垢硕苑健
那天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是治沙站一位老研究员，五十年代从省林业大学毕业后来到紫雪。老研究员是学森林保护专业的，林秀梅学的也是“森保”专业。紫雪市治理沙漠在全国也有一定知名度。造林治沙成绩大，林木虫害亦十分严重。市里专门成立了防虫领导小组，并在治沙站设立课题组。老研究员是课题组组长，林秀梅和另外两个小伙子给老研究员做助手。
杨树是紫雪市造林治沙的重要乔木树种。这些年来，老研究员和林秀梅等几个助手一直在研究一种对杨树危害极大的干部害虫。对任何一种害虫，要找到防治的办法，必须首先搞清它的生活习性和发生规律。这种害虫仅在树干内蛀道危害时间就长达二十二个月之久，每个生活周期要跨过整整两个年度。其中包括孵化、入侵、蛀食、化蛹、羽化、交配、产卵等过程，每一个过程长则十余月，短则数分钟，而且都在野外的树林中进行。要搞清这个全过程，就必须按照害虫的生活习性坚持不懈地大范围调查，一丝不苟、点滴不漏地进行周密细致的观察。他们在大路畔村建立了一个实验基地，带着干粮、水壶、闹钟、手电、皮袄，长期吃住在野外的树林里。关键的观察环节，每天从早上六点多开始，直到午夜十二时以后，每三十分钟一次。有时甚至二十四小时连续进行，绝不放过每一个细小的过程。为了掌握这种害虫发生期的薄弱环节，抓住其中最有效的防治时机，他们把一切都置于脑后，心中只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渴了喝几口冷水，饿了啃一块冷馍，累了抓紧观察中短暂的间隙，上好闹钟，裹上皮袄就地躺一会儿，到时间闹钟一响，马上起来继续观察。就这样不避寒来暑往，夜以继日地在荒沙野地里坚持观察了几个年头，终于搞清了这种危害严重的害虫的生活习性和规律，并发现了它的许多薄弱环节。接着，他们又研究出了利用干基喷雾、药剂点虫孔、性诱器诱杀等几种有效的防治办法，为制服这种作恶多端的害虫闯出了一条新路。
长期的野外生活，使林秀梅显得比实际年龄大出许多。夏天，沙漠里热得像蒸笼一样，有时连气都透不过来；冬天，寒风像刀子一样扑在脸上，林秀梅原本俊俏的脸被寒风刺破，被风沙侵袭，变得粗糙而没有光泽。嘴唇上裂开一道道血口子，像因久旱而龟裂的农田。
那天林秀梅还带徐有福去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基地。省报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过他们的先进事迹。徐有福站在基地的实验室，将墙上镜框里省报那篇头版头条文章读完，心里真有点儿感动。可这种感动就像一缕轻烟，很快就从眼前飘不见了。那篇文章有一个小标题：矢志消灭干部害虫。徐有福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林秀梅，“干部”怎么是害虫？林秀梅笑着说，傻了吧你？“干”是树干。徐有福这才恍然大悟。
他那天本来还想问问用性诱器诱杀害虫是怎样一个过程，甚至看看那个“性诱器”，可却又没好意思启齿。
《机关红颜》35
局里又召开一次研究人事的会，乔正年与业务一科、二科科长正式报到了市委组织部，作为市里县级干部的后备对象。这次会上，许小娇被任命为财务科科长。本来方副局长提议由徐有福任扶贫科科长（方副局长没有食言，想让徐有福“再挑一点担子”），可很少来上班的老局长那天却突然出席了这次局长办公会，并且伸出胳膊将徐有福挡了一下，他说：“有福是个不错的同志，不过这次我看先放一放吧，否则与芒果同志、勤奋同志不好平衡，下次与其他同志一并考虑。”
徐有福就这样被“放”下了。
徐有福获知自己还没“挑”起来便被“放”下后，很有点儿生老局长的气。他突然想起了林秀梅灭害虫的“性诱器”，他决定采用类似方法，将这个老家伙“诱杀”。
徐有福找到白玉，说出想“借”一个小姐的想法，并告诉白玉所借何为。蓝天大酒店十二楼有个本市最高档的酒吧，叫“温柔之夜”。里边的小姐个个妖媚娇俏，婉丽可人。据说有一个小姐别称“李师师”，仿佛宋朝的某个皇帝也在这里消费过似的。一个李师师，使蓝天大酒店的“温柔之夜”顿然蒙上了一层雕栏画槛的香艳和绮窗丝帐的风流。当然这里的消费也很高，只有外地来紫雪投资的客商和本市那些打网球的老板才可以经常光顾。有一个笑话是讲“温柔之夜”小姐的。一客商与一小姐跳舞，客商问：“给你百元行不行？”小姐答：“我们不是那种人；”“给你三百行不行？”“奴家卖艺不卖身；”客商一发狠：“给你两千行不行？”小姐大喜：“你说咋弄就咋弄！”
当然从白玉这儿借小姐，不需徐有福掏钱，白玉早埋单了。徐有福那天本想借李师师，白玉如实相告，李师师根本脱不开身。借不得李师师，徐有福竟一时没了主意，他又不晓得这里再有没有个陈圆圆，他总不能像在瓜田里挑西瓜那样，跟着白玉去小姐堆里挑吧？白玉见他踌躇，只得问他：“你要什么样的？”
“高大肥美白。”徐有福脱口说出了他的标准。
徐有福已学会开车。那天他开着白玉的帕萨特，拉着“高大肥美白”向大路畔村疾驶而去。上车后他询问“高大肥美白”，才知她姓潘，叫潘朵拉。
一听潘小姐叫如此有趣的一个名字，徐有福扑哧笑了，笑毕扭头问潘小姐说：
“你姐姐是不是在国外啊？”
没等潘小姐回答，他又问了一句：
“合众国还是澳大利亚？”
“没有啊。”潘小姐有点儿莫名其妙，说：“我家在四川，家里只有一个妹妹。”
“哦，那是我搞错了。你跟一个外国女人叫同样名字，那个外国女人也叫潘多拉。”
潘小姐还在那儿傻笑，徐有福接着又说：“那你妹妹叫啥名字啊？”没等潘小姐回答，他便一边笑一边说：“我倒给你妹妹想好一个名字：小巧玲珑特——与高大肥美白相对！”
徐有福发现自己对待这些女人，已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可过去即使面对田小兰，也有诚惶诚恐之感。可见任何一个人都是会变化的，关键看你主观上想不想变化，而客观上又有没有变化的土壤和环境。那天林秀梅给他讲了一个造林术语，叫“适地适树”：什么树栽在什么地方易于成活，就在什么地方栽什么树种。实际这个“适地适树”原则适用于一切生物，包括小鸟小虫，都是在寻找自己的适生地。人与鸟与虫与树一样，也有同样的原则，那就是适者生存。
徐有福现在已成为一个“适者”。如果徐有福要写小说，他就决定给自己起个笔名，就叫“适者”。徐有福有个师专同学，一直在写诗歌，在省里市里小有名气，这个同学发表诗作一直用笔名“行者”。以至于同学聚会，大家就会互相问：“行者来了没有？”“行者怎么还没来？”而把他的本名忘记了。有一次几个先到的同学突然想不起行者的原名了，最后还是一个同学思索了一会儿才率先想起来：“王建国嘛！行者叫王建国！”
另一个同学当时说，看来笔名与本名真能将人搞糊涂。只有鲁迅与周树人大概人人都知道，不过鲁迅还是要比周树人知名度高一些，知道的人更多一些。包括著名作家柳青和路遥，他们的原名刘蕴华与王卫国知道的人也不是很多。
那天徐有福将潘朵拉拉到大路畔村的夜来香酒店。在村里搞调查研究时，一次碰上回家的马俊才。马俊才那天晚上拉着徐有福在这里唱过歌。马俊才只会唱《驼铃》和《杜十娘》两首歌。那天马俊才喝多了酒，分别将这两首歌唱了近十遍。徐有福唱了一首摇滚歌《假行僧》：
我要从南走到北，
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
但不知我是谁。
假如你看到我有点累，
请你给我倒碗水，
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
请你吻我的嘴。
这首歌词和曲都是崔健的。徐有福有一次与白玉在“温柔之夜”歌厅玩，一下就喜欢上了这首歌，直至唱得烂熟。每次唱这首歌时，他都仿佛是在给一个最心爱的姑娘倾诉衷肠，有时甚至会唱得热泪盈眶。看来一个人再堕落，内心深处也会有一块净土，留给自己最心爱的人！
那天马俊才还要了两个小姐。可这两个小姐长得丑且不说，伸手上来就摸徐有福的“大哥哥”。徐有福和她们跳了两曲舞，握着她们的手还不如左手握右手，倒像抓着一把农民用的耙子，或者就是一张砂纸，硌得慌。徐有福当下兴味索然。看来小姐也有高下之分，贵贱之别，比如明末名妓杨爱，比那个饱读诗书的钱谦益还要有骨气。杨爱又名柳如是，明亡时她劝钱谦益自杀，谦益不从，卖身投清。
将潘朵拉在“夜来香”安顿好后，徐有福返回市里请老局长。老局长早就说过要来村上看一看，并要徐有福“安排个时间”。下午时分，徐有福已将老局长接来。拿着礼品去慰问了老支书高有电，还去老同学林秀梅的试验基地转了一圈，然后便来到夜来香酒店。
那天出面作陪的还有小庄镇党委书记和副镇长。镇长就是吴小娇老公，去省党校学习未完。“你们局的吴小娇我们都熟，结婚时就是在镇里办的，以后还来过几次。”镇党委书记说起吴小娇，语气十分温柔，可见吴小娇将“倩影”也留在这位书记脑海里了。不仅仅是倩影，仿佛还有香味儿，虽是那种“余香”，也挺让人陶醉的。
饭毕，镇上村上的领导有事先走了，只留下徐有福和老局长。徐有福召出潘朵拉。潘朵拉一出来，老局长眼里顿然放出一束亮光，就像将一个电暖气的插头插到插座上一样。潘朵拉直奔老局长而去。徐有福则随便抓起一个“耙子”。四个人先在灯光幽暗的大厅里抱着摇了一会儿，便分别摇进了两个小包厢。
潘朵拉带着老局长用肩膀撞开门滑进小包厢那一刻，徐有福瞥了他们一眼，正看到老局长眯缝着双眼，在潘朵拉额头上沉醉地吻了一下，然后门便像小孩睡着合上眼睑一般闭上了。
徐有福一进包厢，就放开耙子，递给她一百元钱。耙子用十分敏捷的动作将一百元钱塞进袜筒里，然后像一颗篮球一样兴奋地往徐有福怀里弹。徐有福急忙止住她，和她一边喝啤酒一边说话。
大约两个小时左右，局长才从包厢里出来，浑身上下溢出一种舒畅和通泰的感觉，脸上也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小潘的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好！”局长一边往门外走一边这样对徐有福讲。“就是就是，唱唱歌跳跳舞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当年革命斗争那么紧张，那些领袖人物还常常参加延安的舞会呢！”徐有福十分真诚地配合着局长。“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包厢里也是很文明的嘛！”局长上车前又摆摆手对徐有福这样说。局长的“文明”二字像一根针，将徐有福这根线顺手引了出来，他没加思索顺着局长的思路说：“有两句顺口溜不是这样说吗，白天上班没精神，晚上包厢搞文明！”话说出口，徐有福才觉得没说好，赶快将车发动着，借发动机的声音掩饰内心的不安和懊丧。而局长此时正在一种十分高兴的情绪中，并没有介意，反而扭头对徐有福说：“有福在这儿扶贫工作搞得不错，镇村领导对你评价很高嘛！”“那还不是因为有局长的培养和支持。”徐有福本来想用“栽培”这个词，但又觉得这个词有点儿庸俗，况且他也不是一棵树，何谈“栽培”？话到嘴边才改为“培养和支持”。而此时局长已仰在后座闭着眼睛，发出了轻微匀称的鼾声。
徐有福稳稳地开着车，在河岸边的蛙鸣声中，推开夜色向那座灯火辉煌的城市驶去。
《机关红颜》
由于徐有福一年的奔波穿梭，大路畔村老支书高有电与马俊才多年的矛盾有所缓解，虽还没能握手言欢，但已不像过去那样处于敌对状态。徐有福趁热打铁，鼓动马俊才出资三十万元在村里修了一所“俊才希望小学”，又给西村修了一座桥。省报以“一桥连起干群心”为题，对徐有福下乡扶贫的先进事迹作了报道。
年终市里召开的扶贫奔小康工作表彰会上，徐有福作为“扶贫工作先进个人”受到表彰，他的“同情兄”将奖状递给他时，还和他拉了拉手。徐有福不仅给个人争得了荣誉，也给单位争得了荣誉，他所在的局被评为“全市扶贫奔小康工作先进单位”。
局里在召开局长办公会总结一年的扶贫奔小康工作时，对徐有福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这个同志不仅人品好，为人淳厚，善于做工作，而且能在工作中找到突破口，抓住要害。”老局长这样评价徐有福。他似乎言犹未尽，又说：“有福同志在大路畔村扶贫奔小康工作中，只抓了一对主要矛盾，就是马俊才与高有电的矛盾。这一对矛盾抓住了，抓准了，解开了，其他问题迎刃而解。至于修建希望小学、修路架桥等工作，只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不是主要矛盾。这里就有个先与后的问题。先抓主要矛盾，促成马、高和解，然后再抓主要的矛盾方面，即修学校架桥，这样就不会遇到阻力。可若先去修学校架桥，对马、高矛盾视若无睹，最终是学校也修不成，桥也架不起来。”局长说到这里将身子往舒服坐了坐，然后将两只手在空中互相拍了一下，接着说：“为什么学校也修不成？桥也架不成？马俊才不出钱，拿啥修学校架桥去？退一万步讲，马俊才即使出了钱，高有电与他心里别着劲，不接受他的馈赠，又有什么办法？就像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苏联又是撤专家，又是中止各种援助。退一步讲，即使它不撤，不中止，毛主席也不会再接受他们的援助。”
局里的科长、副科长都参加了这次局长办公会。徐有福觉得老局长讲话还是很有一些艺术水平的。有时引而不发，有时意在言外；有时言之有物，有时言之无物；有时讲宏观，拓展人思维空间；有时论微观，让事物具象可见。他在说马俊才时，用的是“退一万步讲”这样的语句，极言马俊才出资几十万修学校建桥的重要程度，言外之意是，没有这几十万，其他都是空的。可在讲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撤专家时，他的语气稍显平和，就像一条急流在狭窄的河道奔涌而出，河床突然变宽，一望无垠，水流于是遽然变得平缓起来。苏联撤专家在当时是天大的事，但在眼下，尤其是对于局里的扶贫工作而言，显然没有马俊才出资修学校建桥重要，因此局长用的语句是“退一步讲”，“一万步”到“一步”，其中空间有多大？！
局长这样绕了一大圈后，才又回到徐有福身上来：“所以有福同志先解决马高矛盾，然后乘势而上修学校架桥的做法是有深层次的哲学道理的。徐有福同志能带着辩证法去参与扶贫工作，用辩证法去解决在扶贫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这一点就不简单！有福听说你为了解决马高矛盾，仅高有电家去过十六次？”局长扭头这样问徐有福。徐有福当时脸有点儿发烧。实际他只去过五次，不知局长怎么会突然迸出个“十六次”的说法。就像一个诗人灵感突至冒出一句好诗一样，徐有福又不能抑止或阻碍局长这种灵感的喷涌。正像一步与一万步之间有点儿远一样，五次与十六次之间的距离也有点儿大，于是他只好含糊其词地说：“没有十六次，十几次我记不清了。”
“十几次也不容易啊！当年刘备请诸葛亮才三顾茅庐！”局长以这样一个历史典故结束了他这番挥洒自如的讲话。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在局长心目中，徐有福就这样突然变作了唐朝的项斯。
方副局长与其他两位副局长那天也各找了一个角度夸赞徐有福。总之“内秀外拙”、“大智若愚”、“厚积薄发”这些词语都用上了。若徐有福是一部引来广泛好评的长篇小说，那天仿佛就是开他的“作品研讨会”。大家从各个角度发掘这部小说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内涵，生怕遗漏了什么，留下那种遗珠之憾。
徐有福若是一朵迟开的玫瑰，一夜之间在局里绽开了笑颜；徐有福若是一枝寒梅，而今突然在局里傲雪怒放了。
几天后，徐有福被任命为扶贫科科长。这项任命的重要性在于，会上只研究了他一个人。就是说，这次研究人事问题的局长办公会，是专为徐有福一个人开的。正像那首歌里唱的：总有“云开日出时候”。
《机关红颜》37
市委书记和市长起了一些摩擦。市委书记与市长配合原本是不错的，就像两只手一样，互相总能用劲儿握在一起。可最近一段时间，俩人的关系有点微妙起来，并且有开始扳手腕较劲儿的迹象。
一个同志与另一个同志在工作中发生点儿摩擦，本是可以理解的。勺子和锅沿能没个磕磕碰碰？即使是一些觉悟比较高的领导同志，也不可能配合工作时总是一团和气，互相产生点儿矛盾是十分正常的。恩爱夫妻还有拌嘴的时候呢，只要做爱时互相说声对不起就尽弃前嫌了。老子和儿子该是至亲关系了吧，互相还有不理解的时候呢！
市委书记年龄大一些。在这个市从副乡长干起，一直干到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对各项工作烂熟于心，因为没有他没干过的工作岗位。他的记性也特别好，到县里乡里检查工作，只要见过一面的干部，下次见了他就能叫出名字来。给他汇报工作，谁也甭想蒙他：某项指标或某个数字小数点后面几位数他都能随口准确地说出来。有句戏谑的话说：上级永远弄不清下级，下级永远说不过上级。可他却将他的不少下级弄得一清二楚。用他常说的一句话便是：谁有几斤几两我也知道！
书记是一个工作狂，谁在工作上给他耍花架子，或者捅出娄子，那他可不答应。他批评起人来从不讲什么情面，不少干部因此惧他三分，有些干部甚至一见他就腿肚子打颤。
书记不近女色。钱弹和肉弹，现在有些领导干部遇这两弹就落马，书记却是个例外。目迷五色，书记就是不迷女色。某县一位有几分姿色的女副县长一次来给书记“汇报工作”，书记早就听说这位女副县长有两个“基本”，基本不干工作，一天到晚将身子扑得香香的在领导办公室转悠；基本不放过每一任县委书记县长，胯下之物十分了得。老书记早想撸了这货，一时找不到机会，没想这货自己送货上门了！女副县长一进门，其他人欲走，书记伸手止住他们，黑着脸问女副县长：“你找我干啥？”书记没让女副县长坐，女副县长不敢坐，站在书记办公桌前娇羞地一笑说：“我想给书记汇报一点工作。”“恐怕你是想给我汇报两点工作！”书记盯着女副县长胸前高耸的“两点”看了一眼，脸一沉说：“你给我汇报什么工作？”书记将手中的文件啪往办公桌上一甩说：“你是县委书记还是县长？你一个排在末尾的副县长给我汇报哪门子工作？啥时轮到你给我汇报工作了？等你当了县委书记县长再来汇报也不迟啊！”一阵劈头盖脸的抢白，书记仍然不依不饶：“你看你像不像个副县长？县长能穿绷屁股的紧身裤？还有上衣的拉链，听说你从不拉上衣的拉链，这叫什么？电视上和小说里的说法是春光外泄！”女副县长被数落得当场扑簌簌掉眼泪。其他几位领导忙将女副县长拉出办公室。当时在场的市人大主任也是一位老资格的领导干部，对书记说：“人家是个女同志，你的话也太厉害了一点儿！”“女同志？对我来说，她首先应是一个称职的副县长，你看她像不像个副县长？倒像只鸡！啥时鸡也能当县长了！”
没过多久，女副县长便被调到市政协文史工作委员会任了一个闲职。
与市委书记相比，市长年轻一些，资历当然也欠缺一些。俩人的摩擦起自一些闲话。本市共有十六个县，历史上就有“东八县、西八县”之分。市委书记是东八县人，市长是西八县人。有些东八县的干部总爱往书记身边跑，有些西八县的干部总爱往市长身边凑，时间长了就有了一些是是非非。尤其是在干部使用上，市委书记虽然也能征求班子里其他同志的意见，但最后决定时喜欢自己拍板。市委书记也有苦衷：这个说张三这个同志不错，那个却说张三这个同志不行。我是听“不错”的还是听“不行”的？于是市委书记干脆选个李四。
市委书记从当副乡长起一直在东八县，正像人们常说的：与这个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况且他对东八县的干部确实熟悉一些，他说的“几斤几两也知道”，主要是指东八县的干部而言。加之老领导、老同事、老部下、老同学，这个给他捎来一句话，那个给他捎来一袋土特产。他特别喜欢吃东八县某县产的大南瓜，吃饭时无意间给老伴嘀咕了一句，东八县的干部群众就都知道了，从此老有人给他往来捎南瓜。这些县的一些故旧甚至善意地将他称作“南瓜书记”，简称则为“瓜书记”。终于有一天，家里的南瓜堆得无处放了。老书记动了怒，一边喝天天必喝的南瓜稀饭，一边用筷头一指老伴说：再谁送南瓜来，你一颗南瓜给他付一百元钱，看他们再送不送！果然从此就很少有人送南瓜了。
在用人问题上，虽然老书记力求“五湖四海”，力求公正，但要做到不偏不倚也很难。好比一户人家有三个孩子，邻居家也有三个孩子。要将这些孩子送出去上大学了，大部分人都会先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去，再送邻家的孩子。而且总是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清华北大，却将邻家的孩子送到徐有福就读的本市那所师范专科学校。
如此西八县的干部就不服气，纷纷跑去给市长“掏耳朵”。一个人掏时，市长批评这个人：不要无事生非嘛！用人是集体定的，又不是书记一个人定的。可五个人去了重复同样的话，市长便不吭声了。十个人再去重复，市长就皱起了眉头。第二十个人跑去时，干脆从衣兜里摸出一张单子。单子采用分类法：十六个县的书记、县长，共三十二人，三十二人中东八县有多少人，西八县有几人；加上常务书记、常务县长，六十四人中东八县有多少人，西八县才有多少人；十六个县委、县政府工作班子中，所有的县级领导，东八县有多少人，西八县才有多少人。下来还有几十个市直部门，“量”的差别有多少？“质”（部门的重要程度）的差别有多大？ “这样下去，我们给西八县的干部群众不好交代啊！”这位排出单子的同志耳语般地对市长说，就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在轻轻唤醒熟睡的孩子。
市长此时眉头已越锁越紧了，伸手将香烟在烟灰缸中拧灭。时隔不久，便传出俩人“扳手腕”的说法。
谁将谁扳过已经不重要了。就像两匹驾辕的马，别着劲儿一个往东拉，一个往西扯，拉扯了半天，结果只能气喘吁吁原地停下，等着赶车人过来抽那一鞭子。
东边打雷，说不准西边就会下雨哩！市领导脸上阴云密布，县里局里就会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局部地方甚至会是瓢泼大雨。
徐有福所在的局，也开始下起雨来。
在局里打第一声雷的，是被挂起来的打字员小苗。
小苗的表哥是市政府副秘书长，就是给市长出示“单子”的那个人。
副秘书长也年轻，虽然没有方副局长的“背景”，但他也有胜出方副局长的地方：他任副秘书长已有五年时间，而副秘书长是正县级，副局长却是副县级。
本市一个很重要的县，县委书记将升为副市长，省里已考察过了，据说很快就会出文。就像少女的乳头一样，县委书记由谁去做，成为一个敏感点。
方副局长已三十五岁，在局里工作已有两年，市委书记当然想安排他去，况且省上也有领导给市委书记“打了招呼”。可当他在正式提交会议研究前与市长“碰头”时，市长却明确表示不同意。市长对方副局长的工作评价很高，认为是难得的德才兼备的干部，但毕竟资历浅一些，况且目前还是一个副处级，去那样一个大县任县委书记，上下左右都会引起纷争，不利于安定团结。那个局的老局长不是想到另一个局去吗？市长顺势就把自己的牌打了出来，他的意见是，让老局长挪出去，将方副局长任作局长，再干一两年，下去就顺理成章了。
市长讲得不能说没有道理，他推荐的县委书记人选是那位副秘书长。
第一次扳手腕，没有结果。书记说：那就先放一放再说吧。
方副局长与副秘书长的关系由此变得微妙起来。
局里的局面也遽然变得复杂起来。就在市委书记与市长“碰头”的第二天，老局长突然精神抖擞来上班了。
方副局长来局里这两年间，局长基本“没理朝政”，他甚至很少来上班，只是偶尔来参加一两次会议。像古代那个姜太公一样，拿着个没有鱼钩的鱼竿到哪里钓鱼去了。
而他现在突然重返朝堂，并且一来便坐在金銮殿上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国是。他将局里全体同志召集在一块儿连着开了三天会，并将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打印出来发给大家，让大家认真学习后写出心得体会，并贴在局里的学习园地上。
局里的人事也有所变动：刘芒果任宣传科科长；政秘科副科长升为科长；吴小娇任扶贫科副科长；被挂起来的打字员小苗任政秘科副科长；赵勤奋仍任业务三科副科长。
局领导的分工也作了调整，方副局长只分管扶贫科，其余科室由张副局长和王副局长分管。局长私下里给人讲：都是副局长，怎么他一个人管完了？让别人喝西北风还是喝稀饭去！
局里仿佛改朝换代了一般。或者就像那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大海，平静的海面下涌动着巨大的力量，也许顷刻就会掀起冲天的大浪。
局里已形成明显的三个梯队：乔正年与一科、二科科长为第一梯队；徐有福、许小娇、政秘科长、刘芒果为第二梯队；吴小娇、小苗和赵勤奋为第三梯队。
三个梯队里排在最后的是赵勤奋。就像小时候玩的那种“狼吃羊”和“老鹰抓小鸡”游戏一样，赵勤奋被甩在了最后，随时有被一口吞掉的危险。
赵勤奋当然不服气，本来他可以进第二梯队，据说会上方副局长曾提出让他任政秘科长，但被老局长断然否决了。赵勤奋因此对老局长充满了怨言：这老家伙怎还不死？！他甚至公然在办公室这样对徐有福说。
按照赵勤奋的说法，他是招了“产地”的祸害，他和方副局长都是东八县人。
徐有福不以为然，他反驳赵勤奋说，那刘芒果也是东八县人，为啥这次还提拔？
因为不提拔说不过去，刘芒果资历在那儿摆着。本来刘芒果应该是局里最重要科室的科长，但却给他一个最不重要科室的科长，这就很说明问题。如果三个老科长提拔了，下来就该轮到刘芒果了，可他现在却被甩在了你们后边。赵勤奋愤愤不平地说。
你们西八县人现在开始反攻倒算了，就像过去胡汉三的还乡团。这里面大有学问，甚至是刀光剑影呢！
按照赵勤奋的分析，东西两边抢占的高地，首先是各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这次空下的那个县委书记位子，又是一个最重要的县，相当于战争年代那种“兵家必争之地”，要么就是朝鲜战场上的“上甘岭”。市委书记当然想安排方副局长去，而市长却推出副秘书长。在市委书记那盘棋里，若将这个高地占住了，那再丢几个小山头也无所谓。若方副局长顺利出任县委书记，老局长就会到那个重要局任局长。老局长是西边人，市委书记之所以会同意他到那个重要局任局长，是因为“上甘岭”已到手了，那个位子怎么说也得忍痛割爱，让给市长。而市长首先要在“上甘岭”上与书记厮杀一番，副秘书长若当了县委书记，老局长再挪到那个重要局，这就等于在这场战役中，市长拿下了一号高地和二号高地，方副局长任咱们局局长，就势所必然。三号高地就让他们占去吧。市长会这样作出胜利者的姿态。
当然若市长占领不了一号高地，那就会拼死保住二号高地，那个重要局的局长非咱们局长莫属。
老局长养病两年后突然气势汹汹杀回局里，是因为背后有人撑腰，腰杆一下硬了。况且作为市长这盘棋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他得给市长一个不俗的表现：抑制方副局长，为全局的胜利孤注一掷！就像当年的张灵甫，即使最后被全歼，也得在孟良崮与陈毅、粟裕大战一场。
问题是他们龙虎斗，咱这小鱼虾跟上遭殃！这可真是城门失火了！
县里的位子争完，再争市里这些部局的位子。部局有重要不重要之别，自然是先占重要位子：你占公安局长，我占财政局长；你占人事局长，我占劳动局长；你占交通局长，我占民政局长。最后才是争不重要位子：哪怕这个局就叫“不重要局”、“可有可无局”、“大款老婆局”，也照样得争个你死我活。毛主席当年的战术是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那是特殊年代。对待苏修和美帝，毛主席就是寸土必争，说过毫不相让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为什么“不重要局”还要争？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在提拔干部，上级要搞民主推荐。比如要将某个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市长，就要在市里所有正县级干部中搞推荐：重要局的局长投一票，不重要局的局长也能投一票。只有在投票的那一刻，重要局的局长与不重要局的局长没有差别！
任何一个不重要局的局长到了县里，县里的书记、县长也会出面招待吃个饭。这个局与这个县没有任何关系，也不会给这个县带来任何利益，之所以两个“一把手”出面，又是宴请，又是招待，不是招待那个“可有可无局”的局长，而是招待那“一票”。
《机关红颜》38
市里新来一位常务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年轻，不到四十岁。学历也高，博士研究生。
常务副市长很有来头，给现任省长做过秘书，下紫雪市任职前是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常务副市长一来，就将方副局长比下去了：年龄比他大不了几岁，学历又比他高，更重要的是，职位比他高出两级。
“两级”可不是一个小的距离，差不多相当于两道悬崖，有些人一辈子连一道悬崖也爬不上去。
本市有一个副县级领导干部，二十八岁时就担任了某县副县长。然后从甲县副县长到乙县，继续任乙县副县长；又从乙县副县长到丙县，继续任丙县副县长。后又改任丁县副县委书记，戊县副县委书记。从戊县任上，调回市里任某局副局长。在市里又像一支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一样，转悠了五六个局，一直任副局长。转眼三十多年过去，到退休时与提拔时是一个级别：副县级。上级部门谈话让他退休时，他明确提出：不给个正县级不退休。最后只好在退休文件里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面注明一句话：退休后按正县级待遇。
常务副市长是市长从省长那里要来的，这是一个干练的领导干部，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他的与众不同。按常规，常务副市长只是市委常委，他却是市委副书记。在市委、市政府两边都有要害职务，说话腰杆就硬了许多。他一来就分管市上的财政与人事工作，这也是破了例的。过去市里的财政与人事，全由市长直管。
常务副市长与市长配合默契，好像一个人的左右手一样，又像一个人的左右脚：这只向哪儿迈步，那只就跟着向哪儿迈步。
常务副市长一到任，就提出一个口号，要将城市建设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放在十分突出的重要位置来抓，让紫雪城亮起来，高起来，美起来，绿起来。
市里出现了两个声音：市委老书记还在那儿狠抓扶贫奔小康工作，市政府这边却开始大抓城市建设工作。本来扶贫工作与城建工作并不矛盾。就像两个人站在高峻的山头上，对着空旷的山谷喊。若同时拖长声音喊：“扶——贫”二字，山谷里的回声便是“扶贫——扶贫”；再同时拖长声音喊“城——建”二字，山谷里的回声便是“城建——城建”；有种回应之美，韵律之美。
可若两个人同时拖长声音喊，一个喊“扶贫”，一个喊“城建”，山谷中的回声就会杂乱起来。就像古代两军交战时，两支队伍混杂在一起厮杀，已很难分清各方的号令，只能听到纷乱的马蹄声。
市里的干部形象地总结说，市委和市政府现在就像办丧事时坐在院子里的两个唢呐手，一个鼓着腮帮子向这边吹，一个鼓着腮帮子向那边吹。还说市委市政府是在一张床上睡觉的两个人：一个头朝上，一个头朝下。市委的书记们一天到晚下乡抓扶贫奔小康；市政府的市长和常务副市长却一天往省里、京里跑，去上面争取城建资金。
市扶贫局局长原来进市长房子汇报工作，不需要在秘书那儿排队，可随时来见。现在市长和常务副市长却不见扶贫局长。有一次扶贫局长找市长，市长和常务副市长正在商量城建工作，还没等市长开口，常务副市长手一摆说：“先找主管副市长去。”
而城建局长却常常被召到市长办公室或常务副市长办公室。有一次甚至几个环卫所长和路灯管理所所长也登堂入室，跟着城建局长进了市长办公室。因为老百姓老给市长写信提意见，这儿路灯不亮，那儿排水不畅；这儿道路不通，那儿公厕壅塞。而当年市政府向市民承诺的十大城市建设工程，其中就有“市内增修公厕十八个”。
市里很快有了传言，市委老书记将调省政协去工作。市长将出任市委书记，常务副市长接任市长。
元旦前后，一场大雪覆盖了紫雪市。雪后气温遽降，达到零下二十八度。
气象部门称，这是紫雪市近二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
由于连续几天强降雪形成冷空气，加上积雪辐射降温，夜晚会吸收地面大量热量，形成持续低温现象，使紫雪市连续十天左右处在冷高压中心，气温一直在零下二十六度到二十八度之间。
大街小巷全部积冰。不时有衣着臃肿的行人摔倒。汽车早晨难以发动，爬行在街道上和人走的速度差不多。
市政府所有部门都上街铲雪。市长和常务副市长带头铲雪的大照片发在市日报的一版上。
徐有福和赵勤奋每人拿一把镐，用镐头先将冰面砸开一道沟，其他人再用铁锹一点一点切豆腐一样往下斩。那几天，走到街上，听到的都是咔咔咔这样一种有韵律的“斩冰”声。
徐有福猛干了一会儿，将手扶在镐头上喘气，口里喷出的气像汽车排气管喷出的气一样粗。许小娇与吴小娇正将铁锹背着拿在手中在那儿斩冰，俩人的频率十分一致，就像市长和常务副市长的配合一般。俩小蹄子都穿大红防寒服，戴白色的帽子和黑色的手套。俩人并排站在徐有福身后，像一对双胞胎跟着哥哥在大雪地里堆雪人玩。
《古诗十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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