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伯昌一回到青云，便耐心地等候省委竺书记的到来。两办秘书、青云宾馆、抗洪措施、汇报材料，都打了招呼，包括中午的菜单都亲自过了目。
然而，一直等到十一点多了，还不见竺书记到来。他急了，便给南州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南州市委办公室主任说不知有此事，没有听说省委领导要到青云来。
黄伯昌更着急了，又让人给省委办公厅打电话，省委办公厅督查室的一位同志开始也说没有这回事，后来去问了一会儿，说是有这回事，竺书记现在正在荣嘉县检查抗洪工作。他原先是打算到青云来的，后来听说青云的抗洪工作抓得不错，他比较放心，于是就转道去了荣嘉县。
黄伯昌听后很失望，像是被人玩弄了一通。这是8月13日的事。
到了8月14日上午，南州市委办突然打电话来通知，要求青云市委领导在家等候，有领导要来检查工作。青云市的各有关人等就又忙乎了一阵。
这天上午10点半，省纪委的两辆黑色轿车驶进青云市委大院，一前一后地停在了市委大楼的右侧。
听说是省纪委的车子，青云市委大院的干部都敏感起来了，许多干部都把脑袋伸出了窗户，还有的则找了个借口，干脆下楼来看个清楚。
等了约二十分钟，大家就看到了市长叶逢秋出现在楼下，他已经失去了往日接待上级领导的那种谦恭的笑容，在两位陌生人一前一后的“护卫”下，走进了省纪委的轿车。而且很显然，三个人都坐在了小车的后座，叶逢秋被夹在了中间。
“叶逢秋被两规了！”不知是谁轻轻地说了一声。伸出窗户的脑袋就更多了起来。这时，载着叶逢秋的这辆车开动了，往大门驶去。
大家的目光正被这辆车的车屁股牢牢牵着。不料，大楼下又出现了市委书记黄伯昌，他虽然也没有笑容，但还能坚强地同旁人点点头。他走进车子的“规格”也是一样，也是一左一右，“保护”得很好。
车门关上了，车子启动了，并且迅速地往前面那辆车追去。
这就是震动青云当代史的“8。14”事件。自这一天开始，黄伯昌和叶逢秋就再也没有在青云的任何地方出现过。
在后来的几天里，大家努力地想在青云日报和青云电视台上寻找到黄伯昌和叶逢秋的身影，哪怕是片言只语，但都无法满足这一愿望。更让人吃惊的是，接下来他们听到的，是更多人被纪委两规起来的消息。
青云市委副书记、市人大主任白边海被南州市纪委两规；
青云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游大南被南州市纪委两规；
青云市委常委、市委公安局局长陶渭上开始也说是被南州市纪委两规，后来听说中逃出去了，而且谁也不知道他逃到哪去了。再过几天，青云市公安局的另两位副局长也没了踪影。直到今天，他们的去向还是一个谜。
青云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毛沙芜也被南州市纪委两规；
青云市副市长荣洋江、陈莫进等人也先后被两规。
接着被青云市纪委两规的干部有：市土管局局长郝有弟、市财政局局长钱永光、市房管局局长邬德关，另外，还有皮卜麻、项德关、孟左光、于成荣、陈仁威等二十一名正局级干部和三十五名副局级干部。
青云外滩和月海广场热闹了，每天早晚都是人如潮涌，在纷纷地议论着青云的贪官，议论着黄伯昌、叶逢秋，议论着财爷骆财生、太爷任厚根。
自古青云出才子。今天，青云的才子仍然不少，他们隐藏在民间，在不为人所注目的普通单位里。但是，现在却站出来了，他们拿起笔来总结，编起歌来传唱。
其中，在青云百姓中流传最广的是这样一段民谣：
太爷三条线，还管一大片；
秋风扫黄叶，只剩金铜铁。
“黄叶”当然是指青云市的两位主要领导，而“金铜铁”则是指青云市现在还在位的三位领导，即市委副书记吴桐、常务副市长刘一铁和分管文教卫的副市长金寿山。是啊，反腐飓风荡污涤垢，一大批青云腐败分子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青云的百姓可以放心了。于是又有秀才补上几句：
大快人心事，粉碎“太爷帮”；
贪官与流氓，扫入青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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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廉政风暴经过新华社播发消息后，很快传遍了全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还对太爷任厚根靠跟踪盯梢而成为“地下组织部长”的事进行了揭露和暴光，进一步震惊了全国社会各界。上层领导动怒了，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会议上，几次都以太爷任厚根的事为例，要求严肃查处干部人事上的腐败问题。
与太爷一起闻名全国的，则是青云市纪委书记易锋。几乎每个省、每个市的报纸上，都刊载了青云廉政风暴的事，有的甚至连篇累牍，不惜版面。还有的借此对干部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展开了讨论。一些杂志的封面还刊登了太爷任厚根和清官易锋的大幅头像，从而使这些杂志的发行量大幅上升。
可以说，易锋与任厚根一正一反，成为中国当代反腐力量与腐败势力的典型代表。人们从任厚根身上看到了当前腐败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如果任其泛滥下去，的确会引发党和国家的混乱，造成亡党亡国的危险。同时，人们也从易锋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当代反腐的中坚力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还有着一批坚定的共产党员，一批优秀的纪检干部，在为党的事业披肝沥胆，与腐败分子进行着如火如荼地生死搏斗。
中央纪委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了青云市纪委书记易锋的先进事迹。经层层推荐及中央纪委表彰办审核，决定授与易锋同志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的称号，甚至有人提出要将易锋与其他先进工作者区别开来，另外再授与一个“全国反腐勇士”的称号。表彰会将在明年年初召开，基本确定是在中央纪委全会期间同时举行。
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在一次纪检监察干部工作的座谈会上也专门谈到了青云市纪委书记易锋的事。有人提出，像易锋这样的优秀人物，应该大胆地提拔使用，决不能因为他有些个性而疑虑重重。这一精神传达到了南州市委后，南州市委书记鞠江峰与市纪委书记方孚白交换了意见，决定提议由易锋同志担任南州市纪委副书记。考虑到青云市的案件查处工作有一个延续性的问题，建议由他继续兼任青云市纪委书记。
南州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和市委常委会议先后通过了关于易锋同志的任命提议。易锋升任南州市纪委副书记的消息再一次通过媒体洒向全国各个角落。
这年12月底的一天，南州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夏文成的案子又落到了易锋手里，迅速打断了他相对平静的一段日子。
由于南州市和青云市前段时间案子较多，大家都忙于查大要案，查那些线索明显的案子。等这些案子基本了结了之后，从祈成富、郑汤楷的案卷里搜寻到的有关南州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老总夏文成的线索就渐渐聚集到了一起。特别是近段时间来，报纸上刊登了易锋就任南州市纪委副书记并即将赴京接受“全国反腐勇士”称号的消息后，有关南州国信的举报信便如雪片般地纷至沓来。有的寄给了方孚白，有的寄给了信访室，有的则直接寄给了易锋。还有的老干部则直接赶到南州市纪委，点名要找方孚白和易锋，要求迅速将国信的问题搞个水落石出。
方孚白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与易锋碰了头，决定这个案子由易锋全面负责。
易锋翻看了有关夏文成问题的材料，觉得祈成富和郑汤楷都交待了夏文成与任厚根的权钱交易嫌疑，但并没有什么充分证据。而任厚根的交待材料里面呢，也只是说自己逢年过节常去夏文成家里走走，每次送上五百八百的，最多也就一两千。几年来加起来也有好几万了，但是这种礼金性质的东西，不太好说。虽然领导干部收受礼金是违纪的，但现在纪委主要以查处大要案为主，不可能为了千儿八百的礼金对一个正在重要岗位上的领导干部轻易进行立案调查。
因此，易锋觉得这件事要和国信公司的其他问题结合起来考虑。特别是一些老干部反映夏文成到国信以后盲目决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并且很可能与外商勾结，权钱交易的事，应当引起重视。只是这方面的证据还不够详实，也不能轻易下手。
到北京开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易锋带领市纪委纪检监察二室的同志，以党风廉政建设座谈会的名义到国信作了调查了解。开了几个座谈会，并查阅了有关资料后，易锋觉得国信的问题的确不少。总的看和老干部们的反映差不多，唯一缺少的是可信度高的证据，特别是能够成案的证据。
易锋向方孚白作了汇报，提请市审计局的同志对国信问题先行审计，等审计有了个初步结果后，再进行深入调查。
在去京授奖之前，他对纪检二室的同志说：“你们要密切关注国信的事，一时审计有了结果，就抓住审计当中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不放，随时做好深挖的准备。”
易锋到国信座谈后，国信的人很快就掌握了市纪委的真实意图。他们经常请市纪委的一些熟人吃饭，摸清易锋的分管工作，以及纪检二室的工作范围。这样，易锋的动向就一清二楚了。
方孚白从纪检二室布置工作出来，就接到了欧阳春的电话。
欧阳春刚刚升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他在担任南州市副市长期间，就与当时的青云市市长长夏文成的关系非同一般。后来欧阳春调到省里，夏文成调到了南州市国信，两人的关系就更热乎了。方孚白在电话里一听到欧阳春关心起南州国信的事，心里便沉了一下，道：“欧阳省长，谢谢你的关心啊！”
欧阳春道：“小方书记啊，夏文成这个人我是比较了解的。他这个人工作能力比较强，在国信工作期间成绩是主要的。虽然有些问题，但主要是管理方面的问题，有些资金方面的损失，还有外界方面的原因。我希望你们在对待国信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要考虑到国信未来的发展。”
方孚白含糊其辞地道：“好的，我们一定慎重对待。”两人又胡乱地客气了几句，方孚白就挂断了电话。方孚白心想：“这个欧阳春，架子老老大的，手伸得长长的，连我们准查个案子他都这么关心。管他是副秘书长还是副省长，只要发现了问题，照查不误，他还敢怎么样！”
市审计局进驻国信进行审计后，市纪委纪检监察二室的副主任程祖也加入了进去。国信的人便更开始怀疑了。那时，还有一些国信的老干部甚至到处在传，说市纪委的方书记和易书记对国信的问题非常重视，已经决定派人来调查了。他们还威胁说：“夏文成再不主动自首，就等着吃子弹就是了！”
易锋在中纪委全会上开会的镜头，很快在中央电视台出现了。特别是中纪委举行全国纪检监察先进工作者表彰会的新闻，轰动了南州市和青云市的干部群众。大家争睹着中央纪委领导亲自授与易锋“全国反腐勇士”称号并与之亲切握手的镜头。
但可能连易锋也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南州国信内部乱成了一团糟，各种内部矛盾都交汇在一起，就像一个火药桶，随时都可能炸开来。
更让易锋想不到的，是他领着“全国反腐勇士”牌匾回到南州后的境况。
那天他下了飞机，走到南州机场取行李处时，一眼就看到了青云市政协主席金林奇的斯文身影。金林奇刚从深圳来，也刚刚下飞机。两人在等行李时聊得正热乎，青云市政协的驾驶员小胡和南州市纪委的驾驶员小魏先后都到了。小胡和小魏提着自己领导的行李走出了候机室，把行李放在各自的车子上。
金林奇似乎还有话要说，有种欲言又止的感觉。易锋便说：“我还是坐你的车子吧，咱们再聊聊，中午我请你吃饭，你干脆下午再回青云吧。”
金林奇高兴地答应了。在车子上，金林奇对易锋的高升以及刚刚获得的荣誉表示了祝贺，同时也谈了最近青云的一些情况，包括民谣、传言等等。他说：“近来有好几个作家都在组织文章，说准备把青云廉政风暴的这段历史记载下来，留给后人作为一笔财富哩。”
正说得起劲，后面响起了一阵刺耳的爆炸声。易锋和金林奇回头一看，顿时吓了一跳：后面的那辆车已经被炸瘪了，一股烟雾正从破车里往外冒。
大家赶忙下车过去，却见驾驶员小魏已经被炸得血肉模糊。易锋马上知道，炸药显然就在驾驶室里，否则不会被炸得这么厉害！
他马上打了110，并向方孚白作了汇报。南州市警方迅速展开了侦破工作，市纪委则努力做好善后工作。令人遗憾的是，过了好一段时间，在驾驶室里安放定时炸弹炸死小魏的凶手仍然毫无线索。
在追悼会上，易锋走到小魏的面前哭了。他知道，小魏是替他死的。小魏是那么年轻，他死得太冤。更令人伤心的是，小魏原准备两个月后结婚的，新房和家具都置办好了，连酒席都已经提前订下去了。
究竟是谁这么狠心？究竟是谁这么亡命，敢对“全国反腐勇士”下黑手？
方孚白和易锋进行了种种猜测，但都集中不到一些，寻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方孚白道：“不管怎么说，你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在注意安全的同时，带领二室的同志查清国信的问题。”
易锋也感觉到有人在时时刻刻盯着他。自己在明处，人家在暗处，有时真是防不胜防。不过，他还是经常提醒自己，决不能让坏人的阴谋得逞，让纪检机关的反腐力量受到损害。因此，他的日程安排除了方孚白外，其他人一概不得而知，真正做到了“上车没有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甚至连什么时候上班下班，在什么地方上下班都不让人知道，从而避免了再次遭受暗杀的危险。
市审计局对南州国信的审计还在缓慢地进行，但易锋认为对国信的审计不必像往常那样搞“马拉松”，应该抓住群众举报多的关键几个问题，作专题审计，尽量速战速决。
根据易锋的审计方案，审计小组对国信的审计就有了一个初步结果，而且还审出了国信公司九个方面的问题。审计局在向分管国信工作的常务副市长商祖吕汇报的同时，还给市纪委移送了一份审计函。
易锋在看了审计函后，认为应该围绕这九个方面的问题再作进一步地了解，特别是市纪委的同志，要努力寻找出更具体的违纪线索，为下一步立案打好基础。
市政府1号楼的市长会议室里，商祖吕副市长正召集市纪委、市审计厅和国信公司的班子成员，召开一个国信公司延伸审计通报会。在会上，审计局领导通报了前段时间的审计结果，市纪委副书记易锋也在会上讲了话。商市长要求国信公司的班子成员都表个态。当时，夏文成已任专职董事长，总经理的职位已经由原市物价局的局长耿吉红担任。耿吉红初来乍到，对国信的资金流失问题没有任何责任，因此，他在会上非常轻松地表示：“要积极配合延伸审计，能够盘清资金，对下步工作是有好处的。”可是，夏文成却在会上表现得有些特别。他在谈了国信公司的成绩与问题后，忽然激动地说：“有人在外面传，说我已经被市纪委两规了！实际上我到国信以后做了很大贡献。国信很乱，我来了以后把国信引上了正常轨道……”市纪委副书记易锋在旁边听了很惊讶，便劝他“不要这么激动”。
易锋带着办案人员与审计局的同志碰头研究了国信公司的九个问题，尤其对其中的两笔资金，一笔300万美元，一笔2450万元人民币的去向，以及900万美元违规炒股和1481万港元损失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易锋说：“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认真制订一个延伸审计的方案出来。”
接着，延伸审计工作组到国信公司开会，由易锋在会上宣布延伸审计的目的和分工。次日，又与国信公司的班子成员逐一谈话，了解有关情况。在与夏文成谈话时，他对国信公司的问题侃侃而谈，道：“从全国国信系统来看，亏损面达40…50％，省国信的亏损面也达30％。但是，我们南州国信的亏损面只有12％，总体上看是好的。今年的毛利有两、三个亿，其中证券就有一个多亿。当然，国信也存在一些问题，我认为延伸审计还是有必要的。”在谈了他到国信任职后取得的成绩后，夏文成又向延伸审计工作组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希望你们在延伸审计过程中，注意考虑到公司存在的各种困难，考虑到有些问题是在金融风波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过去的问题。”
南州国信是一家实力相当雄厚的公司，虽然它也属于省国信总公司下属的分公司，但是，由于南州地处全国最发达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民间资本丰厚，因此，南州公司的体制也与其他地区一级的国信公司有着较大的区别。它拥有了相对独立的成份，有点类似于计划单列市的国信公司，在资本运营等方面，具有很大的权力。换句话说，它既属于省国信分公司，又不太像省国信分公司。
夏文成之所以要提到亚洲金融风波，是因为他到国信后发生的经济责任问题和个人经济问题，的确与这场风波有关。后来易锋也深深地感觉到，要不是因为这场风波，夏文成的个人问题也许会掩盖更长的一段时间。
易锋决定让纪检二室副主任程祖担任延伸审计工作组的组长，由他带着工作组成员重点针对国信公司打到上海连好置业有限公司发展部账户上的2450万元资金去向等情况进行延伸审计。工作组先后两次到上海，在上海市纪委等单位的配合下，调查了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上海房地产集团公司、上海华夏企业公司、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中心、工行上海虹桥开发区支行等，对2450万元资金的银行账户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
程祖从上海回来后，专题向方孚白、易锋等领导作了汇报。程祖说：“从调查的情况看，我们发现这笔资金存在四大疑点：一是夏文成他们说这笔资金是用于香港合资公司开发九龙花园项目的，但资金却打到了上海购买了物业，为什么不直接打到香港去呢？第二个疑点是南州国信公司花巨资购买的物业却不拥有产权。夏文成与香港华文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春签订了一份‘物业转让协议书’，华文公司将拥有的上海夏威夷花园b3楼3至10楼物业的50％的权益转让给南州国信，价格为人民币2450万元。南州国信已将该款直接汇入同为何春名下的上海连好置业有限公司物业发展部，财务作为长期投资挂账。但到现在，南州国信仍未取得上海夏威夷花园的这部分物业。第三个疑点是连好公司发展部在收到款项两个月后即注销了账户。根据工行上海虹桥开发区支行提供的银行账单等资料反映：上海连好置业有限公司物业发展部收到2450万元入账前，账户余额仅为49。4万元。此后，连好公司发展部陆续将款项分别打到了上海万银公司、亚洲物业顾问（上海）有限公司账户。发展部的账户不久后便撤销。第四个疑点是缺乏会计及业务合同资料。延伸审计发现这些资金打出去均用于购房，但购房款采用分期付款、用产权证向银行抵押付款等情况，何春所在的公司均无授权证据，没有任何书面材料。这些情况都非常可疑。”
易锋道：“是啊，你们发现的这些疑点非常重要。南州国信与何春在上海的这些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首先这个何春，逃脱不了干系。”
方孚白道：“对，你们要密切关注何春这个人。在他身上开刀，国信的问题就水落石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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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州市政府2号楼。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听取了延伸审计组的工作汇报。市委书记鞠江峰对方孚白道：“孚白啊，我建议这个问题接下来由你们纪委牵头，务必彻查国信公司存在的问题。”
方孚白道：“好啊，国信公司的问题，我们已决定由易锋同志总负责。”
鞠江峰道：“好，易锋负责我就放心。”他看了看易锋，道：“易锋啊，你现在可是大名人啦，全国反腐勇士，你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啊。我希望你在国信的问题上，继续发扬你的清官精神，既敢拚敢闯，又认真细致，使国信在问题查清后，发展得更快。”
易锋道：“我一定遵照市委的批示，和大家一些努力查清国信公司的问题。”
市纪委会议上，方孚白、易锋召集纪检二室的同志开会，要求尽快拿出一个初步排查方案。程祖在前期延伸审计的基础上，围绕国信公司的九大问题重新进行了梳理，发现其中有五个问题与夏文成有关。
易锋道：“目前国信公司问题的关键在于打给香港旗胜公司和上海连好公司的两笔资金问题，而事实上这两家公司都是港商何春具体操作的。方书记也说过了，何春是个关键人物。因此，我们首先要尽快找到这个何春。”
程祖道：“我与市公安局的同志联系过了，他们说何春这个人也一直在他们的关注之下。但是最近不知为什么，何春像是消失掉了，失去了消息。”
易锋道：“我到时候和公安局交换一下意见，让他们采取技术监控措施，务必找到何春。”
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的确在关注着何春这个人的动向，上次市纪委到上海调查期间，他们也派出了一个同志参加工作组，顺便了解有关情况。易锋与市公安局打了招呼后，经侦队对何春名下的所有电话及重要关系人逐一进行了排查，准备在进一步筛选后采取技术侦控措施。由于何春是南州市政协委员、香港居民，市公安局还根据有关规定向市委履行了报批手续，准备将何春以涉嫌经济诈骗将其拘捕。
何春虽有名有姓，生意做得很大，在南州范围内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但是，经多方了解，均不知道他的下落。后来，易锋去了一趟上海，在南州市驻上海办事处的同志那里，意外地了解到了一个重要的手机号码。办事处的同志不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随意说道：“何春近来日子很当了过，由于企业出现亏损，找他要钱的人很多。另外，他因涉嫌向香港银行老板行贿，香港廉政公署的人正设法找请他‘喝咖啡’呢。但是，我们曾经找过何春的大姨夫季一谋找过何春，这个号码就是季一谋的，反正有什么事的话，他会转告何春的。”
显然，何春已关闭了其他的通讯工具，只是在某个神秘的住宅里接电话，而且他在接电话前要看来电显示，除了季一谋的这个手机号码外，他一律不接电话。
市公安局经侦队在拿到这只号码后，立即着手对何春及季一谋展开了技术监控。他们会同市纪委一起请市政协领导主动与何春联系。
南州市政协马主席也不知道公安部门和纪检机关的真实意图。当他们说因为一个案子上的事要立即找到何春时，马主席表示愿意出面试试看，他说：“他来不来我就不敢保证了，反正我帮你们打个电话。”
马主席就拨通了季一谋的手机，道：“我是南州市政协的马主席啊，麻烦你转告一下何春，请他马上和我联系一下。什么事情？就是那个政协常委提名的事，呃，我们准备开个会，你让他主动给我打个电话。”
何春一直恳求马主席帮忙，把他这个市政协委员“提拔”为市政协常委。他和有关领导商量过，但是有人对何春提出一些看法，暂时就没有通过。这次，马主席再把这个理由打出去，相信对何春还是有些号召力的。
马主席在打电话时，南州市公安局的同志早已先期抵达上海。他们通过马主席与季一谋打的电话，很快确定了季一谋所在的方位。接着，季一谋又用手机拨通了一个住宅电话，通话内容及何春所在的地点就一一掌握在了南州市公安局的手里。
何春听说南州市政协要讨论常委人选问题，像是久居戒毒所的瘾君子忽然看到了一袋白粉，马上活跃了起来。他立即拿起电话，想想不对，不能用这只电话打。于是，他穿好衣服，走出家门，来到马路边的一只公用电话亭下。
正当他拿起电话拨号码时，几名便衣公安围了过来，将他塞进了路旁的一辆轿车内，并且马不停蹄地将他押回南州。
这个何春，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他于1935年生于青云，后考入省体院，毕业后一直在他的母校青云中学当体育教师，1972年到香港定居。他之所以能到香港，靠的就是他的叔叔何大德。何大德是香港一家著名企业的老总，近年来仅在家乡青云用于公益事业的捐助款就达上亿元人民币，因而对家乡人来说，何大德的确可谓是德高望重。青云市的学校、公园里，都有他的塑像。
何春投奔叔叔后，于次年成立了亚洲贸易公司，经营一些零头布。后在大陆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他开始将叔叔何大德公司里的尼龙丝销往大陆，并将亚洲贸公司改为亚洲国际有限公司。由于在大陆享受免税政策，轻而易举地就赚了四千万港币。他用这笔钱买了写字楼和住宅楼，发现房价涨得很快。后来，大陆开放了，对大陆做尼龙丝业务的人也多起来了。于是，何春便放弃了尼龙丝业务，转而投向房地产开发。为了便于房地产开发，他先后办了20多家公司。到目前为止，他的资产有十几亿，但因近年形势不佳，负债也上十亿，估计净资产还有几个亿。
市公安局在对何春进行预审的同时，易锋让程祖等人拟定一个询问提纲，准备好对何春进行谈话。重点是问清南州国信投入资金的去向，以及何春与夏文成之间的个人经济来往情况。
易锋对程祖道：“何春与夏文成之间关系非同一般，特别是夏文成有恩于何春，帮他解决了那么多资金，估计他不太容易开口。因此，你们要认真研究，抓住他的弱点所在，逼他主动就犯。”
程祖带着办案人员来到南州市看守所，对何春进行谈话。从有关材料上了解到，何春的父亲在解放前就去了台湾，于六年前去世。他的母亲已仍住在台湾，现已88岁高龄，身体也不太好。更要命的是，何春的女儿从9岁起就得了精神病，和奶奶生活在一起。何家家风比较正，子女都很孝顺，也很讲亲情。何春的二妹现在台湾，为了更好地照顾老母及侄女，她至今未嫁，还是个老处女。何春本人也常回台湾看老母和女儿，不想让亲人们为他担心。特别是进了看守所后，他不敢在电话里把真实情况告诉她们，只是说生意上的事情比较忙，要在大陆多担搁一段时间。另外，何春近来生意上颇为不顺，亏损面比较大。但总体上来看，他的众多企业中，仍有一些盈利，特别是在台湾的一些企业，效益仍然比较好。因此，何春“破罐子破摔”的可能性并不大。
程祖分析了何春急于立功脱身的心理，展开了思想攻势。经过耐心说服教育，何春终于摸了摸那一头灰白的短发，在三五牌香烟淡淡的烟雾熏绕下，开始了他与夏文成交往的回忆。
事情要回溯到六年前。何春陪同他的叔叔何大德到青云市政府捐款兴建医院、图书馆、学校、大会堂等工程，总出资额近一亿元人民币。这位富翁叔叔顿时成为青云市人人传颂的新闻人物，成为家乡人民的骄傲和榜样。当时的青云市长夏文成当然要出来热情接待，因而也认识了陪同叔叔前来捐款的何春。当时，夏文成即提出让何春到青云市来投资，但他这位德高望重的叔叔却投了反对票。他说：“我在青云捐款，侄子在这里投资赚钱，传出去的话人家要说闲话的。”何春虽然没能在家乡投资兴业，但毕竟认识了夏文成这位市里的大人物，双方的关系有了一定的基础。第二年，何春再到青云时，听与夏文成同样关系很好的港商洪朴说夏文成已经调到南州国信公司当老总去了。国信既是个企业，又像是个银行，资金相当雄厚。何春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就有了主意，便一心想进一步与夏文成搞好关系。
这年年底，洪朴告诉何春，说夏文成将带着国信公司的一班人到香港来考察。何春听说后便主动与夏文成联系，邀请他到何春公司所在地的香港会展中心写字楼坐坐，介绍公司的经营情况和香港房地产情况，还参观了何春买下的三层办公楼。
何春为了达到拉夏文成入伙并占用其资金的目的，有意向夏文成展示其公司的实力。在带他参观了办公楼后，还去看了其他一些地方的物业，这些物业名义上是何春的，但其实是他按揭供楼的房产物业，事实上何春在资金方面已经有些困难了。但夏文成被他的假象所蒙蔽，对何春的实力深信不疑，而且对何春提出要“组织一家公司一起搞房地产生意”的设想非常赞同，他认为这个思路非常正确，可以考虑，他说：“我倾向于搞房地产”。同时，还问了手续怎么办。何春说，手续很简单，一个礼拜就可以办好。何春请夏文成等人吃了晚饭后，还特地邀请他们洗了桑拿。
四年前的一月份，夏文成等人又来到香港。不过，这次是应何春之邀前来的，而且专门为合伙办公司的事而来。何春喜出望外，专程到机场迎接夏文成一行，并安排他们住在香港会展中心旁边的新世界酒店，所有开支均何春签单。
经过谈判，双方确定新的公司名为香港旗胜集团有限公司。旗胜，即旗开得胜的意思。取这个名字是为了讨个吉利。新组建的旗胜公司由南州国信公司和香港亚洲公司各出资500万港币，总投资1千万港币。董事会成员由双方各出三名，夏文成及何春均为董事会成员。双方谈妥后，何春安排夏文成等人吃饭，并专门开了房间打牌玩。
在这期间，何春也借机向夏文成展开了“进攻”。夏文成一到何春办公室，何就送上一套黛安娜纪念邮票。开了这个口子后，何春又专程去夏文成住的房间，送上一万港币。夏文成推辞了几句，何春便以“这是公司的交际费”为由头，让夏文成收得心安理得。在夏文成临走时，何春还送上一只瑞士产的劳力士手表，价值两万余元。
建立了这样“良好”的合作关系后，香港旗胜公司便开始寻找业务了。
这年六月，夏文成等人再次来到香港，在香港会展中心何春办公室里召开了香港旗胜公司第一次董事会。会议确定公司开发香港九龙城花园计划。该项目总投资预计5亿港币，由双方各出资5千万港币（折合600万美元），即总计1亿港币，占总投资额的20％，其余资金向银行贷款解决。在会议期间，何春还带夏文成等人参观了香港旧机场旁边的这块地。何春说，这里的开发项目升值潜力巨大，只是资金不足，使得夏文成的胃口被吊得老高老高的，以为这次又能“为国家做一件大好事”，同时自己也能狠捞一笔，于是欣然同意了这个庞大的“开发计划”。
当然，这个“开发计划”后来是流产的，走样的，因而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旗胜公司的注册资金双方各5千万港币打进后，又各自抽了回去。但是，为了开发九龙城花园，南州国信的第一笔300万美元打入旗胜公司后，却被何春提出来用于购买香港港运城的4套房子，剩余资金被何春用于他公司的其他开支了。
在南州看守所里特会室里，戴着黑边眼镜的何春，羊毛衫外面穿着一件带黑领子的灰白背心，左手食指和中指间夹着根三五牌香烟，语气仍然带着一种大老板所特有的坚定和洒脱。但是，当办案人员问到这300万美元的去向时，他害怕被大陆定为“诈骗罪”，紧张得一会儿用右手捏着大拇指，一会儿双手紧握着装有白开水的纸杯。
这位年过五旬的云籍港商，还不停地用手摸着灰白的头发。为了开脱自己，他忽然拿起桌子上的三五牌烟盒，把它当作道具在桌子上摆来摆去，努力向办案人员阐明房产与资金的进出等各种复杂的关系。
何春说：“当初我们的确看好九龙城花园项目，但是，我派公司地产部的经理去作了进一步了解后，发现这一地带的楼层有高度限制，不能造得太高，这样项目就不合算，不能再搞了。但是，因为公司要完成两千万港币的利润目标，我不仅把南州国信的第一笔300万美元挪作他用，还想方设法地让夏文成把第二笔2450万元人民币打到我的账上来。”
但是，在程祖的追问下，何春打的“幌子”很快站不住脚了。其实，何春急需南州国信的资金并不完全是因为九龙城花园项目开发不划算。因为，那个时候的何春，资金已经越来越困难。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香港亚洲公司因为购置房产多，摊子铺得太大，每月要支付按揭款一千万港币，已经没有资金转动了。而我当时与上海华夏公司签订的购房合同，又急需付钱，所以，就急着找夏文成求援，调用国信公司的资金支付上海华夏公司的购房款。”
因此，当何春赶到南州争取第二笔资金时，知道又有好处可捞的夏文成竟主动赶到他的住处。何说：“其实，我当时已经走投无路了，虽然我还有许多公司，面上看去也不错，但这仅能骗骗夏文成而已。”夏文成来到他的住处后，何春采取了两个战略：一是用假象迷惑他，让他相信投资回报并尽快掏钱；二是安排个地方让他吃好玩好并用美元封住他的口。
夏文成赶到何春住处后，何春拿出一万美元给他，说：“你自己买点东西吧。”夏文成没怎么推辞就收下了。这样，何春就开始做思想工作了。他说：“300万美元的投入太少，没法搞九龙城花园项目，能不能将剩余的300万美元也打进来，把香港的项目做大？”
夏文成道：“我在境内无法将人民币打到香港去，在境外又一时调不出那么多的外汇额度。”
何春说：“可以用人民币将钱打给我，因为我在上海要投资，我再在境外以亚洲公司的名义将相应的资金打到香港旗胜公司账上。”
按照第一次董事会上通过的协议规定，南州国信的第二笔资金要到何春在九龙城签计土地合同之后才可以支付，所以，夏文成此事完全可以不必同意打入第二笔资金。但是，拿了好处的夏文成不但不反对，还与何春一起唱起了双簧，炮制出了一份假合同。
因为夏文成说资金打到国内无法做账，必须找一个名义。于是，何春提出将上海夏威夷花园b3楼3至10楼物业50％的权益转让给南州国信公司，但双方都明确这份协议只是国信公司财务做账用的，是虚假的。
这样，2450万元人民币便直接由国信打入到何春在上海的连好置业公司物业发展部。何春把这笔钱用于他向华夏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购房款。
如果说夏文成此时还蒙在鼓里的话，那么，两个月以后在香港召开的旗胜公司第二次董事会上总该清醒了。然而，何春却再一次用“糖衣炮弹”将夏文成击昏了过去。这次会议期间，何春又送给夏文成2万港币，同时送上一枚香港97回归纪念金币（价值3万港币）、一套奥运会金牌得主签名的纪念金币（价值1万多港币）。显然是“吃人家的嘴软”的原因，当何春在会上提出因为规划方面的原因而放弃九龙城花园项目开发计划时，夏文成并不感到吃惊，更未采取措施查明真相，而是一再听任何春摆布。何春进一步提出：“已经由国信公司投入的资金仍由我运作，以后一并按利息归还香港旗胜公司。”这样一来，南州国信公司的300万美元和2450万元人民币，便成了何春个人的借款。夏文成同意了这个建议，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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