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精诚”4字校训，则是仿校长蒋介石的笔迹而作。纪念碑基座周围还刻着孙中山及当时一些国民党军政要人对军校师生的训词等。
黄埔军校的这座纪念碑基座工程之浩大，是其他几座孙中山铜像的基座无法比肩的。纪念碑削山而建，仅碑座就高达4o米，加之碑座是建在小高地上的落差，占据制高点，更显得纪念碑十分雄伟壮观。纪念碑正对着滔滔珠江水，那里有孙中山革命斗争的遗迹，寄托着军校师生对孙中山先生的深切怀念。但是，由于设计这个纪念碑基座时，孙中山铜像还未运到，纪念碑基座的设计者不知是疏忽，还是由于被军校广大师生对孙中山的爱戴精神所感染，在他们的心目中，孙中山先生的铜像是非常高大的。黄埔军校竖立的孙中山铜像是由牧田祥哉亲自监工铸造的，军校建造铜像基座时，铜像还没有运到，当孙中山铜像运到后，基座已经建成。这时才发现铜像与基座的比例很不相适，但也只好如此将就着把铜像放了上去，4o米高的座顶上的26米高的孙中山铜像却显得矮小了。到过黄埔岛的人们，只要留心都会发现这一比例失调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这座纪念碑的美中不足之处。但这也恰好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军校师生对孙中山的真挚感情。真可谓，原是弄巧成拙，反而又拙中见巧，拙中见其精神。
黄埔岛上的孙中山铜像周围是一片开阔的绿化地，此地原是中山公园。公园内原来还有1o余座题名碑，将黄埔军校开办以后的官佐员生姓名刻于石上，以示勉励，但碑石早已不存。现旧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结合景点，整治和美化周边环境，在铜像下布置了具有岭南特色的、低矮的园林绿地，以保持视线的开阔通畅。
梅屋庄吉出资铸造的这4尊孙中山铜像现虽已铸立7o余年，但在有关部门的管理和保护下，仍是栩栩如生。沧海桑田，星移斗转，孙中山铜像依然挺拔在高山之巅，巍然屹立，俯视着中华大地。他身披大衣，若有所思的昂然神态，让人肃然起敬。如今，大批的游客来到铜像下参观、瞻仰、留影，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伟业，评点脚下山川胜迹，论说刚翻过去不远的那页历史。
景色宜人的中正、仲恺、济深公园
随着军校不断壮大，学生人数不断增多，军校还在黄埔岛上依山傍水、风光旖旎之处开辟公园，供军校师生在假日和闲暇时间休息和游玩。黄埔岛面积虽小，却修建有4个公园。军校在建设中山公园（孙总理纪念碑山脚至珠江边）过程中，还同时建设有仲恺公园（东征烈士纪念坊内）、中正公园（又称黄埔公园，在现黄埔造船厂办公楼至牛膀山）、济深公园（北伐纪念碑南，现成为黄埔造船厂宿舍区）。如今，这些公园多数湮没在其他建筑物之中，只有慢慢去搜寻才能找到一些遗留的痕迹。
中正公园，是为了纪念当时的军校校长蒋介石而建，蒋介石后改名中正。该公园由黄埔公园改建而成，位于柯拜船坞西侧小山周围。原来的黄埔公园建于清光绪年间，大门上方挂有两广总督岑春煊写的“黄埔公园”牌匾。此地是岛上重要历史遗迹之一，山上远眺古亭，珠江帆影，鱼雷局、柯拜船坞尽入眼底。黄埔公园内小楼曾是孙中山多次来到岛上进行革命活动的落脚点之一，特别是在南下护法时期，多次重要活动即在这里举行。1917年9月1日，国会非常议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当日下午，孙中山在黄埔公园举行大元帅授印礼，发表就职答词和就职宣言。孙中山在迁移到市区河南大元帅府之前，还曾把黄埔公园作为暂时的帅府，并曾经在此地指挥舰队反击叛军。孙中山北上与吴佩孚谈判前，曾在此园内对黄埔军校师生作最后一次演讲。据黄埔老人回忆说，孙
黄埔岛上的中正公园一角（1986年11月摄影）
中山讲话时，不用麦克风，偌大的公园，每个角落都能听得清晰透耳。1926年底，黄埔军校在岛上筹建几大公园的同时，将黄埔公园进一步扩大，修整美化，将此园改名为“中正公园”。1947年，国民党海军造船所在公园牛膀山山顶建造一座两层砖木结构洋楼，取名为“中正楼”，是蒋介石南巡时到黄埔军校小住的官邸。经过几十年的变迁，遗址改观很大，中正公园现已经成为黄埔造船厂的一角，昔日的建筑物只留下两个古朴的凉亭，旧貌犹在。该园现仍用“中正公园”旧名。从园内“中正楼”遗留下的花阶砖、地基，仍可依稀辨认出当年的旧址痕迹。中正公园在现代史上有着一定的历史地位，“中正楼”现今是岛上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
黄埔岛教思亭（2oo2年摄影）仲恺公园，是为了纪念军校党代表廖仲恺而兴建的。该公园位于岛中部的平冈，北临珠江，南靠东征阵亡烈士墓园，面积约有1万平方米，由原来的军校平岗疗养院改建而成。由于经费不足，公园建设曾中途停工，直到1928年，公园才勉强建成。其建筑和设施虽然简陋，但四周林木繁茂，林阴小道迂回曲折。1936年蒋介石来广州巡视时，决定扩建东征墓园，仲恺公园被并入东征阵亡烈士墓园。今日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停车场和东征史迹陈列室一带的地方，就是当年仲恺公园的园区范围。
济深公园，是1928年11月黄埔军校总部为纪念副校长李济深命名并建立的，是继中山、中正、仲恺公园之后在本岛上设立的第4个公园。该公园位于岛中部的平岗，东连蝴蝶岗，西临仲恺公园，占地约4万平方米。公园东西路口各设有石柱门楼，中间竖立着一块高14o厘米，宽8o厘米的花岗岩海青石，上书“济深公园”4个大字，落款是“蒋中正题”，由此也可见修建此公园有蒋介石拉拢李济深之意。当年，这里地势高平，林茂景幽，古木参天，气象恢弘。登高望远，全岛景物尽收眼底。公园内还建有“教思亭”和未完工的“迎日亭”、“爱晚亭”，193o年又建立了北伐纪念碑。教思亭，有人考证是当时对师生进行反共思想感化的地方，另外两个空架据说是为了建“迎日亭”和“爱晚亭”，只建了框架就停了下来；但也有人说是有意造成这样，用以祭祀天地用，但具体是用来做什么的，现在无人能具体说得清楚。1984年黄埔军校6o周年校庆前夕，有关部门曾对济深公园旧址的“教思亭”进行过一次整修。亭身是一座六角柱式凉亭，亭匾为黄谦题写，亭内石柱上分别刻有标语和对联，其中有“立志作军队中的健儿”、“宁殉主义以成仁，不愿偷生以受辱”、“身心许党国，铁血济苍生”、“牺牲奋斗是革命军人的本职，杀敌治国是革命军人的志愿”、“继续增长革命活力，努力促进世界大同”、“联合士农工商，联合中华民族，建设新邦”等语句。如今济深公园早已面目全非，因时光流逝，环境多已变迁。在军校北迁后，济深公园年久失修，衰败荒芜。现在大门柱上“济深公园”4字匾额亦剥落殆尽，门柱坍塌，遗迹犹在，由蒋介石题词的“济深公园”石碑亦已遭破坏，园内其余景观已是不复当年，惟有高耸的北伐纪念碑，古朴的教思亭，葱茏的林木，可以依稀追寻昔日的风采。
俱乐部——军校文化中心黄埔军校俱乐部在孙中山纪念碑之西约5o米处，当年称为大礼堂，是军校师生集会、节日庆典、举办文艺演出等文化娱乐活动的公共场所。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今天留下的黄埔军校旧址的各个建筑中，俱乐部是少数没有重建的设施之一，基本上保持了原建筑的风貌，而且见证了军校的发展过程及学生生活丰富多彩的一面，最具有历史文物考古价值。
黄埔军校俱乐部1925年4月，黄埔军校政治部为了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决定建立军人俱乐部，并在走马楼内划出场地作为俱乐部的活动之处。俱乐部包括政治、经济、美术、戏剧、音乐、体育6个小组。随着军校的迅速发展，学生宣传、娱乐活动的日益频繁，原有的房子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建设新的俱乐部迫在眉睫。为此，1926年3月学校决定在珠江畔建设新的俱乐部，面积约为2ooo平方米，可容纳4ooo人，钢筋混凝土结构。1926年11月1日，俱乐部落成，正好赶上11月15日第5期学生开学典礼。新修建的俱乐部规模颇大，高大宽敞，建成时已有舞台，装有电灯和风扇，配备了近千个座位。俱乐部内大礼堂常用于开大会、上大课和文艺演出。据一些“老黄埔”回忆，国共两党著名活动家经常来这里演讲或授课，也在这里举行宣传和演出，大礼堂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课堂。
俱乐部布置得庄严而政治气氛浓烈。外面楼顶正面半圆形的装饰墙上有“俱乐部”3个大字。俱乐部内的摆设，不同的时期有所不同。最初，俱乐部礼堂正面高悬着3幅油画，一幅是林则徐在广州虎门焚烧鸦片，一幅是义和团在天津追击八国联军，一幅是沙基惨案。四壁悬挂着廖仲恺、朱执信、史坚如、陈秋霖等22人的画像，供师生瞻仰和作为学习的楷模。之后，俱乐部的摆设发生变化。在礼堂舞台正中悬挂着身着戎装的孙中山像，两旁挂着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下面是谭延闿手书的孙总理遗嘱，四周为国民党领导人的画像。舞台南北两侧和礼堂西侧的墙壁上，除了原先的3幅油画之外，增加了反映第二次东征中的攻打惠州城的油画。
俱乐部是军校举办文艺演出、举行重大集会的重要场所。特别是每逢节日或庆祝会，经常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1926年1月4日，军校举行新年各界联欢大会，前来参加庆典的来宾和在校师生约有6ooo多人，声势蔚为壮观。白天在大操场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晚上则在俱乐部举行游艺大会，节目琳琅满目，直到深夜，晚会才结束。文艺演出既有明星表演，也有学校文艺社团自己的演出，如军校的“血花剧社”即主要在这里排练和演出。“血花剧社”是当时很出名的学校文艺社团，取意于“革命之血，主义之花”。这个剧社成立之初主要由“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掌握，在共产党员蒋先云等人的推动下，曾演出了《还我自由》、《鸭绿江》、《黄花岗》等反帝反封建的著名剧目，在广州、武汉乃至战争前线，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汉口，剧社还曾与世界著名的邓肯舞蹈团同台，观者人山人海。广州大新公司的名角金艳秋曾在军校俱乐部演出过《空城计》、《纺棉花》、《大劈棺》等剧目，名噪一时的交际花紫罗兰也曾应邀到校表演舞蹈。
俱乐部除了进行文艺演出外，还是重大集会、演讲以及来访者参观和休息的重要场所。如1926年12月22日，黄埔农工商学兵联合会和黄埔区15公里以内各学校来校参观时，就首先到新落成的俱乐部休息。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华侨运动讲习所等团体来黄埔军校活动时，也到过俱乐部参观。1926年，曾在俱乐部召开过一次欢迎国际劳工局局黄埔军校礼堂内景长汤姆逊及各国劳工代表团的盛会。
昔日的俱乐部内不仅充满着军校师生的欢歌笑语，而且也留下了骇人听闻的血腥场面。1927年蒋介石集团在南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4月中旬，广东反动当局接着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时黄埔军校的“清党”活动就是在俱乐部中进行的。4月18日在这里被抓的共产党员有2oo多人，许多被逮捕或受清洗的共产党员从这里被解除武装，捆押上船，这些师生后被押往虎门和鱼珠炮台被杀害，史称黄埔“四·一八惨案”。从此，黄埔军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军校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后来到此地参观的游客特别是黄埔师生总有种百感交集的情绪在其中。
1938年日军飞机轰炸黄埔军校时，俱乐部楼房多处被炸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岛海军接收军校时，曾对俱乐部进行过维修，多次加以改造，但是与原貌相差甚远。1993年，广州文物部门重新对俱乐部进行复原维修，使它基本上恢复了历史原貌，在内部按原貌陈设，保持了原有的演出、集会和文艺活动的功能。根据发展旅游经济的需要，21世纪初重新布置后的俱乐部，通过陈列蜡像、油画、雕塑、多媒体透视合成景箱、视频展示台等美术、技术手段，再现了黄埔军校的光辉历史和军校师生英勇作战的场面。
俱乐部内的多少神秘，多少传奇，引发多少人的兴趣，纷纷来此地寻觅。
与珠江海水共潮生的军校游泳池
军校游泳池位于俱乐部西侧约1oo米处的珠江之滨，并排有两个，西为浅水池，东为深水池。
军校修建游泳池，完全是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当时军校的学生有许多人来自于北方，不习水性。创校初期，就有学生黄秀山、符济群因为不会游泳，溺死在珠江中。1924年7月，又有苏联军事顾问包和罗夫在石龙河翻船淹亡。所以，为适应部队在南方水网地带作战的需要，提高学生的作战能力，军校在经费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修建了游泳池。1926年，为适应校军在南方水网地带作战的需要，军校拨出了一些经费，将俱乐部西侧造木船的两个小船坞进行改建，在池底和池边地面铺上红砖，用水泥修建池壁，建成了两个长43米、宽18米的新游泳池。深水池的东北面还有一块两米长的跳板，会游泳的学生可在跳板上练习跳水。但水性较好的同学，仍然喜欢离开游泳池到珠江里去锻炼。游泳池的建成，既适应了军校训练的需要，又为学生的体育活动和身体锻炼提供了物质条件，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在当时经费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建成这样的游泳池，确实是具有战略眼光和治校才能的。
黄埔军校游泳池由于建设游泳池时没有配备更衣室，学生需要在宿舍内换上裤衩，在众目睽睽之下再走到游泳池，这在讲究军容风纪的军校里，实在是有规难守，立纪自犯，并且有失斯文。1928年6月15日，军校安排副官处将日久失修、堆满杂物的游泳池清理好，供学生练习游泳，并严禁学生赤身示人，以免有伤文明风化。1929年校庆前，考虑到执信、真光、教忠、省女中的学生都来军校参加联欢和演出，于是在两个游泳池之间的空地上建了一排1o间砖砌铁皮盖顶的简易房子作为更衣室，使设施稍加完备，并在附近还开设了一个小卖部，出售一些洗浴用品。
军校本部北迁南京后，黄埔岛上的军校游泳池随之被废弃。由于长期废置，在新中国建立之初，已是仅剩下两个水坑的轮廓，当年的风貌荡然无存。1984年开始维修，后又多次清疏，重铺池底地台，修补池边，恢复了原有的游泳功能。原貌再现的游泳池，池中水依然和珠江水相通，随着珠江水潮起潮落，成为供游人参观的一个景点。顺着池水中的倒影，历史的长卷在游客面前打开，黄埔师生在时代风云中乘风破浪的矫健身姿分明就在眼前。
东征烈士墓园——黄埔先烈安魂处
从黄埔军校校本部沿江边向西走，在珠江岸边有一座凯旋门式的牌坊建筑，拱形的大门庄严肃穆，琉璃瓦顶极具民族特色。穿过高大庄严的牌坊往上走，沿着古朴寂静的墓道，即来到东征烈士墓园。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为统一广东，对陈炯明叛军等军阀进行讨伐，在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1986年摄影)历次战斗中，军校师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东征阵亡烈士墓园就是为了纪念在历次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而建立的。墓园里，曾经“闻着相互的汗臭味，相视而笑”的灵魂，在松柏深处相偎长眠。
东征阵亡烈士墓园，是黄埔岛上最大的墓群，安葬着516位烈士遗骸，坐落在黄埔军校校本部西南面平岗万松岭。墓园始建于1925年，次年6月落成，面积5万多平方米，由纪念坊、墓道、墓冢、记功坊、入伍生和学生墓群、士兵集体墓群、蔡光举烈士墓、17少将墓等构成，气势宏伟，有“小黄花岗”之称。其中，纪念坊、墓道、墓冢、记功坊构成了墓园长达数百米的中轴线，从珠江边直达半山腰。蔡光举烈士墓位于中轴线东侧，17位出自军校的将校墓位于中轴线西侧。
1936年，黄埔军校在墓园正门前增建东征阵亡烈士纪念坊和码头。纪念坊面临珠江，用花岗石和红砖建成，有3个斗拱形门，上盖琉璃瓦，门顶上方刻着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题写的“东江阵亡烈士纪念坊”9个镶金大篆体字。沿着墓道直上，就是规模宏大的烈士墓冢，墓冢成正方形，钢筋水泥构筑，安葬两次东征时阵亡的黄埔军校师生的遗骸或骨灰，总面积1oo多平方米。墓群四周绕铁栏杆，中间是一座由4根古罗马式圆柱拱起的斗笠式碑亭，是墓群的主墓。碑亭正中立石碑，刻“东征阵亡烈士墓”。碑亭是东征阵亡将士墓群的主体建筑。
碑亭后有一座两层3个门洞的城楼式记功坊，门洞的墙壁上镌刻烈士的英名。坊内侧分别有楼梯上行，坊上刻“东征阵亡烈士记功坊”，坊内壁镶有3块石碑：其一是“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阵亡将士纪念碑”，镌刻黄埔军校官兵在东征中的辉煌战绩，他们都是当年在讨伐东江东征阵亡烈士记功坊军阀陈炯明战斗中牺牲的黄埔将士，其中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其二是“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阵亡将士题名碑”，列有237位烈士的英名（含1926年6月在猎德阵亡的连长王声聪），此碑立于1928年，当时国共两党分裂，许多共产党员烈士的姓名没有列入；其三是“6军中将刘君墓碑”，记述的是国民革命军第4团团长刘尧宸的生平和他在攻打惠州时的牺牲经过。
当年的黄埔军校为缅怀先烈，让后人铭记东征将士的英雄事迹，在第一次东征结束后就决定建立东征阵亡将士公墓，并于1925年4月间，在黄埔岛勘察选择建墓地点。4月21日，周恩来奉命组织“抚恤东征阵亡将士委员会”，调查各位东征阵亡将士及其埋葬地点，开始筹建东征阵亡将士公墓。12月15日，黄埔军校决定在本岛的平岗修建东征阵亡将士公墓，并派人前往东江惠州、河源、淡水、五华、棉湖等地的战场上收集烈士遗骸，运回墓园安葬。东征阵亡烈士墓园于1925年12月动工兴建，1926年4月下葬烈士遗骸，墓茔6月竣工。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东征阵亡烈士墓园竣工暨军校成立两周年大会。国民政府要员、高级将领、社会名流和黄埔军校师生数千人参加。蒋介石主持大会，率众致祭。他致辞说：“所有两次东征及扫除杨、刘及沙基惨案各位殉难烈士，差不多统统集中葬在这里，这一点是我们同志所可安慰各位烈士英魂的。”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苏联高级顾问鲍罗廷、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何应钦、第7军军长李宗仁等分别在会上致辞。东征阵亡烈士墓园的整个工程，分为两个阶段建造完成。第一阶段，即1926年6月竣工的工程，墓园简陋，规模较小；第二阶段，即1936年的扩建工程，建成现在所见到的较为完整的墓园。1936年8月，蒋介石到广州时，决定把仲恺公园并入东征阵亡烈士墓园，扩大墓园规模。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拨出专款，由广州市政府负责建造。扩建后的墓园内青松翠柏，绿竹红花，更加气势宏伟，庄严肃穆。“十七少将墓”位于东征烈士墓园西侧，陵墓内安葬的是1936年在“两广事变”中阵亡的黄埔军校出身的17位国民革命军少将。碑的正面刻“正气长存”，碑座正面刻吴沧桑等17位少将的名字，背后刻6军中将第155师师长李汉魂撰写的吴沧桑事略。这是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于1936年附葬于墓园的。这17位少将的姓名是：吴沧桑、张国维、王鸿德、张中邦、梁士浩、孙螽振、汤增林、叶稼书、古尚英、叶简修、符素真、黄循尚、叶继梅、林季谦、丘达、李子韶、陈晓天。吴沧桑是广东大埔人，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曾任军校战术教官，独立师参谋长，1936年6月在韶关战斗中被俘，后死于黄花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学生出身北伐阵亡将校纪
念碑之一（2oo2年摄影）人民政府非常重视东征阵亡烈士墓园的保护和修缮。1954年广州市政府拨款进行维修，改变了墓园残旧的状况；1975年修复了墓道；1984年维修墓园纪念坊、记功坊、纪念碑，又重修了“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东征阵亡将士题名碑”，在记功坊内新增建墓碑记，并把入伍生墓集中迁到主墓园后面，构成入伍生墓群；1985年6月，复原入伍生墓碑61座；1986年，修复了曾被破坏的墓道；1988年，按原貌修复了“十七少将墓”；1989年，广州市政府又拨款对墓园进行复原修缮，将穿过墓道的公路改道在墓园东侧经过，并筑起了墓园围墙以保护墓园。坟前墓碑石刻，铭记着每位烈士的英名和生卒年月，那短暂的岁月，闪光的年华，令今日来访者肃然起敬。1991年，又新建“东征史迹陈列室”，以文物、历史照片、模型等形式，详细展示出黄埔军校师生两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光辉历史。
东征阵亡烈士墓园初建时，正值国共两党合作为革命共同奋斗的时期，两党精英同集军校，为统一和巩固广东政权誓同生死，冲锋陷阵，并同眠在这里。东征烈士墓园，可说是难得的国共两党英灵共葬的墓冢。
21世纪初，有一群中学生参观东征阵亡烈士墓园后有感而发，写下“雏鹰之情”：我们远远地瞻仰着——雄伟的大理石基座和碑身，将战旗和军帽铸成了永恒。来到这里，尤感地火熊熊，燃烧着新一代青年的爱国之情。历史车轮驶越黄埔，昔日风云卷过军校，但对我们来说，生活依然继续，而且背负着历史的责任——传承爱国主义。
建立在全岛制高点上的北伐纪念碑
北伐纪念碑，是黄埔军校师生为缅怀在北伐战争中牺牲的军校将士而修建，坐落在黄埔长洲岛平岗仑头山顶上，这里是全岛的制高点。花岗石纪念碑高达1o米，呈方锥台形，正面刻“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学生出身北伐阵亡将校纪念碑”。碑的主体东、西两面分别刻有“捐躯救国”、“为民牺牲”等字样，碑座四周刻有立碑记事及北伐中阵亡的曹渊等351位黄埔军校学生的名字。
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学生出身北伐阵亡将校纪念碑之二（2oo2年摄影）北伐是军校总理孙中山的遗愿。1926年，东征战役胜利结束后，随后开始的是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6月5日，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副校长李济深为总参谋长，教育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7月4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并发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向全国军民宣布出师北伐，打倒军阀，统一全国。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市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北伐战争正式开始。黄埔军校师生为完成孙中山北伐中原、统一全国的遗愿，积极参加北伐战争。军校许多负责人出任国民革命军的重要职务，第1至第3期毕业的军校学生大多数担任北伐各军将领和战斗骨干，军校第4期政治大队、第5期入伍生炮兵团、工兵营、迫击炮连、无线电信队、交通工程队、宪兵营等都随军出征。北伐军三路均先后告捷，饮马长江。他们英勇战斗，出师不到1o个月，便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上海，扫荡中原，席卷大半个中国，歼灭了不可一世的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几十万大军，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黄埔军校师生在北伐战争中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为缅怀军校烈士功绩，告慰军校先烈英魂，黄埔军校决定在烈士母校附近修建北伐纪念碑。纪念碑于1928年2月开始修建，1929年建成，由代校长何遂主持建成。何遂撰写碑文：“平岗之石齿齿兮，黄埔之水淙淙；屹丰碑以万世兮，将以重纪于无穷”。碑座的东、西、北3面刻有北伐阵亡的独立团第1营营长曹渊等351位黄埔军校学生的名字。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而告一段落，因此，纪念碑上所刻记的烈士名单也就有选择。大部分共产党员烈士的名字未能刻记下来，造成了永久的遗憾。纪念碑后曾又被破坏，碑上文字全部用水泥填平。1984年4月之后，经多次维修，恢复了原貌，供人们参观瞻仰。
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在汀泗桥战斗中缴获的部分武器
站在纪念碑的平台远望，滚滚珠江，万顷沃野，无限风光尽收眼底。数平方公里的长洲岛上，高楼林立，车辆穿梭，呈现着一派勃勃生机。洁白的碑身，挺拔于葱绿的松柏林中，与蓝天相映，昭示着黄埔军校国共两党师生“为民牺牲”的壮举。环视全岛，也不由使人由衷叹服孙中山先生选择此处为培养革命军事力量发源地的眼力。
袖海亭——驶上6地的“中山舰”
“袖海亭”是广州黄埔岛上的一处风景名胜史迹，建于江边小路上，是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避难珠江口“永丰”舰，再举战旗，留下的一处纪念建筑。这座萧瑟江风中巍然挺立的飞檐拔柱的亭子，曾深深印记在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的脑海中。
1922年6月16日，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避难停泊在珠江上的“永丰舰”，等待北伐援军回师广州，与叛军相持5o余天。在这一期间，“永丰”舰曾锚泊黄埔长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编《黄埔军校》封面洲岛水面，也就是两年后由孙中山亲自创建的黄埔军校门前附近，历尽艰险。两岸的叛军曾数十次向“永丰”舰倾泻无数炮弹，奇怪的是炮弹从未落在甲板上，仅在舰四周炸起冲天的水柱，“永丰”舰安全无损。稍后，“永丰”舰闯过叛军的火力网三山口地带，驶入较为安全的白鹅潭，一直坚持到8月9日孙中山离舰赴沪。
1924年6月，黄埔军校开学，特别是翌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人们缅怀国民革命的先驱，追忆孙中山避难“永丰”舰这段传奇历史，将“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以志纪念。除此之外，还在当年孙中山指挥“永丰”舰战斗过的黄埔军校校址水面不远的岸边，建造了一座中式的亭子。白色的4根圆柱，撑起四角飞檐的黄铯琉璃瓦亭盖，在绿阴丛林中，十分耀眼。面对江水的一方，亭楣下有一与亭合为一体的横匾，上书“袖海”两个篆体字，以记载和歌颂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在这珠江入海口所建立的伟功奇勋。
“中山”舰在抗日战争中壮烈殉国，在武汉附近沉入长江水底。而“袖海亭”作为纪念孙中山避难“永丰”舰的惟一建筑物，虽历经战火纷乱，却得以保存了下来，仍屹立在珠江岸边，面对着滔滔不尽的江水。只是由于黄埔岛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作为军事要地，这一小亭也就鲜为人知。即使有些客人甚至是岛上的年轻人，从此亭旁经过，还以为是所在地黄埔造船厂的江边路旁小憩场所。
2o世纪8o年代，国家旅游部门应广大游客呼吁，黄埔岛自1986年底逐渐对外开放，并在岛上建起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去黄埔岛的游客，可顺便去观光离军校大门不到2oo米的“袖海亭”。
“袖海亭”在当年的革命热土上落地竣工，不知聆听了峥嵘岁月中的多少风雨壮歌，现如今仍挺立于世纪风云中，它同黄埔军校旧址的其他建筑一样，此地作为昔日中国将帅的摇篮，在新的世纪里将拥有新的金碧辉煌。
风雨黄埔，如烟非烟。
著名的船舶修造地——柯拜船坞
中国近百年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是这一变化的决定因素。那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中国近代工业又发祥于何处呢？史学家通过考证，一般认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工业便是广州黄埔长洲岛上的“柯拜船坞”。
184o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商品纷纷涌入中国市场。外国资本家为了商品运输的需要，在中国开始经营船舶修造业。英国人柯拜在1845年首先在广州黄埔岛投资建造了船坞，中国近代工业的新端在这里悄然开始。
该船坞是由一位中国设计师规划的。坞长16o多米，宽2o多米。有两道坞门，分内外两区，可以同时或分别使用。专家考证认为：该坞设计新颖，与一般船坞不同点是，设计人员把船坞设计的略有弯度，并不是笔直的坞壁，这样就可以充分利用斜度的力点，便于船只进出坞和修造方便，可同时修造2艘5ooo吨位的船。该坞曾于1856年冬毁于战火，1861年重修。1893年再次维修。这是外资在中国建立的最早石船坞，历史上通常称为“柯拜船坞”，是中国现今存世的惟一一个近代石船坞。
“柯拜船坞”在当时是中国沿海著名的船舶修造地。据记载，柯拜在此地几年时间就赚去了2o万大洋。柯拜死后，由其儿子继承，继续营业。
1924年6月，“柯拜船坞”近旁多了一家邻居，这就是黄埔军校。军校师生们在课余饭后来到船坞一侧散步、闲谈，参观船坞中修造船只的过程，他们的理想也在这个船坞旁扬帆起航。许多师生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曾把“柯拜船坞”写入史书中，思恋往日在船坞旁的青春岁月。
“柯拜船坞”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初，还接船修造。2o世纪5o年代初，人民政府对船坞进行了妥善的保护和维修。“文化大革命”时期，一批又一批红卫兵曾打着“砸烂封、资、修”的旗号，要毁坏船坞，在此挖什么备战防空洞，受到时任广州市市长陈郁的坚决制止，所在单位的黄埔造船厂广大干部、职工利用添土的方法，巧妙地将船坞保护了下来。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职工们才将船坞中的泥土挖出，恢复“柯拜船坞”的本来面目，并在船坞一旁树碑立传，以示世人。
由于黄埔岛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重要军事基地，“柯拜船坞”也就鲜为人知。1986年底，黄埔岛逐渐开始对游客开放，到黄埔岛参观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的游客，便可以到纪念馆近旁的中国近代工业的先驱“柯拜船坞”参观游览。那一潭清水，映照着黄埔岛的景物，让人陶醉在历史的长河中。
咽喉要道上的长洲炮台遗址
位于广州市东端珠江主航道南岸的黄埔长洲岛，处在由海上水路进入广州的咽喉要道，锁江上交通线，一直是防卫广州海路的要冲。因此，自19世纪4o年代鸦片战争时期开始，清政府在这里修筑了多个炮台。清政府设广东海关黄埔分关时，林则徐即在这里修筑长洲炮台。这些江防炮台遗址群，主要排列在岛上的东部，位于军校旧址左侧后，与南岸沙路炮台、北端鱼珠炮台、蟹山炮台彼此成犄角之势，构成长洲要塞。长洲炮台与沙路炮台之间还建有木桥相通，以便互相支援，加之珠江航道在此筑有两道铁栅水闸，可阻敌舰船侵入，炮台曾在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斗争中显示了巨大威力。
1883年（清光绪九年），晚清政府在岛上又新建了白鹤岗炮台、白兔岗炮台、新西岗炮台、蝴蝶岗炮台、大坡地炮台等5所。炮位计有15座，
配置洋炮15尊。最大的一尊炮，口径为24厘米，安置于新西岗炮台。
1884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又积极倡议建设整个长洲炮台工程，使岛上的
黄埔岛上长洲炮台遗址的大炮（2oo2年摄影）
各个炮台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成为长洲要塞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炮台分别建在长洲岛东南方向的7个山冈上，全长近2公里，成扇面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各炮位之间距离不等，所配置大炮的数量和炮位的大小也因为地势而不同。各炮位阵地均有辅助设施，如兵勇宿舍、弹药库等。巷道及房间通风良好，其建筑是砖石结构，水泥抹面，均有拱顶、厚壁。清末民初，在岛上成立长洲要塞司令部，管辖炮台各炮位。白鹤岗炮台在长洲各炮台中规模最大，是长洲炮台司令的指挥台。
晚清时期的长洲炮台，常驻兵1ooo余人，分为勇营和绿营。驻守炮台的军?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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