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芈聿磺啊薄p煊懈k涫埂澳诹Α保越庑〗坷坏叫厍袄础n庑〗亢孟袷沽恕岸ㄉ矸a币话悖苁怯胨3肿拍敲匆坏憧障逗途嗬搿s幸换岫煊懈8纱嗖捎谩澳谕饧费狗a保槐咭愿г谖庑〗垦实挠沂滞铩凹贰保槐呓兆盼庑〗康淖笫致城袄5朔ㄈ圆蛔嘈В庑〗恳谰煽徊欢a┤酥渚拖翊笄糯恿酵贰昂下！笔庇龅搅艘坏慵际跄烟猓贾沼幸坏婪於
较了一会儿劲，徐有福见无法达到目的，只得收手。他心里有点儿纳罕：这小蹄子好像在哪儿练过功，少林还是武当？不过这下更激起了他的兴趣，吴小娇浑身紧绷绷的，如果跟她做爱，说不准会像鼓槌敲在一面紧绷的鼓上，一下将你弹出老远呢！
想到好处，徐有福扑哧笑了。他这一笑，吴小娇“提高警惕”的身子突然放松，他的胸一下触到吴小娇凸起的胸上。
相触瞬间那种感觉太奇妙了！徐有福就像被埃及那座金字塔的塔尖触了一下，首先感到的是一种硬度，多硬啊！徐有福在心里感叹。然后是一种柔软，仿佛一个人当胸轻击你一拳，随即手腕一软，就缩回去了。而那个触上来的小小的乳头，仿佛是一个模样俊俏的小孩子，滑冰时脚腕儿一歪就摔倒了。徐有福多想将那个“小孩子”扶起来啊！他甚至想将小孩子抱在怀里，亲亲他的小脸蛋。
徐有福当时就像一个驾驶员，开着一辆小汽车与另一辆小汽车迎头相撞，虽然在相撞的那一瞬间双方都踩了急刹车，但还是晕头晕脑将保险杠碰了一下。
吴小娇说她有点儿累了，放开手坐回去。而徐有福却还站在那儿愣神，仿佛他是坐在火箭顶端的卫星，被轻轻一触送入了太空。即使遨游太空时，他心里那种舒服的感觉仍没有平息，仿佛三伏天吞下去一杯冰茶，不仅仅是荡气回肠，简直要欲仙欲死。
《机关红颜》31
张副局长和王副局长闹开了意见，俩人站在办公楼的楼道里大吵了一架。当时恰好是下班时间，张副局长说不过王副局长，气极，竟试图去扯王副局长的脖领子。吵架马上要演变为打架了。要不是徐有福扑上去抱住张副局长，往后拖了拖；赵勤奋扑上去抱住王副局长，也往后拖了拖，一场“武斗”不可避免就要发生了。就像美国和伊拉克一样，看着就要动武了，联合国急忙作了一个“1441”号决议，并急忙派出一个核查小组。
当时恰好刘泽天市长下班从楼道经过，一边匆匆往下走，一边对紧跟在屁股后面的秘书长说：“不像话，机关成啥样子了？！”
市长上车后还在气呼呼地说：“吵架的，不像话；围观的，也不像话。市政府的机关干部，又不是自由市场的农民，围着看什么？看戏？还是看牲口？”
汽车已经启动。坐在一侧的秘书长赶忙欠身说：“马上开展机关作风整顿，杀杀这些歪风邪气。”
局里共有四位局级领导，按文件传阅单的顺序排列为：局长、方副局长、张副局长、王副局长。当然文件传阅单的顺序是按市里任命这四个人的顺序排列的。局里的同志有时就会简称为大局长、二局长、三局长、四局长。一说“三局长”，大家就知道是张副局长，而“四局长”，自然是王副局长了。
张副局长与王副局长有矛盾，局里的同志都晓得，但矛盾的起因在哪里？局里同志却没有一个知情。
张副局长与王副局长原来都在县里工作，他们曾是关系很好的朋友。那时张副局长与王副局长在一个单位。张副局长一次被单位领导批评了。领导没有调查清楚某件事情，就主观武断地批评了张副局长，并让张副局长在全单位职工大会上作检查。本来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但对领导来说，没有调查研究也有发言权。尤其当时那个领导还是个专断的领导，喜欢搞“一言堂”，喜欢“说了就算”，并且“错了也就错了”。那件事情虽与张副局长有点关系，但主要责任却不在张副局长。可当时谁也不敢去向领导讲清事实真相。看着张副局长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脸瘦得脱了形，像个削苹果刀，与他同住一个宿舍的王副局长生气了：这样随便冤枉人还成？！又不是皇帝，想把谁砍了就砍了！当时王副局长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说着就从床上跳下来，穿上鞋噌噌就去找领导了。
由于王副局长挺身而出，张副局长转危为安。张副局长感激涕零，摇着王副局长的手，说了许多掏心窝子的话，俩人险些桃园结义。
以后又有一件什么事，这次是王副局长遇到麻烦，张副局长出面给摆平了。俩人关系好的时候，王副局长总对别人讲，张副局长为那件事跑了十几次，当时是冬天，有一天晚上为那事去奔忙，心里着急，天黑路又远，一下摔进一条排水沟里，小腿都摔骨折了。
这两件事后，俩人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互相对对方心存感激。
结婚后，两家关系仍然十分要好。不仅逢年过节在一块儿吃饭，平时只要有时间，就使劲往一块儿凑。有时你家请我家吃饭，有时我家请你家吃饭；你家给我家送两把挂面，我家给你家送二斤大米；你家给我家几个苹果，我家给你家抱两个西瓜。看电影都是两家一块儿去。男方单位发电影票比较好办，两个男人每人多要一张票就是了。若要不来，就将两张票交给两个女人去看。若女方中的其中一方单位发电影票，有时再要三张票显然有困难——那时的电影票比现在的球赛票都要紧俏——若要来三张，就四个人去看；若要来两张，就作废一张，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去看；若一张也没要来，干脆将发的那张也作废。女方中的另一方单位发电影票，也是如此做法。有时若另外要来三张票，这家的女人回家后一定是喜滋滋的，一进门就会对丈夫喊：
“今天我单位发电影票了！”
“又要了几张？”
“你猜？”
“一张？”
对方摇头。
“两张？”
对方又摇头。
“一张没要得？”
对方还摇头。
“三张？！”俩人几乎同时高兴地跳起来。匆匆忙忙吃点饭，便握着四张电影票找另一家去了。
其他人家看着眼馋：这两家好的像一家人一样。
本来是两家人，好的成了“一家人”，就到该出问题的时候了。
问题的导火线首先出在王副局长身上。
张副局长老婆长得漂亮一些，王副局长老婆长得难看一些，于是就有了反差。谁的老婆漂亮，谁的老婆不漂亮，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又不能人人都娶漂亮老婆，因为没有那么多漂亮女人。可对当时的王副局长来讲，心里就有点不平衡，想：这家伙笨嘴笨舌，个子也没我长得高，怎么就娶了个好老婆？王副局长有一次在张副局长家里吃饭，张副局长老婆撅着狗子从碗柜里寻吃饭的碗和一把新买的筷子。这两家每次互请对方吃饭，都要将新买的筷子拿出来，以示对对方的盛情和尊重。那天张副局长老婆像羊羔跪乳一般跪在地上从地柜里寻碗筷，却半天寻不出来：一会儿拎出一瓶酒，一会儿拨拉出一包花椒，一会儿又刨出一个空罐头瓶子，罐头瓶子里放着六七个用旧的顶针，摇一摇，丁当作响。那时家家户户都有这样一个百宝柜，里边粮食、衣服、杂物，啥都放。张副局长老婆掏雀窝一般寻碗筷时，狗子一撅一撅的。这个动作被王副局长尽收眼底：这婆娘怎么狗子也长得比咱老婆的好？脸蛋长得好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凭什么狗子也长得好？这就有点“欺我东吴无人了”！王副局长当天晚上就给张副局长老婆写了一封求爱信，准确一点应叫“求欢信”。里面有“你的脸蛋白得像月亮，照亮了我孤独的心”这样肉麻的句子。当然信中无法提到狗子，只能说：“你的一举一动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的心。”这“一举一动”当然也包括那天引发写这封信时狗子的一翘一动。
张副局长老婆拿到这封信后，并没有给张副局长看，而是直接拿给了王副局长的老婆。这两个女人关系一直十分要好。张副局长老婆将信递给王副局长老婆时，有点儿生气地说了一句：“看你大〖kg＊4〗大：西北方言，指父亲。给我写的些啥？”
王副局长老婆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她看完信后并没有和王副局长大吵大闹，更没有寻死觅活。只是晚上睡下后给王副局长淡淡说了一句：“你给焦梅（张副局长老婆名字）写的那封信，焦梅给我了，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给焦梅叮咛，让她不要告诉张启高（张副局长名字），焦梅答应了。”
王副局长那天一晚上辗转反侧。第二天晚上，他突然搂着老婆并在她左脸上很响地啄了一口，然后便翻身上去很负责地做了一回爱。做完后又在老婆右脸上亲了一口，便像死猪一样睡着了。王副局长老婆却翻来覆去难以成眠，并悄悄抹了几把眼泪。
其实王副局长老婆并没有将那封信烧掉，而是悄悄藏了起来，就像两个人通奸时被第三者将留有精斑的小裤头拿走了，从此对这个第三者十分服帖。
张副局长老婆信守诺言，一直没有将这个秘密告诉张副局长。
不过从那以后，这两家人却疏远了。在一个家庭里，女人是轴心，两个轴心着意要向相反的方向滚动，自然就碰不到一块儿了。在这个四人玩的游戏里，只有张副局长一个人莫名其妙：宏礼（王副局长名字）他们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到咱家来了？他们不来看咱，咱也不去看他了！张副局长做了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手势：随他去吧！
这下，两家人算是彻底疏远了。
这两个人像是那种一根藤上结出的苦瓜，早晚总要滚在一起。王副局长先从县里调到市里这个局。两年后张副局长从县里调到市里一个企业工作。此时两家早已“老死不相往来”。后来一次在市里开会，张副局长碰到同村的一位老乡，这个老乡当时在这个局当局长。老乡听说张副局长那个企业效益不太好，便问他想不想到局里来工作？张副局长当然想，从企业到局里工作，就像一个媳妇一下变成婆婆一样。我们不是常说企业婆婆太多吗？每个局都是婆婆，这个局当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婆婆。
多年的媳妇才能熬成婆，可张副局长几天就调到了局里。刚到局里时，他还不知王副局长也在这个局工作。俩人那天早晨上班走进同一个办公室，最初的一瞬间，都有点惊愕，互相以为对方是到市政府来办事的。可很快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俩人有点夸张地握手，互相一个猛拍另一个的背或肩，并且几乎是异口同声说出一句：“又到一块了！”好像两支部队分别从两个方向穿插到敌后，最后又在某个地方胜利会师一样。
就像那种连绵的阴雨天气突然拉开一条缝，从云层中透出一点太阳光来，很快又被更厚的云层遮得严严实实，张副局长与王副局长的关系很快也蒙上了阴影。
张副局长一来就到业务一科任科长，而王副局长当时才是二科副科长。凭什么他一来就坐我头上？王副局长心里就有点儿不高兴。本来若张副局长不调来，王副局长是准备去一科担任科长的。当时一科科长调回南方老家了，局里空出了这么一个科长位子。副科长里呼声最高的就是王副局长。眼睁睁就要往那个位子上坐了，却突然调来一个张副局长。就像别人给王副局长搬来一把椅子，王副局长刚准备坐上去，从门口进来一个人却抢先一步坐上去了，王副局长能不生气？
王副局长和张副局长刚刚因“第二次握手”热了没几天的心，一下便冷了许多。
两年后，张副局长提拔为副局长，王副局长才当了一科科长。五年后，有一位老副局长退休，空出一个副局长位子，王副局长才当了副局长。当初慢了那么一下，现在就慢了几年。王副局长对张副局长的结怨更深了：这个家伙一生都好像故意在气老子！有一次张副局长老婆来局里找张副局长，恰好和王副局长撞见了：这个臭婆娘老了也比自己的老婆好看，脸上还残留着那种年轻时曾经漂亮过的痕迹。就像一个过去富贵人家的后花园，虽然现在长满了杂草，但仔细看去，那些亭台楼阁的布局就是不一样，有一种别具匠心的大家风范。
而那两颗屁股，扭起来还是比自己老婆的好看，有一种灵气和妖娆气。
俩人由互相客气到互相冷漠，直到互相见面不说话，起因于一件小事。
某一年，局里与本市驻军一个团搞“军民共建”活动，元旦搞了一台联欢晚会。团长坐第一排正中，左手一溜儿下来是政委、副团长、参谋长。右边一溜儿下来是局里的人。那天局长有事没去，本来应是张副局长、王副局长、政秘科长。可桌上放着的那个小纸牌却是王副局长、张副局长、政秘科长。一块儿进会场时，张副局长背着手走在前边，王副局长和政秘科长紧随其后。可走到半道王副局长和政秘科长突然又折出去解手去了。张副局长一人走到第一排，发现写有王副局长名字的牌子紧挨着团长的牌子，张副局长当时一怔，脸一下就变了。他当然不好意思自己将牌子换过来，只好闷闷不乐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他还想，也许王副局长进来会将自己往里一推，顺手将两个牌子位置换过来。
一会儿王副局长进来了，此时演出已开始。王副局长在过道瞥了一眼自己的牌子，也怔了一下，但很快便若无其事地走进来了，从张副局长身前穿过时，并没有将张副局长往里推，而是进去笑着和团长握握手，就在团长身边坐下了。
张副局长当时脸都快气歪了。真是厚颜无耻啊！全世界也鲜有这样厚颜无耻的人！这位子该谁的就是谁的，能抢着去坐吗？抢位子的哪一个有好下场？毛刘周朱陈林邓——毛主席身边坐的是谁？刘少奇！高岗想坐到毛主席身边去，搬掉刘少奇，结果刘少奇没搬掉，却把自己搬掉了！林彪倒是把那么多人搬倒了——文化革命中一下跑到了前边，可还是好景不长，没多久就摔死在温都尔汗。张副局长虽然如此诅咒王副局长，可心里仍然不好受，脸部的表情也极不自然，正好电视台的摄像机扫过来，他赶快挤出一脸笑，装出在全神贯注看节目，心里却恨得险些将钢牙咬碎。
晚会结束后，一溜儿站起来上台与演员握手。仍是团长在前，王副局长随后，张副局长再随后。张副局长那时才痛切地发现，人生就是这样，不是你占了我的位置，就是我占了你的位置。而你的位置一旦被别人占去，抢都来不及了。因此人生中很多眼疾手快的人，都善于“抢”位置：抢前一步就是自己的，退后一步或者避让一步就成人家的了。看来还得修正自己对“抢”的看法。那天接见完演员后，张副局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抢白不抢，该抢就得抢！
包括饭局间往酒桌上坐，有些人进来一眼就盯住了正中的位子，二话不说就抢着坐上去了。有些人稍一谦虚，打横坐在侧旁，最后发现正中位子坐的那个人级别却比自己低，于是饭局间心里便一直不舒服，有时饭没吃完，便借故“身体不舒服”离席而去。
张副局长和王副局长从那天看演出之后见面便不再说话。有时上下班迎面碰上，一个目光向左边看，一个便向右边看。或者一个向天上看，一个向地下看，总之就是不往一块儿看。好像一个斜眼人，左眼的目光总是射向这边，右眼的目光却总是射向那边。又像某部电影里的两颗探照灯，一个向这边扫，一个却向那边扫。
俩人由不说话发展到那天在楼道里公开谩骂，以至于准备扑过去厮打，原因其实很简单。
张副局长五年前患了阳萎，吃了很多中药，以及这丸那丸，均无济于事。专门为此到北京、上海就过诊。当然一般是以出差开会为名。甚至几年前出国时也曾想去看病，但因语言不通，又不好意思给随团翻译说而作罢。后来又在深圳出差时买过几粒伟哥，吃了也没起作用。张副局长为此十分焦灼。过去回家从不做饭洗碗的他，开始勤下厨房，练就了一手炒菜功夫，可仍不能讨妇人欢心。虽然五十多岁的人了，但连续五年不过一次性生活，也说不过去。何况妇人身体很好，内分泌正常，没到更年期，更没有闭经，一个月有两次要求也不算过分。可张副局长却五年没给人家一次。妇人为此常常和他闹别扭，有几次甚至在深夜“以泪洗面”。
有一次老婆正在以泪洗面时，张副局长突然觉得自己那儿有点儿发热，就像一个人麻痹多年的胳膊突然有了知觉一样，张副局长不相信地又动动麻痹了五年的“胳膊”：好了！他十分欣喜，上去将正在抽泣的妇人安慰了一场，果然像五年前没患病那样运用自如。
妇人那天比张副局长还要欣悦。就像一块干旱的土地，对雨点的渴望远胜于驾驶人工降雨飞机的飞行员。妇人一激动，便向张副局长表达爱意，倾吐衷肠，脱口就将多年前王副局长给她写求欢信的事儿说了出来。
张副局长当时不假思索便甩了妇人一个耳光：“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直到第二天上午上班时，张副局长仍然气鼓鼓的，一个人关着门抽了两包烟。到下午上班时，张副局长又关着门生了一下午气，又抽了两包烟。快下班时，那个被方副局长挂起来的打字员小苗进来送局领导的传阅文件。张副局长将传阅单看了后便冲小苗瞪起了眼睛：“为什么王副局长阅毕才送我阅？”从来脾气和善的张副局长对小苗大光其火。原来在文件传阅单上：局长名字下面写个“已阅”，方副局长与王副局长名字下面也写上了“已阅”，而张副局长名字下面却是空白。
这个坏蛋！传阅文件还要抢在我前边！张副局长再也忍不住了，一股热血上头，扑过去便和王副局长吵起来，然后一直吵到楼道里。
以该局为重点的市政府机关作风整顿进行了两个月，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文件；第二阶段对照检查、寻找根源；第三阶段整改。张副局长与王副局长在全局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几次检查，但俩人好像商量好似的，就是不寻找“思想根源”。参加会议的主管该局工作的副市长很不满意，认为他们在寻找根源这个问题上“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副市长说：“又不是冰上舞蹈，滑一下就过去了。根源寻找得深刻，可免于处分。”可张副局长和王副局长宁肯受处分，也不愿挖掘根源。最后只得给张副局长一个“严重警告”处分，王副局长一个“警告”处分。
《机关红颜》32
徐有福扶贫奔小康的那个村，叫“大路畔”村，紫雪市最有名的一条高速公路——东阳高速公路穿村而过。“东”是东岭县，“阳”是阳关县。大路畔村属东岭县小庄镇。
几年前市政府另一个部门在大路畔村蹲点扶贫，给市里上报的材料将该村列为贫困村。该村出了一个名闻全市的农民企业家马俊才。马俊才见到这份材料就有点不高兴。马俊才是全市赫赫有名的企业家，在别的县都包扶了两个贫困村。马俊才走出本县到外县扶贫的事迹省报都报道过，而自己的村子还是一个贫困村，马俊才觉得脸上无光。于是他将一位分管扶贫工作的市政府副市级调研员请到村里转了一圈。调研员走访了二十几户村民，发现“家家有彩电，户户住新房，人人骑摩托”。“这是一个典型的小康村嘛！”调研员在小庄镇政府关于呈报该村为小康村的一份材料上作了批示。调研员曾任过市扶贫局局长、副市长，五十八岁时才改任副市级调研员，在扶贫口说话很有分量。于是大路畔村便成为全市有名的小康村，其先进经验和事迹在省市扶贫会议上均作过介绍。
新的一轮包扶工作开始后，马俊才不想再让原来那个部门包扶大路畔村，于是换作徐有福所在的这个局。
徐有福下去前，方副局长找他谈了话，方副局长说：“大路畔村虽然还有一些贫困面，但目前主要是个‘奔小康’问题。市里为何要将扶贫和奔小康两项工作捆在一起，当做一项工作去做？就有一个典型引路、激励后进的问题。一个县若有一百个贫困村，只有一个小康村，贫困村会觉得小康目标离自己很遥远，成为小康村很难，这样容易泄气，甚至一蹶不振，在贫困之路上越滑越远。而一个县若有五十个贫困村，却有八十个小康村，甚至一个贫困村的左邻右舍都成了小康村，那这个贫困村的人就会齐心协力奔小康，因为小康目标近在眼前，实现小康指日可待。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个村经过努力，也许很快能进入小康序列。因此，市里在贫困村过渡为小康村时，条件和一些经济指标放得比较宽，放得宽不是弄虚作假，而是为最终实现全市农村户户有余粮，人人有饭吃，家家喜洋洋，村村奔小康的总目标打好基础。因此大路畔村才由贫困村改为小康村。你下去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小康成果’。”方副局长用这句话结束了对他的谈话。
徐有福当然领会了方副局长的意思。行前他对吴小娇说，咱是去搽粉的，不是揭人疮疤的。现在给谁搽粉谁都高兴，揭谁疮疤谁都不会高兴。
按照市扶贫奔小康会议提出的要求，每一个扶贫工作组都要做到“进村入户”，以掌握“第一手材料”。好像不是下去扶贫奔小康，而是为写一份材料去的。
大路畔村三百五十户，一千四百多人，实际达到小康目标的只有八十多户，四百多人。还有近一千人在贫困线上挣扎呢！是典型的“富裕掩盖下的贫困”。
徐有福只用两天时间就将这个村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这个村被东阳高速公路隔开，分为“东村”和“西村”。东阳高速公路修筑之前，横贯该村的是一条三级油路，那时也叫东村、西村。三级油路修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之前是一条县乡土路。土路修筑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那时该村仍分为东村、西村。
改革开放前，东村叫“一队”，西村叫“二队”。马俊才是一队人。马俊才原是村上最穷的一户。1970年，马俊才（当时叫马占财）小学毕业回村种地，苦干了十五年家里还是一贫如洗。经别人撮合，邻村一个瞎眼女孩拟嫁给马占财，女孩的父亲上门看了一眼他的家境和瘫痪在床的双亲便拂袖而去，出门还撂下一句话：“我不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受了刺激的马占财嚎哭了一夜，翌日天明擦干眼泪，背起行囊离家而去。经过十五年奋斗，马占财已成为紫雪市有名的亿万富翁，手下有五个建筑公司。马占财常向人感慨说：真是十五年河东，十五年河西！
马占财回村时，自己开一辆锃亮的“奥迪a6”，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小伙开一辆“六缸三菱”紧随其后。马占财指着价值五十多万的三菱车对村里人说：“这破吉普坐上颠，我坐不惯。回来要接老爸老妈去紫雪医院看病，所以让小赵开来了。”他指着年轻司机说。大路畔村的乡亲们虽然听不惯他一口一个“老爸老妈”，但还是说公道话：人家财娃子是个孝子，听说他爹妈到紫雪医院住的是高干病房，跟市委书记市长一个规格。
马占财几年前将名字改作马俊才。回村后司机小赵虽私下给乡亲们纠正过几次，但大伙还是唤他占财，年长者叫他财娃子。马占财也不气恼，人有了钱脾气就好。在外面连马俊才也无人叫，都叫“马总”或“马老板”。只有被评为全市、全省、全国的“优秀农民企业家”填那些繁琐的表格时，才有使用“马俊才”三字的机会。因马俊才这个名字起用得晚，又使用得少，有一次填表时怎么也想不起来，又不好意思问别人，第二天想起来才填了那份表格。
东村有四十多户陆续进了马俊才的建筑公司，另外四十户则跟着另一个农民企业家马连举在大路畔村的后山里秘密生产土制炸药。从1990年开始，四十多户入股，产、运、销一条龙。土炸药全部卖到东岭县境内的几百个县乡煤矿。马连举一家占二十股。到2000年，马连举银行存款已达二百多万元。买了一辆四缸三菱，让儿子马壮元开着，心高气傲地穿梭往来于东岭和紫雪之间。其他三十九户每家每户也有十几万元存款。女孩子穿得花枝招展，男孩子骑着摩托飞驰，点缀得大路畔村一片繁荣。
市政府调研员看到的“家家有彩电，户户住新房，人人骑摩托”的富裕景象，就是在东村。
比之东村的富裕，西村的贫穷更触目惊心。紫雪市是我国北方一个干旱少雨的地区，雨养农业的客观现实使农业生产难以摆脱受制于天的局面，年降水量不足三百毫米，且集中在七八月间。2000年，徐有福到该村蹲点时，全市已是连续四年大旱。紫雪市三个县境内有大片沙漠，大路畔村所在的东岭县就是这三个县的其中之一。建国初，大路畔村有一个叫高石旦的人像愚公那样，带着几个儿子，拟通过治理沙漠脱贫致富。高石旦最后累死在沙漠里，沙漠也没有得到治理，反留下几句顺口溜遭人耻笑：“高石旦，修海壕（水渠），一群骆驼驮柳梢，银子直花尽，骆驼起了‘臊’（畜病），海壕还没修成。”马俊才小时候就和村里的马姓娃娃们喊着这首儿歌“攻击”过高姓娃娃。大路畔村仅有马、高两姓，东村大都姓马，西村大都姓高。
“愚公的家”打一个成语，谜底是“开门见山”；“高石旦的家”若打一句话，理应是“开门见沙”。治理沙漠其实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高石旦修渠治沙失败给人的启示是：治沙造田一家一户不行。
1953年，苏联专家曾来大路畔村考察过治沙，提出搞“迎风板”，就是在公路、水渠和沙漠之间用篮球板一样的木板隔挡，阻止风沙掩埋公路和水渠。这个办法也不足取，岂止是不足取，简直带点异想天开的味道！“迎风板”可阻挡小一点儿的风沙侵袭，但在特大风沙面前它却无能为力。“风沙推倒墙”，一场特大风沙的破坏力有时是难以想像的。（简直有许小娇的破坏力那么大！）这个办法本身并不成功，即使成功了也无法推广应用：“迎风板”造价太高，用它阻挡风沙有点可笑和得不偿失。
看来苏联专家也像徐有福那样，有很傻的时候。同时也说明，治理沙漠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它比造一颗原子弹还要难！
单干不行，“迎风板”也不行，征服沙漠的途径到底在哪里？1960年，当时设在大路畔村的大路畔国营农场场长米来旺，带领农场职工和全村群众引水拉沙，用这种办法在沙漠里造出四百多亩良田。八十年代初，大路畔农场倒闭，农场职工将其中三百亩因起碱而减产的水地卖给了来大路畔村办机砖厂和石料厂的外县外乡人。
大路畔村村民与农场职工素有矛盾。大路畔农场六十年代前是属于大路畔村的一片荒沙地，后来国家号召办国营农场，这片沙地便被无偿划拨给农场。国家又派来一个拼命三郎式的农场场长米来旺。农场劳力不足时，米来旺进村一号召，村民们（当时叫社员）便傻乎乎地抡着铁锨跟米来旺上工地“引水拉沙”，跑得最欢的是年轻的村支书高有电。高有电还多次跳进水坝和米来旺一起堵决口抢险，有一次差点儿叫咆哮的洪水卷走。那年月雨水多，洪水也多。大路畔村村民这样苦干了一番，得到了什么呢？到高有电家看看吧，只有一墙发黄的奖状。
可现在好端端的地竟让农场这些败家子给卖了！老高有电振臂一呼，大路畔村群众便操起家伙包围了农场。他们以六十年代引水拉沙造良田前这里曾是大路畔村的地为由，强烈要求收回土地，农场职工则拿出1960年紫雪专署无偿划拨的红头文件予以有力反驳，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从1981年到1993年，大路畔村村民打着“还我土地”的白布条幅赴紫雪集体上访十五次，村民和农场职工发生大小械斗十八次。皆因这个事情牵涉的历史问题太多，简直像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争端一样难以解决，多年来各级政府束手无策。直到1993年，大路畔村村民抢种了农场剩下的一百多亩地，并持械打死一名农场职工，将这场历时十三年之久的争端推向高潮才戛然落幕：省委书记批示，限令紫雪市委下硬茬将此事彻底解决。市委派出一位副书记带工作组进驻大路畔村，蹲了十五天，逐户调查走访，查清历史真相，最后以给每户农场职工安排一个子女，每户一次性补助三万元为条件，收回一百亩水地交大路畔村。当然大路畔村直接致死人命的凶手也受到了严惩。
一百亩水地高、马两姓各分得五十亩，马姓的五十亩早就不种庄稼，全部分到户盖起了楼房。高姓的五十亩水地分下来，户均不到二分地，加之连续四年大旱，河流干涸，五十亩水地全部起旱。高姓一族又都是些本分老实的庄稼人，怎能不挣扎在贫困线上？
徐有福将情况吃清后，回去向方副局长作了汇报。他没有说东西两村“贫富悬殊很大”，而是说东西村“穷富还是有一些距离”。至于两边的人口，他也没说东村只占百分之三十，西村占百分之七十，而是对方副局长说：两村的户数和人数“差不多”，“五五开吧”！经过努力，实现市里提出的“三年脱贫致富”目标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仅是个低水平的致富，现在是五五开，三年后可以发展为倒三七开吧：七成富裕户，三成贫困户。
方副局长对徐有福的汇报表示满意，“经过这一段的工作，局里对你的能力是肯定的，认可的，是一个好同志。”方副局长用赞赏的目光望着徐有福这样说，“不过，科里的工作也要抓起来，不能顾此失彼。”方副局长这样要求徐有福，最后还含蓄地流露了想让他“再挑一点担子”的想法——仿佛他是晃悠晃悠跟在孙悟空屁股后面的猪八戒。
《机关红颜》33
“再挑一点担子”当然是当科长啦！想到自己的步子这两年一下踏上了节拍，路越走越顺溜，徐有福心里充满了喜悦。
人生的道路多么宽广！徐有福对这句话有了新的认识。广阔的大路上洒满阳光。这是上师专时徐有福跳的一曲集体舞的歌词。那时徐有福多傻啊！与那些女同学“拉起手唱起歌跳起舞来”时，脸羞得像蒙了一块红布。可现在的徐有福呢？他想起了白玉、田小兰，生活真是个大染缸啊！现在自己都不知被染成什么颜色了。小时候写作文时，喜欢用“五颜六色”这个词汇，“街上有五颜六色的灯光”，这是作文里的句子。现在徐有福可真是“五颜六色”了啊！
道路宽广也好，大路洒满阳光也好，还得有路灯指引你，照耀你！许小娇和吴小娇就是始终闪烁在徐有福面前的两盏明媚的路灯。
徐有福现在的人生目标其实很简单：第一是当科长、当局长；第二是能将自己喜欢的“路灯”摘下来擦一擦。路灯光那么亮，当然是有电的。和这些结了婚的小蹄子“谈恋爱”，有点像那种“带电作业”，搞不好就被打趴下了。徐有福既想摘路灯，又不愿被电打。
徐有福有时脑海里也幻想过“占有”吴小娇与许小娇这两个美人儿的一些画面，那些画面当然是十分美妙的，如诗如画的，如醉如痴的。“和这两个小蹄子做爱不知有多美！”他会这样想。这两个小蹄子除过他们的丈夫，不知再和别人做过爱没有？他有时也会这样想。徐有福你真是个流氓啊！你现在跟赵勤奋有什么两样？你俩若交换一下名字，你就是徐勤奋，他就是赵有福：一对色狼，两个流氓！
“占有”不了许小娇和吴小娇，但给她们发发短信“抒抒情”还是可以的，谁让现在有手机这玩意儿呢？就像战争年代，暂时攻不下某座城池，也不急，就在城外先放两颗信号弹。那天给方副局长汇报完工作，徐有福回到办公室，方副局长不是让他将科里的工作也“抓起来”吗？科里的工作有啥可抓的。没有啥可抓的还得去抓，这就是这些行政机关的玄妙之处。有时可以创造点儿工作去“抓”，比如开会啦，下去包个村扶贫啦，奔小康啦，就是“创造”出来的工作。徐有福在报刊上看到过这样两个笑话。一个人去看病，医生准备给他打针，打针前连用五个消毒棉球，而且每次擦过棉球医生都扶着眼镜凑近仔细观察，面带思索状，仿佛发现了什么大病的征兆。这个人当时十分害怕，嗓音颤抖着询问医生。医生这才说：先生，该洗澡啦！徐有福觉得行政机关就是这个“医生”，没病也给吓出病来。
还有一个笑话，有人中箭后去找郎中，郎中拿剪刀剪掉箭杆。中箭者说箭头还在里头呢！郎中说那是内科的事，他只负责外边。徐有福有时又觉得自己工作的这个局像这个庸医：三四十个人组成这么一个单位，主要职责就是用剪刀剪掉箭杆。
好在有许小娇与吴小娇这样两个可爱的女孩子与大家一起操剪刀，否则一天到晚可真是乏味而无聊。
既然科里的工作没啥可抓的，那就先抓抓这两个小蹄子吧！徐有福分别将这样一条手机短信发给许小娇和吴小娇：
寂寞时候想想我
想我时候来看我
看我时候拎水果
香蕉橘子和苹果
香蕉代表我想你
橘子代表我疼你
苹果代表我爱你
爱你爱到心坎里
今生今世缠绕你
《机关红颜》34
在大路畔村扶贫期间，徐有福意外地碰到了自己初中的一位女同学。
这个女同学就是初中毕业时给他送“祝徐有福同学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成绩”笔记本的那个“同桌的你”。
这个女同学叫林秀梅。她的父亲曾任过紫雪市委副书记，后来调省里某厅当了厅长，再后来就退休了。
林秀梅的哥哥姐姐都跟父亲调进了省城工作。她从省林业大学毕业后，却执意回到了紫雪，一直在紫雪市治沙站工作。
毕业二十多年了，徐有福再没见过林秀梅。这些年来，高中和师专的同学都聚过会，惟独初中同学没聚会。林秀梅初中毕业后，她父亲调到某县任县委书记，她跟着父亲去那个县读高中，然后从那个县考上大学。
那天徐有福是在大路畔村的一个小饭馆里吃饭时碰上林秀梅的，她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正在另一张小桌上吃饭。俩人的目光无意中触到一起，都觉得有点儿面熟，好像他俩互相是对方的一本书，徐有福是《暴风骤雨》，林秀梅是《青春之歌》，徐有福借走了林秀梅的《青春之歌》，林秀梅借走了徐有福的《暴风骤雨》，一借就是二十多年，都觉得应该还给对方了，于是就在这个小饭馆碰了面——俩人有意再一对视，林秀梅突然率先放下筷子喊：“徐有福”，徐有福几乎在同时回忆起了她的名字，也喊：“林秀梅”——俩人的手握在了一起——顺势把那本“书”还给了对方。
那天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是治沙站一位老研究员，五十年代从省林业大学毕业后来到紫雪。老?
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