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代价，值不值得？我总是思考这样的问题，或许一切可能根本都是水到渠成的问题，正如我们不知不觉忘掉了三宫六院的耻辱一样，我们也会不知不觉地开始自己的成|人生涯，忘掉这些思考，忘掉这些纯粹思考的烦恼。正如程增元找到朋友后的洒脱和对我们玩笑的不在意，可能他已觉出这些玩笑和曾经有过的那些顾虑的无聊了。
金犊奖(1)
接到《台湾时报》“金犊广告作品奖”的宣传单时，我正好是一门课结束而另一门课尚未开始的时候。那时我慵慵懒懒地躺在床上，看着太阳去了又来，来了又去，光线无时不在地照耀着我，就决定参赛了。
构思很容易，我当天下午就想出了五个。吃完晚饭刷洗饭盆的时候，我对好朋友程增元说：“你会说闽南语吗？”
程增元愣了一愣说不会，问我干吗？我说金犊奖发奖可是在台湾，我去领奖的时候想找个翻译。
程增元看了我一眼说：“你做完了？”
我说没有，但是构思已经齐了。
程增元就不耐烦地向外走，对我说：“你知道皇帝为什么能一辈子干那么多事？就因为他只动口不动手。你快做吧！”
我问他：“你不准备参加？你是专门学装潢的。”
远远地传来他说“不”的声音。
第二天我开始搜索资料，恰巧北京又在那几天刮起了大风沙，我拼命地骑着车子四处乱窜，寻找一个叫做“爱立信r23oo”的手机形象。或许我长得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手拿最新款手机的人，那些销售小姐总喜欢在和别人聊天中回答我的问话。只有一个老板认真地听完了我的叙述，对我说：“你说的那个款式，我们这儿没有。”
我转身欲走，听到他又说：“我们这儿没有，北京也没有。”
我道了一声谢，心里冷笑他自大。老板接着说：“这个款式还没出来呢！”
从那个商店回去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脸上的风沙拼命把五官向下坠，坠得人一点儿笑意都没有。我悄悄地对自己说：“当你觉得一件事绝望的时候，也就是快要成功的时候。”
我似乎上了大学后就经常以此鼓励自己，但绝处逢生的机会实在不多，老天爷考虑再三，给我的名额又太少。我动了动嘴巴，感到脸上的尘土掉下了一层，这才骑进校门。到校门口的时候，正好碰见同班同学王华。她一见我就嬉笑，说：“舒涵呀！你现在怎么看都像曼德拉了。”
我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她在脸上罩了一层纱巾，敢于开口，我却不能。我在风沙最大的时候，也曾用纱巾遮上脸，却总感觉有人故意超前看我的脸，再退回去，如是者三，我就一把把纱巾从脸上扯了下来。这件事不好说，王华是个漏斗嘴，加之女生资源共享得厉害，说不定明天就成了她们的笑料。王华又说：“张舒涵，晚饭一块儿吃吧！”
我说可以。
吃饭的时候，王华问我这几天在干什么，我说参加金犊奖比赛。王华说男生和女生就是不一样。我说我现在特别羡慕你们呢！多清闲。王华说那下一辈子让你当一个女的你干不干？我说打死也不干。王华哼了一声。我问她下辈子当个男的愿不愿意，她说愿意。我问为什么。王华说：“你看你们男生愿意追谁就追谁。”
我说这话混账，还是女生追男生的成功率高。王华白了我一眼，说：“知道什么？男生可以追任何一个他喜欢的，女生就只能从她喜欢的人中选一个。不公平！”
王华似乎当时正在和外班的人谈朋友，我不想多问。王华接着说：“八二班全班也在做这个，你让他们把资料借给你看看不就行了？”
八二班是程增元的班。我愣了愣说：“不会吧。增元说他没做呀！”晚上我找到程增元的时候，他正在刷牙。我问他是不是他们班在做，程增元说是呀！声音和那天回答不是时一样响亮。我大声问他为什么那天跟我说没做？他说他确实没做，我说你刚才还说做了，他说他做的是另外两个，不一样，资料也不一样。我问他能不能帮我把“爱立信”的形象借出来。程增元说不能，人家花了多大的工夫从网上拷下来的，能随便借？我说增元你真行。程增元低下头拼命地刷牙，刷了一会儿见我不走，说：“张舒涵，你没话的时候不要故意找话说，很无聊。”
然后又拼命刷他的牙。我转身回宿舍了。
晚上，我给栗子敏说起了这件事。栗子敏心不在焉地说：“那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我皱起了眉头，实在厌烦这句市侩语，也感到了话不投机。下了床，自己去了操场。
操场此时已是静无一人，我慢慢地走着，看着天上的星星，想着地上的自己。那些星星多像我们，看着那么近，用手去摸时，又离得那么远。我想起了学习素描时我们画球，先用正方型来削割，逐渐地，削的面越多，它就越像一个圆。人的心，恰似这个圆形，我们相对于别人所了解的，只是那么多个面中的一个。知子莫若父，知夫莫若妻，父亲最了解的是儿子一颗心中为人之子的一面；妻子所了解的，是他为人之夫的一面。若让父亲去了解他为人之夫的那一面，恐怕打死也不行。正如增元和我是好朋友一般，我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因为我们作为朋友的那一面是脾味相投。但转过一个面去呢？我们都是孤立的自己，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自己，别人又怎么能了解得了自己呢？我曾经听一个女同学哭着对热恋中的男友说：“你一点儿不懂我的心。”我不由得走快几步，笑了起来。你的心有那么多面，让他怎么了解，不光他，恐怕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心在想什么，以其昭昭，使人昏昏，你男朋友当然要昏昏然了。我曾见过我们班的入党积极分子詹丽交心，总觉得好笑。你了解自己的心吗？即使了解，也是一部分，你向组织交全心，那么你自己都没有了解自己的心；那么交半心，不，连半心都不到的那一小点心啊：他们还会认为你在交心吗？都是胡闹，一个人，干吗要去了解别人心底的秘密呢？一个人，干吗要去了解别人心底的秘密呢？
金犊奖(2)
我和增元依然是好朋友。金犊奖的资料我又跑了几家网站，付出的钱财不少，收获却实在不多。我没有放弃，仍努力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一个比我低一届但大一岁的学生问我：“你怎么没把产品形象弄进去？”我说我没找到。他说我这儿有啊！就这么拿了过来，终于把它们打印了出来。交上作品时，我的心里颤抖了一下，这是我一个月的心血，汗水，或许更多的是汗水吧！
但是就在那天中午，金犊奖结束投稿的一天，我突然想起我的封页没有打上印钉，就是说，他们分类的时候可能会把我的正稿和副稿搞混。我急急地拿了车钥匙去追送稿的人，在路上又把信封拆开，把印钉钉上再骑车拼命向学校赶。看看手上的表，晚了就完了。这门课的老师原来教我们专业英语，第一次上课就迟到了。而且更坏的是，老师叫栗子敏去干活的时候问他：“张舒涵这个人怎么这么怪？”栗子敏心中不平，对老师说：“张舒涵姐姐妈妈都是学英语的，张舒涵高考英语考了一百多分。”
回来栗子敏学给我听，我说完了，老师一定以为我傲气，说好听点也是恃才傲物。
栗子敏倒不已为然，说：“才上一节课看不出才气的。”
我拼命骑着车子，上午是一下课就出来了，没来得及吃饭，肚子里饿得难受，看见摊上有卖水果的，就买了一串香蕉。摊主给我上秤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知道坏了。
敲教室门的时候，我心里很平静，只觉得自己是干事情去了，问心无愧。老师开门的时候，我才想起提着香蕉，这样进去似乎不大好，但背转身找地方似乎更不好。我对老师说：“对不起。”
老师轻悠悠地说：“你在我这儿说了几个对不起了？我都替你对不起了。”
我不好说前几次是因为睡过了头，而这一次是货真价实的对不起。在这个空当，老师已经看清了我手里的东西，对我说：“你挺知道保养的，这么知道保养干脆中午饭就别吃了，每次迟到都这么三四分钟，我都替你脸红，下一次多迟到一些，一下午！”
我提着香蕉回到了座位上，风沙打过的痕迹有点痒，但我不敢随便龇牙裂嘴，怕老师说我存心不良。这是老师的错吗？自然不是，无论哪个老师对迟到的学生都心生厌烦，更何况还提着几只香蕉。是我的错吗？好像也不像。我一下课就拼命蹬车，到现在腿仍在发抖，是累的。我已尽了我的全力。我想起了我和增元吵的那一架，能说是他错吗？我既然对手中的资料视若珍宝，以心比心，他的同学也肯定是这样，叫他怎么好去要？我四处找资料为了学习有什么错？我们两个当时在洗手间里愤怒异常，大概就是因为我们的立场太不一样了，我们都以自我为出发点了。我并没有以朋友的那一面对照我，他也没有拿朋友的那一面对照他，出发点不同。从他的出发点看，他是对的；从我的出发点看，我是对的，所以我们两个都气恼万分而无一个心里发虚。电影里见到的吵架必有一方错的观点仍在影响我们，正如眼前的老师，她一定认为她是对的，那么我就是错的，正如我认为她很蛮横一般。
下课的时候，老师问：“有问题的同学请举手。”
我举起了手。老师看了看说：“你留着点问题吧！没听的和听的一样会，我都觉得说不过去。”
我默默地放下了手，眼睛看着我放在地面上的香蕉。人都走了之后，王华扭头问我：“张舒涵，你是不是中午没吃饭？”
我点了点头，听她叹了口气。
很久以后，当我和这个老师又成了好朋友的时候，有一次，她对我说：“张舒涵，你到办公室来，我给你说一下作业。”
在办公室说了很多，老师后来说：“张舒涵，你确实有才。”又说，“你毕业后希望干什么？”
我说：“希望将来悠悠的孙子能在教科书上看到这么一句话，‘舒涵的名字，在今天不仅代表了一种登峰造极的美学艺术，而且是一种不屈不挠地向人类命运抗争的标志。’”
老师遮住脸笑，悠悠是她儿子的小名。我起身告辞了。
那时金犊奖已经有了结果，我院五十人参赛，十五人入围，两个金奖，四个银奖，一个鼓励奖。都没有我，也没有增元。得金奖的是一个连老师都说画得不太好的女孩，胖胖的，像个大娃娃一般，人缘很好。
大四学生 ——焦炙的心
曾经有一个戴眼睛的老师向我哀叹现在的学生没有一颗安静的心来学习。我也惋惜学生们不懂得珍惜大好的光阴，以至于蹉跎岁月。那段时间，这位老师很是把我当知己，总是向我抱怨一些内容。大体上都是世风日下之类的话。我把这些话讲给同宿舍的王一河听，他在外面找着工作，就属于不安静的那种。王一河小声对我说：“别听他扯淡！他那时候包分配，进入大学就无忧无虑，咱们进入大学还得争，怎么静？屁话，都像他一样将来准饿死。”
我用下巴抵在桌面上，在桌子底下用一本书轻轻敲打着左手。老师正在说着毕业设计的事。四年，真是弹指一挥，从大一的唧唧喳喳讨论明天的春游到大四的各自为战，默不作声地找工作，岁月的流逝给我带来的感觉只是空虚。当我回到寂静的宿舍,当我来到到处是灰尘的教室，我感受到无处不在的虚落。
和我一样准备把青春奉献给艺术的还有一个叫程尚的小伙子，我们两个原来是志同道合，但是大三的时候，他的父亲开车出了事故，他必须出去找工作。那时他干装修，嘴里老是冒出像石膏线、富贵红之类的名词，一周七天他干六天，星期一休息。有一次星期一，我正好病了躺在床上，听到上铺的翻滚声吓了一跳，醒悟过来上铺有人，觉得又像回到了大一。问程尚在公司怎么样，程尚说：“我有一次胃疼得直打滚，总监就一直说这怎么好，我感动地认为她担心我的身体，后来才知道她担心她的工程。”顿了一顿，“亏她还是个女的。”
我在下铺笑出了声。程尚说：“张舒涵你别笑，将来你也是这样，我告诉你，你还记得咱们学的那个山东酒令吗？
人在世上飘，
谁能不带刀，
一刀砍死你，
两刀砍死你……”
我摆了摆手说我不是笑这个。程尚问：“那你笑什么？”
我说大一的时候咱们都说要减肥，现在减下来的只有你们出去干的几个。别人都是花钱减肥，你们倒好，拿钱减肥。
程尚怔了一会儿，我用脚蹬蹬上面的床，程尚“呀”了几声。我起身看时，他的脸向着墙壁，又睡着了。我用手指掐了一下突突向外跳着叫疼的太阳|岤，睁着眼睛看桌子。那时，我们的桌子远不像现在这么多灰尘，堆满了东西。有时，王一河从外面拿酒回来，我在床上躺着听他们吆喝，他们就会说：
“人在世上飘呀，
谁能不带刀呀，
一刀砍死你呀，
两刀砍死你呀……”
然后就是碰杯的声音。这样的日子虽然很少，但毕竟有过。我和程尚都是看客，倒也正好方便了他们。坐在桌子周围，一边一个，倒像是搓麻将。秦雁行有时会向我举杯示意，于是举杯邀看客，对影成三人了。
秦雁行是我们宿舍惟一有资格嘲笑减肥的人，因为他最瘦，脸相也奇怪，介于哭笑之间。大概是长相的缘故吧，他每次去应聘，人家都会礼貌地告诉他在家等候，留下你的呼机或手机号码。秦雁行一次次地留号码，也逐渐明白了道理。他总说他想进人事局，我觉得跟他的境遇未必没有关系。秦雁行跟我说话的时候总会谈到他的不如意，应聘不上是因为前面那两个兔羔子毕业的学校都比他强，而自己的这个学校，臭到了姥姥家了。“考官说咱们这个学校是技校，我说是大学，争了两句他就让我走了。”
我对他说学校并不是主要的，关键是个人能学到多少东西。
秦雁行用毛巾擦擦嘴，轻蔑地看了我一会儿后猛地蹿到床上，对我说：“这种屁话你也信？”
我心想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老师拿长美的学风和我们的相比得出的结论，但我觉得伤心。
后来因为一些私事去找那个老师帮忙，那个老师表示了无能为力之后，说：“张舒涵，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这儿的学生花那么多的时间找工作？”
我苦笑着摇头，心里也想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有一次我问王一河，老师是什么毕业，王一河说是研究生，我说那是不是不愁分配，王一河说那当然。我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再后来，我回想着自己对他人的评语，我想我不会再对别人轻易下结论了。我不了解你，因为我不是你，没有你的经历和际遇。好和坏的评判标准，往往会因为丁点儿的差别而导致结果的大相径庭。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总像是戴了一副有色眼镜一样，一切东西都会变色，即使你意识到了，擦去颜色时，不经意间哈上的水气又会模糊你的视野，除非你不再呼吸，可这可能吗？这种道理人人都知道，只是太熟悉的，他们反而忘记了，正如同他们忘记了呼吸的空气一般。
大四学生 ——迷惘的未来
王华端着饭盆坐在我的对面。我把饭盆向后移了移，给她让出地方。两个人闷声吃了一会儿饭。她问我：“张舒涵，你毕业之后干吗去？”
我说不知道。王华摇了摇头。我问她：“你干吗？”
她说她也不知道。
我心里想这还不是半斤八两吗？又听到她说：“你知不知道？”我愣了一下，看见王华伸手在桌上画了一个圈。
“将来呀，社会上的财富都是一定的，但是已经有了许多不劳而获的人，那就肯定有劳而不获的人，比如说现在的我们和将来的我们，我们现在就是要使自己的努力付出有所回报的人。”
我承认她的话有道理，但是总觉得很丧气。几天前上课时老师为我们打气，说：“放心吧！国家不会让你们二十几个人饿死的。”
学生相对无言。后来老师走了，我们互相说饿个半死那不是更难受吗？活到那种程度，干脆一了百了，死了算了。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我不相信这些活蹦乱跳的人会去死，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只剩下一把骨灰。我曾经看到过一篇小说描述死亡如何美好，作者说，为什么没有死尸还魂，那是因为冥界实在太美好了，死人不愿意回来。这些鬼话我说给同学们。同学们翻着白眼看我：“那你不去试试？”
我无言以对。我们工艺美术系一共是六个班，搞染织的只有我们这么一个班。当时报考时，老师对我说报染织的人最少，我就报了它，结果录取了 。后来我们班和装饰班两班女生吵架，她们骂我们是缝袜子的，我们说她们是泥瓦匠。这时我才怅然若失。仔细检查自己的专业课程，竟没有一门看上眼的，也就是说，连袜子也不会缝，这才害了怕。打听一下前几届毕业的学生，搞染织的大部分都改了行，有搞室内纺织品的，有搞包装的，有搞三维动画的，最见鬼的是一个人去机关当了职员画图表，只是为了争取留在北京。偶尔和他见了面，说起毕业时，他总是惭愧地说：“不讲了，不讲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问他是不是还像原来一样上课时画速写。他对我说：“我只有四百块钱工资啊！你出坏点子让扣我的钱，我就找你吃饭去。”
那时候是大三，大三学生的心最慌，看着大四的学生忙忙碌碌，到最后一个个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莫名其妙地会心里好一阵难受，觉得看到了自己的将来。有时候在街上看到了一个要钱的老人，会莫名其妙地胡思乱想：“自己的将来会不会是这样？”回到教室拼命地画画，画完之后拿给老师看，老师说：“不错不错。”
我问如果去市场上卖呢？
老师“哎呀”了一声，笑着说：“放心吧！那肯定是不行的了。不然不显得人家那些老师傅也太笨了吗？都画了几十年了。”
我又问他：“那我们到底学了些什么？”
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关键在于你们的头脑与众不同。”
我想不出我们的头脑与别人的有什么质的区别。前两天，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郑智珍被人打了脑袋抢了钱，后枕骨都敲碎了。刚返校时有人跟我说起，我都不敢相信，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她披肩长发都没有的时候，才知道这是真的。看来我们的脑袋与别人的没什么不同。有一次，我和她在餐厅正好看到“平安是福”这句广告语时，她愣了半天，对我说中国文字真是伟大。我以为她是说广告语就点了点头。她的病拖了一年，先是摘掉脑盖骨，戴了脑罩消炎，炎症消失后，又摘了脑罩重安脑盖骨。按规定，学生可以报销一定的医疗费，但后来报销的时候，学校和医院像滚太极似的绕来绕去地推，于是，我们便看着她整天戴着帽子匆匆地来去。晚上在宿舍聊天，秦雁行对我感慨：“我知道张三丰怎么创出太极拳了，肯定是被人打了一棍。”
我没有说什么话，看着秦雁行瘦弱的身体，明显发育不良的头发，看着他猛地拉开被子，钻了进去。灯灭了，眼前一片漆黑。我轻轻地闭上眼睛，仍能看到秦雁行的剪影在我面前晃动，接着是郑智珍的，豪伐老师的，同学们的，全都在我的面前晃动了起来。我听到上铺的程尚又在小声地哼：
“人在世上飘，
谁能不带刀……”
教我们图案设计的是臧豪伐老师，三十多岁的人，却总像一个大男孩，每次都能看到他一边和我们说话一边咬着手指头。他到现在还没有结婚，倒也方便我们到他家玩儿。他总是劝我们少去接触社会，现在安下心来把书读好，将来干什么都成。这话有道理，我很相信，因为豪伐老师就是吃过这个亏，当时没有学好英语，现在就不能更好地赚外国人的钱。可是后来教我们室内设计的老师在上完课和我们闲聊时让我们一定要到社会上先磨砺自己，锻炼心理承受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不然走上社会后的失落感是受不了的，“当初就是因为没有经验，最终只能到这里教你们了。”老师指着自己摇头。这话似乎也有道理，有这位老师和他说的一位由于失落而跳楼的同学为证。但我还是搞不清我将如何去做。我忘了曾经是谁说过，把生活重新过一遍，他就能成为圣人。我觉得让这两位老师重新选择的话，他们还是会抱怨，只是语句对换了一下而已。
有一次听到姐姐说起她的一个同学结婚，可是又因女方向姐姐的同学加收两万元改口费，改口叫他的父母为父母而最终吹了的时候，我笑得前仰后合，全然忘了姐姐那位同学忧苦的脸庞和在人背后留下的泪水。正如我们看喜剧的时候，看见里面的人哭就想笑，因为我们身不在其中，却乐在其中。我曾听好心的人劝解忧伤的我时淡淡地说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道理，而我却总不能对那些烦恼的事情释怀。我总想，或许，我们抛开这个肉体，把自己当做别人时，我们可以活得更快活，可以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许多幽默快乐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
送你一面三棱镜
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以一个同学为模型的小文。写完后，我发现自己已喜欢上了他的小气，他的毛病，觉得那些也变得好可爱。
开学时，我在打饭的路上遇见了他，我当时正在和另一个同学说狮子王的动作，随手学了一个狮子的动作。到宿舍后，他愤愤地问我：“你刚才那个蛤蟆模样是不是在学我？”
我的身躯被他顶在床上，毫无分辩的力量。我才发现我又厌恶了他，文章中的那个人物，一下子距离好遥远了。
高中的时候曾有过一个同学，不知为何被称为“母鸡”，整天脸上挂着笑，下了课就去抢我们的篮球，屡投不中。我们就喊：“驴——投不中。”
“砰”的一声，球响应号召似的反弹出来，“母鸡”慌慌张张地去拣球，跑过来再试，球的幅差越来越大，“母鸡”的笑容也越来越灿烂。大概是看我们无人称赞吧，他决定找一个女孩。一天他指着一个让我们看。我们说：“那女孩比你高咧！”
果然不出所料，当第二天我看到那个女孩像寻找保护伞一样找到一个男友，悄悄低头，羞红着脸从我们面前经过时，扭头看见“母鸡” 像中举的范进一样翻白眼坐着。走去和他说话，他说：“那男孩比我高咧！”
又活过来了。
大概是他的笑容始终灿烂吧，终于有女孩子找他聊天。我们则害眼病似地看着他们双双对对，心中好生羡慕，觉得怎么好事都让他一个人占住了，学习、朋友，甚至于恋爱。
“甚不公平。”当时有一个同学愤愤地对我说。
现在这个同学的脸和我眼前的这张顶住我前胸的因愤怒而变形的脸重合到了一起。我望着他，心里既厌又畏。我这时知道了我们不同于“母鸡”之处，他始终快乐，我们始终烦恼。生活恰如一杯水，都是平平淡淡，但喝起来各人的感觉各不相同，酸甜苦辣，冷暖自知。当你感觉到它甜或苦时，它真的会变得有甜有苦，但其实，都是一杯开水，没有滋味。
我想起了自己的写作，我曾努力地琢磨些警世恒言，并在本上写下我的感受，洋洋自得。其实，经验，看似一词，实则两词，经历和体验。那份体验，说不出来，说出来的，也好像开坛香白菜一样，一开坛，就跑了香味，只剩下白菜了。我写的那个同学，也只是我想像中他的一个影子，把文章认同于生活，我是错了。
我经常想起“母鸡”，但时至今日，已忘了他的面孔，只记得他的笑。我们都是看不透生活的，无论“母鸡”的笑面人生还是我的惨淡经历。生活正如一杯水，是平淡的，人却是或喜，类似“母鸡”；或忧，好比我；或怒，好比我这位同宿舍的同学。佛家说芸芸众生，千姿百态，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了。
上初中时，我曾看物理老师做实验，把光透过棱镜变成七色，非常美丽。说光是白色也好，是五彩也罢，都是真实的，但做不了哲人的。看不惯白光，受不了高处寒的，大可以为自己配一副三棱镜片，七彩生活顿时呈现，只要你不盯着烦恼光去看，生活依旧快乐。最怕的是看着那些烦恼，只说自己好苦好累了。庸人自扰，这话说得太好了，世上本来就无事。
回头看看自己的写作生涯，不是为了名声，不是怕了父亲，而是一种乐趣。我喝水喝出了忧愁，没人耐烦听就欺负瘦弱的本子，在它身上涂画，把那些曾令自己烦恼和心动的，换一个目光去看它，把苦想成快乐，并在写着时笑出声来，笑出了许多乐趣。于是把它坚持下来，为的是躲入另一个世界，消除一些烦恼。我所写的，也非原来的生活，只是它留给我的一个拉长的影子，所以觉得自己有吸食海洛因的感觉，其实道理相同，都是为了快乐。
还有一个同学，也在一个宿舍里住，整天一副苦命相，到处做苦瓜脸状。我虽和他同住，却几乎忘掉了他的脸。在宿舍里，总觉得他在阴阴地看着你，没有笑容，隐在阴影里。偶尔和他的目光相撞，他也总把目光转向别处，依然没有笑容，似乎他多病。他不停地叹息，说自己命好苦。
喜怒哀愁，四种味道，我们四人分而尝之。苦人无法埋怨，因为只挑了苦字。“喜”字送给“母鸡”， “哀”字留给自己，“怒愁”二字分赠我的两位同窗，够公道了。
同在一个太阳下，喝着同样的水，却品出不同的味道。拿一把地上的蓝色快乐三棱镜，看看蓝天，愁苦的事情到一边去凉快吧！阳光照不到你。
送你一把三棱镜，愿不愿意接着？
随你。
师傅们
澡堂的师傅又黑又壮，穿一件民国时期的黑色中式上衣，打四平拳似的坐在那里。从那里经过的同学扔下澡票冲进去，他不理不睬，末了把票收成一摊摊开，明天再卖。听着里面发出一声声惨叫：“师傅啊！水烫死了！”
拿把钳子夹一夹，里面又鬼叫：“师傅啊！现在是冬天啊！”
那位师傅就进去摸一摸水，不说话，把热水再开一开，依然泰山一样坐在那里。学生打着颤抖从里面气愤地冲出来，看着他黑社会大哥一般的模样，几句意见早不知吓到哪儿去了，匆忙走了出去，回头说：“王八蛋。”
就这样或凉或热地洗了两年澡。有一次洗完了澡，一位同学仍是满头泡沫地站在那里奇怪地看着他的淋浴头，拼命踏脚下的板，看到澡堂师傅进来冲洗澡堂，才恍然大悟是停了水，说：“师傅师傅，您看我这头。”
那位师傅用手指指旁边的水龙头，同学哀鸣道：“那是凉水。”
澡堂师傅继续冲他的澡堂。那位同学骂骂咧咧地把头伸向水龙头，哀叫变成了哀嚎。这时那位师傅说：“关水哩！还学生哩！穷讲究。”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话，也是惟一一次。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师傅，也没去打听他，没有意义。接替他的是原来管我们早锻票的师傅。
早锻票的官名叫早锻牌，因为其像饭票一样珍贵，学生都称之为票。得到它也很简单，只要你肯早晨围绕长赢友好医院跑上一圈，就可以看到这位师傅在终点等你去拿牌。但关键是早晨起床甚是困难，我们都是在月底被老师催得屁股着火时才去猛跑几张，交账完事。那些有了女朋友的同学便羡慕煞地看着我们，因为他们还得跑女朋友的票数。于是，翻墙，绕道，种种发明纷纷而至。据说有一位同学还从脑筋急转弯中得到启发，见着老师后屁股朝后走，然后猛回头，歉然道：“老师老师，刚才我跑过来没看见您在这儿！”
居然被他骗了几十张牌，但机密外泄，几十个人同时猛回头，老师恍然醒悟自己不是隐形人，一张也不给了。大三的学生便指点我们：“笨样儿，用烟换他的。”
后来真的有人换成了，拿着票在我们面前炫耀。老师也开始耍滑头，七点就走人，许多人跑到位却没人发牌。“比女朋友迟到都难受”，一位朋友说，“不换也不行了。”
至于我自己，我向来都是使用翻墙术的，不敢当面行贿，总觉得面子上不好看。我也没有女友，不知道被女友晒上是什么滋味，但老师催牌的喊声似催命一般令我惊心动魄，忍无可忍之后，我决定厚着脸皮去换牌。
好像当时充分准备了一大堆的理由，例如“工美系工作繁重，晚上熬了夜，白天确实醒不了”，“这几天正好赶上交作业了，对不起老师”之类一大堆的话。后来拿着烟到了教工宿舍，那位老师的眼亮了一亮，问：“多少？”
交易就这么稀里糊涂完成了，台词一句也没用上。我拿着牌回了宿舍，在空中挥一挥，看着同学们的眼睛像北斗星一样发光，心里却觉得这一次贿行得窝囊。以后的清晨，长赢友好医院旁边清净多了，直到下一届新生的到来。
99届新生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大三，不用去跑步了。后来听到售早锻票的师傅被人揭发，下放到澡堂。洗澡的时候看了一下，他果然在那里正襟危坐着，两只手随时战斗似地摆着。我放下澡票就进去了，不敢再撩起他的火头。
相比之下，可能食堂的沙锅饭师傅对我们要客气一些。晚上学习晚了，没有吃晚饭，就去新开的沙锅饭那儿，看着那师傅乐呵呵地给我们端上一碗，高兴地划去我们卡里的钱。钱一天天地少下来，菜也一天天地少下来，男生咬紧牙关为顾全面子不吭声，女生却叫了起来：“师傅师傅，您这菜都不够猴吃的了！”
大师傅搞不懂猴子需要吃多少，愤愤地盯菜一眼，又看一眼女生的盆子，一勺菜舀上来，女生嘻嘻哈哈地跑了，剩下的男生更倒霉，余额需从他们身上找齐。
写到这里的时候，倒是又想起一位老师，这是货真价实的老师，系里登记的，但我总想不起他的面容，只记得他在我或别的同学背后大叫道：“站住！”
哪里还敢站住，站住准要倒霉，逃走还有希望。一溜烟跑到宿舍后，换一件衣服穿上，防止老师凭背影认人，这是从电影里学来的。
我曾经看见一位老师怒火万丈喊在前飞奔的同学，认为就是他了，可是下午又看见两个，同样的声调，同样的姿势，同样的口气。我开始明白，其实，我们记忆一个人，是记他的特征，当这些人的特征“泯然众人”的时候，他已从我们记忆中抹去，或说，他们失去了自己。
活了很大，看了很多长辈在台上的训话，始终对他们很隔阂，后来也就清楚，为人之道，宁亏勿伪，最怕是小人充君子，泯然众人矣！宁可真小人，不要伪君子，大节能好则更妙，如果不能也不妨做个真小人。君子面孔千篇一律，伪起来像一个人，所以我把一个加强连的上台演讲的领导会认为是一个人，而把那些令我或悲或喜的小人记在心底，这大概就是缘由了。
臧平禄(1)
王一河是班里最早学习电脑的人，因为家境并不宽裕，他要设法自己挣足学费。他总是对画素描色彩的我们嗤之以鼻。
“那些有什么用？”王一河对加班加点补作业的我们说，“你们将来难道到街上给人画像去？”
“一河，做人不能忘本。你现在能上大学还不是靠的素描色彩。”夜晚补作业，手冷心凉，我们尤其看不惯他的张狂。
那时，王一河才刚刚开始学电脑。正好我们的班主任，臧平禄，也是半途出家，由染织改学电脑的，就经常对前去请教的王一河说：“没有什么技巧，不要相信什么技巧，那些技巧有什么用？我教你的那些基本知识就够用了，关键是基本功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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