我的黑影，穿梭在时光斑驳中，五颜六色，纷扰不息。那凹凸不平的足迹就如同按动的键盘，最终浓缩成方块状烙进网络间，任由别人拿捏，踩踏，而真实的我毫发未损，所以，我肆无忌惮了。
废话少说，继续鞭策我的影子向前蔓延。
男中音第三天来了电话，让我准备好自己的东西，中午在朝阳公园门口见。看意思是决定雇佣我了，胖婶高兴地帮我收拾背包，说丫头运气就是好，工钱这么高，当官的人家肯定亏待不了。说到工钱，老太太有点不自然，随口说了句官家事多，肯定清闲不了的。胖婶忙岔开话，怕老太太多心，以为她胖婶不知足。我的东西大都是衣服，那件冼老师送的衣服我一直没开封，在我离开秦家时，欢欢才发现除了那陈旧的背包，我手上多出一个漂亮的衣袋来。聪明的欢欢一眼就看出保姆是买不起那样贵重衣服的，问我谁送的。这次我自豪地大声回答她：冼老师！在跨出那道门槛时，我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借助冼老师送的衣服在昔日小主人面前掩盖卑微的身躯，暴露出小女人好强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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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莲的故事 99（2）
胖婶也同样对那件衣服产生过疑虑，以为我手脚不干净，临走时在秦家顺手牵羊给带出门槛的。看来我在警察家的嫌疑也给胖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否则她不会想到偷字来。我只好坦白了衣服的来历，胖婶似信非信，觉得一个研究生跟个保姆怎么也搭配不到一处去，还送衣服，让她百思不解。
就要再次上路了，这回还不知道路在何方，胖婶交代我到那里就给她打电话，好让她放心。
朝阳公园大门口，那男子正站在那里抽烟，见我过来他先要去体检单，仔细看了会儿，见没问题就给了我体检费。然后让我先等着，自己去把车开过来，边走还边打着电话，只听到一句：身体健康，肝功能正常，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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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莲的故事 100
等车上了路，我发现直接开向了外环线，向东北方行驶，望着窗外的高大建筑逐渐退去，我才发现天空已坠下了小雨，车已上了通向郊外的高速公路。见车离熟悉的城市越来越远，我不免有些担心着，陌生的地方，陌生的人，于是问了句这是上哪？男中音说是上顺义，就再没下文。
我感到空荡荡的。一年多的城市景象塞满了我的心头，我甚至忘却了生我养我的乡土是什么颜色了。而此刻，乡土就在我眼前，近在咫尺，我却触摸不到。环境改变一个人，往往不正是从视觉开始的吗？当你离开泥土气息踏进城市大门，就好比陷入了望不到边际的荒漠里，热浪，灰尘，以及一成不变的色调能让你窒息，惊恐。可一旦你从荒原下挖掘出绿洲来，能生存下去了，那绿洲同样是耀眼的风景，与乡土迥异的气息，一样能呼吸到氧气，你就如同变色龙似的，转变着身上的保护色，残喘苟活，最终变成沙砾里的一条小虫，艰难跋涉，不再留恋风光满园的乡土。纵然在那里步伐轻盈，可风光再好，也不如人为的缔造。缔造是一种雕琢，就是将真实的景物沾染纸上，绘成一幅美丽的油画，比真实更美的油画。
人们都喜欢雕琢，而不是原生态下的真我。
一路上他电话接了不少，都是三言两语，说自己正在开车，有事回头谈。后来他主动打了电话，语气很殷勤，说正在路上，让对方放心。前面的称呼我错过了，没听清，好像是什么局，可只有一个局字，也不能肯定就是局长。
出了市区，放眼郊外，我的视野终究回归到了原处，如同推开封闭已久的窗户，感到拂面而来的春风里，卷来了阵阵潮汐，湿漉漉的。我这只困倦的小麻雀钻出了密匝的森林，冲破重围，解放了翅膀，眼睛飞出了窗外，俯瞰这久违的乡野大地：春雨淅沥下的远处山脉，青烟缭绕，而不远处绿阴掩映下的河流朦胧如画，湿漉漉的松树流淌起春色，低垂的柳枝在吮吸大地的温湿，草木甘霖，水波粼粼，野鸭飞掠，悠然回荡。
我能从潮湿的空气里嗅出那芬芳的大地，将春色拥怀，彻底返回了自然，抽身脱离了混凝土的焦灼，素裹上雨帘，贪婪地将纯净的天地收揽入怀。
我禁不住问了声：这是什么河？
温榆河，北京的母亲河。男子回头应道。
再往前开，眼前出现了楼群还有建筑工地。那楼群不像市区楼房那样耸立，也有别墅区，很像农村房屋布局，单门独户的洋房结构，四周都是花坛草地，也有双联在一块的，没几层高。让我奇怪的是，在这里也能见到不少碧眼金发的外国人。
我刚来北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是跟胖婶在街上买东西，是个白种女人，体态高挑，浑身散发出香气。胖婶说个（这）东西有点骚臭味，难闻死了。后来坐公交车也遇到过不少非洲人，难怪以前那些妹子跟村里没出过门的人说起外国人，个个津津乐道，大都是贬低老外，说那身上的味道跟羊臊味差不多，贴近了呕心。现在想来很是不解，让城市人仰慕的老外为什么到了农村，反而带有种族歧视。歧视表现在体味上、嗅觉上的简单歧视。
我纳闷地问道：这里也有外国人住？
男子嘲笑一声道：到了晚上，这里就像片洋土地，大都是老外。我忽然想到不会给外国人当保姆吧，那也太离奇了，我可只会做筷子夹的饭菜，刀叉下的肉食一窍不通。
别想那么多，就快到了，人家老外可不敢轻易雇中国保姆。男子没回头看我，也能盘算出我的内心想法，真是高人。
小车开过洋房区，在几栋公寓式楼盘前放慢了速度，进了地下车库，目的地总算到了。坐电梯到了楼层，在电梯口男子忽然止住步，塞给我一大叠钞票，说是前两个月的工资，先试用两个月，然后指了指其中一个单元，让我自己去敲门，他要回城了。都送到家门口了他却让我自己敲门，真是越来越神秘了，有钱在手，我也顾及不了许多，还没有哪家雇主一上门就给两个月的工钱，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尽管心存疑虑，还是按动了门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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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莲的故事 101
过了好久门才被打开，只见一个睡眼惺忪的长发女孩子打着哈欠将木门半打开来，隔着防盗铁门栅栏望了我一眼问：保姆吗？乱蓬蓬的头发遮住了她大半个脸蛋，肤色白皙而红润，白色睡袍下身材饱满，个头挺高，脖颈修长，只是那眼神很倦怠，也很空旷。我忙答应是。她这才慢腾腾地将门打开，又打了几声哈欠，然后问我和那妹子是同村的？那妹子真的嫁人了？我说嫁了，随她丈夫去上海打工了。她说了声：真好！
进了屋子，她指了指门口边放着的拖鞋叫我换上，没等我环顾屋子，她又直接领我到一间房里，说是给我安排的睡房。这可是正式卧室结构，宽大而敞亮，还挂着吊灯，再不是我过去所住的那些陋室偏房。房间很整洁，一张大木床，有衣柜也有书桌椅子，书桌上有盏台灯，台灯旁立着一面梳妆镜子，一尘不染。书桌旁竟然有个电视柜，上面放着一台小电视机，床上的被子是绸缎面子，光滑而鲜艳，好像刚洗过不久，能闻到一股清香。望着眼前的一切，我似乎有点不太相信这是她所说的保姆睡房，背包拎在手上，一时间也忘记放下。
随后她才领我在屋子里走了走，这屋子是大套，四室两厅，装潢很典雅。咖啡色墙体，墨色天花板，红色地板，给人感觉既华丽又雅致。我睡房不远处就是厨房，厨房侧面是餐厅，酒架上摆了不少酒，跟秦家有些相仿。卫生间也是两套，厨房边上一个，卧室拐角也有一个。而正中央的客厅比秦家还要显得宽敞，一套橙色真皮沙发摆成方形，茶几是深褐色，对面墙边同样是深褐色的电视柜，一台小宽银幕似的电视机，铅色的机体显得很华贵。
偌大的房子面面俱到，可我感觉少了些人气。只有中间卧室有人住，其他两间都空着。一间堆放少许的杂物，另一间有个书架，上面有不少书籍，也有桌椅，还有台精致的电脑，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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