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157、闺密牵线 [本章字数：1731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29 1o:1o:46o]
老沈这两天每天一下班，就到我宿舍来问我：“你想好了没有？”
她指的是谈女朋友的事。
我只有一句话：“现在不想谈恋爱。”
记得下乡初期，插队干部老孙每天要背着手电筒查夜，他一再关照我们：“不要让当地青年和上海知青谈恋爱，上海知青相互之间也不要谈恋爱。”
现在情形更是大变，生产队里那些和我们同龄的姑娘小伙，差不多已经都结婚，有的还当了爸爸妈妈。老孙当年最不愿意看到当地青年和上海知青谈恋爱，现在也不行了。这不，前些日子，大队干部――武装民兵排长林石海，和二队一个上海女知青举行了婚礼。
这里顺便插一段与此无关的话题：林石海当了“上海女婿”那天，上海知青都去捧场。我想起自从知青食堂失火后，我们从清真寺搬了出来，他当上公社基建连连长，想搬到清真寺去，老追着我要修房子的钱，这事现在还没完呢。
我开玩笑对他说：“你现在是我们上海人的女婿了，那修清真寺的2ooo元就别再跟知青要啦！”
他新婚大喜，满脸堆笑地回答我：“公社基建连最近就要撤了，我也不管这事了，我保证不会跟你要钱。”
那晚婚礼后，一帮知青无精打采地回来。
想想也是，十六七岁从大城市来到农村，不仅在身体上要承受繁重的劳力；而且，当到了二十四五岁，处于青春期时，却又要压抑心中爱情的萌芽。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句话用在知青身上，应该也很合适。但大多数知青面对落后的现状、迷茫的前途失去了爱的能力。
我们队知青中也有三对谈恋爱的，不过谈了好多年，直到现在还不敢有结婚的打算。他们并不甘心就在这里成家，他们还在等待招工、上学、转点的机会。
知青点盖了三幢房子，在盖后来的两幢时，就已经想到要以结婚成家为前提，把它们设计成可以独立门户的小房型了，将来这些房子会成为知青结婚的洞房吗？谁都不知道。
我不想谈恋爱，并不是要遵循插队干部老孙留下来的紧箍咒。我对知青恋爱的事好像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反感。大概是下乡后的第二年吧，有人把谁和谁谈恋爱当作一个问题告诉我，我听了甚至表示：“这俩人挺好的，如果他们谈恋爱真不错呀。”
不过，我是个不善于与女性打交道的人。
五年前在水库工地时，大我们五岁的邵子昂恶作剧，想给我制造一个绯闻，这个绯闻让我后来更有意无意地避开与女知青的接触。倒不是我怕什么，而是怕这种绯闻伤害到她人。以至于在一次知青班子会上，张春芳责问我：“你在男知青中展开活动很多，为什么在女知青中活动就少？你以前与女知青还有点接触，后来怎么越来越少了呢？”
我当时用一句“因为我们长大了”的话应付了过去。
当然，我也不是绝对不与女知青接触，比如像文艺小分队的何雨琴，因为要创作一些歌曲，知道我懂音乐简谱，就经常来找我探讨。相互熟悉了，我们也会谈一些文艺作品和人生态度的话题，只是从不涉及男女感情的事。
何雨琴最近已经联系好转点到南方的事，正是她，在临走前向老沈透露了自己的闺密――王晓晗的私己话。
老沈连着几天试探我对谈恋爱的态度，见没有结果，这天终于把王晓晗对何雨琴说的私己话向我和盘托出。老沈说：“王晓晗说如果这辈子只能呆在农村，肯定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省得别人背后乱说一气。”
老沈告诉我：“她说的志同道合的人就是指你。”
我有些惊讶。
1976年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套在知青双眼上的万花筒，已经失去了色彩，理想主义的激|情开始淡去，实用主义的烦躁越来越大。
国家在这种时候对知青提出了“扎根农村”的要求，令很多知青感到，那种亲人团聚、回城安居、渴求知识的希望越来越小。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这种要求却越来越迫切。
国家的这种要求，也让一部分知青骨干陷入了极大的矛盾。不表态“扎根”吧，可能走的机会就轮不到你；表态“扎根”吧，可能就当真的不再给你走的机会。
隔壁两个生产队的知青骨干，为了招工上学，明争暗斗、撕破脸皮甚至谩骂打架，弄得矛盾重重。
我们知青点此时倒还团结，相安无事。因为在招工上学上有很大决定权的队长，就是我这个知青，而我从黑河师范回队后，已与招工上学无缘，与知青无利害冲突。
我对此心里自有一本账，早已根据知青的读书欲望、年龄大小、身体状况，进行了分类，并按顺序作出了招工上学的计划，其中当然也包括王晓晗。
王晓晗想要和我谈恋爱，她不会不知道，这等于在宣布放弃所有走的机会！
我对老沈说：“这样吧，我明天自己去找她谈。”
158、江边约会 [本章字数：15o6 最新更新时间：2o13-o9-3o 18:43:22o]
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去队部场院转一圈，回到知青点，约王晓晗出来，一起坐在黑龙江边。
已经是夏天，江边星空璀璨，江水泛着月光。
我们在一起插队6年，彼此的人品相互十分了解，只是涉及到爱情这个内心深处很柔软的部分，还是第一次，俩人显得有些拘束。
王晓晗一言不发，等我开口。
我劝她：“有机会的话，你还是走吧。”
她回答：“走到哪里都一样，但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是不一样的。”
我说：“也许你能回到上海，我回不去的。”
她不以为然：“大不了就是分居，将来还会在一起的。”
她的回答没有浪漫的字眼，却足以让我感受到无论天涯海角，俩人也要一同追随的情意。
我们沉默了，能听到黑龙江水的流淌声。
愣了半天，我终于把白天一直想着的那句话问了出来：“假如哪一天我被关在了监狱，你还会跟我吗？”
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倒不是因为父母被造反派拘禁隔离过，也不是因为我自己蹲过县公安局的笆篱子，而是在1971年年底回上海探亲时，听父亲讲起过一个老战友在文革中妻离子散的遭遇。
父亲的老战友老田出身地主家庭，他自己是个学生，抗战时参加了**的抗日队伍。
我父亲在一次到敌后执行任务时，被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认了出来，二流子跟我父亲要五块大洋，否则，就威胁说要向日本人告发。
父亲回到队伍，汇报了这个情况。组织上为除隐患，决定派老田去锄掉那个要向日本人告密的二流子。
文革一开始，二流子的家属就张贴大字报，揭发老田家是地主，搞阶级报复，杀了贫下中农。
结果，当地司法部门批捕老田，将他判了七年徒刑。
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老田的妻子此时竟然宣布与他离婚。
听父亲说，老田的妻子当年也是部队的，长得五大三粗，行军时经常帮老田背行李，两人非常恩爱。
可怜老田，被关了三年多，老婆从来不去探监，真的是一刀两断了。只有最大的女儿，已经成年还比较懂事，去监狱看过老田几次。
老田平反出狱后，一些老战友想撮合两人和好，劝老田说：也许她离婚是不得已，是怕影响孩子政治前途呢。老田态度十分坚决：“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丈夫落难时就背叛的女人。”
那个年代，谁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你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吗？你能保证自己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不被犯错误的人处理吗？更何况我们是在边境线上，对岸陈兵百万，谁又能保证这里不发生战争，谁又能保证一旦发生战争自己的生命还会存在？
父亲老战友一家的妻离子散就是明证。
我希望在这些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下，还能有属于俩人的忠诚爱情，无论有什么不测，只要还有爱情就还有幸福。如果连爱情这个人类最基本的依赖都不存在了，那不仅是个人，而且是家庭，是社会的最大悲哀。
那晚，我没有向王晓晗讲这个妻离子散的故事，但我认为王晓晗听懂了我的问题，她回答我的只有轻轻两个字：“会的。”
我点点头，我相信这个单纯、直爽、来自上海棚户区的贫家长女。
那个年代，爱情是被严格压抑的，有些话是羞于启齿的，我对她说：“那好，早点休息吧。”然后各自散去。
真是个怪怪的开头，我们的话题都同爱情无关，但却同动荡的生活有关，彼此有点“丑话说在前头，不要将来后悔”的意思。
没有传说中的男女青年约会时两情相悦的美妙浪漫，也没有当下男女青年约会时互赠“红宝书”的革命激|情。两个年轻人，还不知道爱情是怎么回事，却已经十分清楚将来生存的艰难，彼此小心翼翼地把纯真的爱情和未知的命运放在一起，带着点灰色的冷峻，掺着点低调的悲壮。
东北的夏夜，江边的风凉嗖嗖的，最初的约会，冷冷的问答，俩人就这么托付了终生。
第二天，7月1日，是建党55周年的纪念日。我从不担心自己的生日会被朋友忘记，因为这天也恰好是我23周岁的生日。
东北，进入了盛夏，延长的白昼，强烈的阳光，竞相开放的野花，整夜不息的虫鸣，大自然激|情四射，将生命的活力张扬到了四季的顶峰。
159、择偶观点 [本章字数：1518 最新更新时间：2o13-1o-o1 1o:24:29o]
“队长谈恋爱了。”
生产队这点大小的地方，谁家有点事，消息都会不胫而走。
晚上，生产队开一个庆祝建党55周年的晚会，会上有人起哄让王晓晗唱一首歌。
这是她的弱项，僵持了一会儿，她当着大家的面到我面前来问我怎么办？
我说：“既然大家让你唱，随便唱个什么吧？”
她唱得有点走调，不过还是赢得了一片掌声和笑声。
那掌声和笑声中有着一份对我们俩的亲昵、对我们俩恋爱的欣喜。
第二天在地里干活休息时，当地青年李小梅跟我开玩笑：“我看挺好的，郎才女貌。”
我说：“这话太俗了，千百年来，人们都用这四个字，也不管男的是不是有才，女的是不是有貌。”
李小梅嗔道：“俗什么俗呀？千百年能说到今天总有道理的，你们男的第一不就是看人家长得好看不好看吗？”
旁边一帮老乡大笑。
老乡都说好，但知青对我们的恋爱却有各种不同的见解。这并不奇怪，因为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是个人的私事，你选择谁与自己终生相伴，也会影响到你与其他终生朋友的交往。平时谈得来的知青并不忌讳和我直接交流自己的看法。
晚上回到宿舍，刘金鹏对我说：“现在你幸福了，王晓晗刚刚来把你一麻袋衣服拿去洗。嘿嘿，我的脏衣服没人管，光棍好苦呀！”
见我笑而不言，刘金鹏说：“王晓晗人不错，为人单纯，干活吃苦，不过在事业和性格上你们俩还是有不小差异的。”
我知道，这并不是刘金鹏一个人的看法，张春芳也向我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完全赞同的知青实际上并不多，蔡景行算是一个，他说：“赞同的理由不多，只有一条，因为你太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了，而王晓晗恰恰是一个很能操持家务的女人。”
说实在的，知青说的都有些道理。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择偶观，我不能说自己的择偶观就很正确，只是在那个年代里，我真不愿意找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性为伴侣，开口政治学习，闭口思想交锋，实在太累人了。我喜欢的是对外能与普普通通人沟通的伴侣，对内是善良和会生活的女人，而不一定要在学业、事业上有多么突出。
远离政治，有一个温馨的港湾，我想的就这么简单。
一眨眼，又到了小麦收获的季节。
那晚，大队党支部支委值班轮到我，王晓晗要我趁值班无聊的时间，给仲志红回一封信。
仲志红两年前转点去浙江老家插队，她一直与王晓晗保持着通讯联系。王晓晗前不久写信告诉她我俩谈恋爱了。仲志红就给我们回了一封信，表示高兴和支持。
这是知青中为数不多的表示赞成的人之一。王晓晗看后高兴了好几天，一直催我给仲志红回信。
我同仲志红毕竟已经两年不联系了，这两年，无论是我个人的变化还是知青点的变化，都很难在信上能写得清楚。我在大队部的桌子上熬了半宿，不知道写什么好，干脆还是略写吧，简单写了一页，就结束了。
结尾我把自己的择偶观点写了进去：“关于我与晓晗的事，她已经给你去信，这样我就可以少啰嗦几句了。对这件事，我可能与一般人想的不同，有人喜欢伴侣是与自己门当户对、有政治文化水平的，而我则希望她是一个善良和会生活的伴侣。”
早晨，我醒来，发觉放在枕边的信不见了，肯定是心急的王晓晗拿去邮走了。
也就是说，王晓晗看了我写的回信，不知她对我结尾的几句话有什么想法？
一个多月来，我们平时谈的都是工作，很少交流这种对彼此要求的想法，似乎好像俩人心中都很清楚，不好意思谈，但实际上是俩人都有些担心：我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否会引起对方的不适？
就在昨天夜里，她还给我看了其妹的一封来信，她妹妹在信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特别注明“不要让别人看”：“只要人老实，只要他真正的爱你，就是你心中最大的幸福。”
这是她们姐妹间私下里的密语，其中的“爱你”触发了情感的甜味。这么多人和我探讨择偶的观点，都很冷静理智地在分析什么性格、事业、生活……但就是回避了“爱”，而可怜的我们，确认恋爱关系一个多月来，彼此之间也竟然都没有一次使用过“爱”这个字眼。
16o、国家调查 [本章字数：19o9 最新更新时间：2o13-1o-o2 o9:13:37o]
蔡景行说我谈恋爱后人变了，变得平静和实在了。
我笑笑：“也许吧，两个脑袋考虑问题，会比较平衡一点。”
王晓晗的人生经历和环境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交流。在与她的接触中，我发觉了另一种观察事物的角度和方法，促使我对自己有了更全面清醒的认识：
我尽管工作热情、学习刻苦、不惧压力、充满自信，但也存在待人清高、僵化原则、过分自尊、容易骄傲的缺点。
平时在与王晓晗谈论生产队发生的一些事情时，她会让我更深地体会到，自己的百折不回，是从群众身上获得了力量；自己的成绩，是靠群众浑汗洒血完成；自己的一切，说穿了不过是群众这个大海中的一滴。
我确实变了，不再啰嗦，不再喧哗，开始多谈问题多干实事，喜欢通情达理和注重数据。
我开始认准一个理儿：这世界上要做好任何事情，都必须是集体的配合，而不是靠一个人的天才。喜欢把别人都说成一无是处的人，接着而来的一定是他自己的不得人心。
我开始摒弃精英感觉，倾向平民意识，关注身边那些平时容易被疏忽的老实人，也要求自己做一个平实的人，做一棵普通的野草，一个深深扎在泥土之中的野草。
恋爱，对我来说就像狭窄的河道被拓宽，原本那股跳跃的激流变成了宽阔的水面，流淌得平静而缓和了。
一个潮湿的夏晨，顶着浓雾，我们一个个头发上都沾满了细水珠。
我跟着收小麦的康拜因来到地头，在给拖拉机与车厢之间的牵引架拔销子时，牵引架滑落，砸在我的左脚脚趾上，大脚趾的指甲根翻露了出来。
我什么都也没说，挺着干了一天。
晚上收工回到宿舍，王晓晗来收拾我的脏衣服，见我脱下的袜子上有一滩血，便来看我的脚：破了的地方已经结痂，可大脚趾的指甲活动。
她倒吸了一口气说：“就这么撑了一天，不疼呀？”她让我坐着别动，到大队卫生站拿来药品，帮我在脚趾上涂红药水，再用胶布把活动的指甲固定好。
住在隔壁的云龙路过，从窗口往里张望了一下，迅速地闪了。
我大叫：“云龙！有事么！”可那小子一去不复返。
妈的，我想云龙误会了，以为我俩在亲密呢。其实，自谈恋爱这么长时间来，今天包扎脚趾头，算是我们第一次的肢体接触。
包扎完后，我穿着拖鞋跑到隔壁，见云龙正端着大水勺站在水缸边喝水。我说：“我叫你，你跑什么？”
云龙呵呵地笑着，不说话。
我说：“你小子想什么呢，我脚压坏了……”
云龙打断我的话：“别解释，理解，理解。”
我上去给了他一个后脑勺：“理解你个头呀，快说，什么事？”
云龙说：“刚才路过大队部，听说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的杨富珍明天要来知青点。”
杨富珍，上海无人不晓的五十年代全国劳模。
由于一些地方发生了迫害知青的事件，再加上“走后门”之风和扎根口号在知青中引起了反感和分歧，1976年5月，国务院成立知青领导小组。任全国妇联筹备小组副组长的杨富珍成为知青领导小组成员。
知青领导小组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抽调75人组成15个调查组，分赴全国12个省区调查。杨富珍要来我们知青点，就是这次调查中当地领导安排的一个行程。
第二天将近中午，杨富珍带领6名调查小组成员，在省知青办主任、地区知青办主任、县知青办主任共2o来人的陪同下，来到我们知青点。
杨富珍看到我们的宿舍沿着江边一字儿排开，十分感慨，她望着黑龙江说：“你们的知青点就像矗立在边境线上的岗哨，一推开窗，就能听见滔滔黑龙江的奔腾声，就能看见对岸苏联矗立的岗楼。”
知青围着她，听到她的感慨，都笑了。
她回过头来接着问：“你们谈朋友了吗？”
对这个话题，大家推来推去的不答，笑得却更起劲了。
当她了解到我们知青点从原先的53人，到现在还剩下8名女青年26名男青年时，说：“女青年太少了，将来婚姻问题有点困难。”
接着，她到我们新盖的两幢新房里转了一圈，对我说：“现在住单人，将来能成为一个家，这个房子设计得好，比那种大通铺房子好多了，你们看得远呀。”
可能是“大通铺”这几个字眼让她想到了什么，沉默了一会儿，她对大家说：“我已经在黑龙江走了一大圈，看到好多知青生活得比你们艰苦多了，许多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看到你们这样的知青点，我很高兴，但我主要是来调查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地方要去，今天就不能同你们多聊了。”
临走，她和知青一一握手，并对陪同的公社干部说：“你们要把这些知青带好，让**放心，让知青的家长放心！”
从杨富珍的言语中，透露出她没有把当地领导安排的我们这个知青点作为考察对象，反而对知青现状有一种深深的焦虑。
有些事情是后来才知道的。这些分赴各地的国务院知青调查组回京后，梳理出招工、知青培养教育、纠正不正之风、知青生活、保护知青等五个专题，各组先分别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再集中进行汇报。但在集中汇报会上，与会人员的认识和观点存在严重分歧，一时难以统一，直到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会址受到损坏，会议不得不临时中止。
161、瓜田罢园 [本章字数：1739 最新更新时间：2o13-1o-o3 o8:5o:o9o]
雨水刚洗过玻璃，透过水灵灵的玻璃，能看到一片晚霞。
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收工后在宿舍准备行装。王晓晗去食堂打了饭来，俩人坐在窗前吃。窗外，金黄的太阳落在远处的山背上，万道金光映红了半边天，一朵朵云儿烧红了，像火苗一样，迎着太阳飞去。
这幅画那么清晰，那么宽阔，竟使我俩如同身处其境，尽管放在我们桌前的只是几只馒头、一碗清汤和豆角炒土豆，却有点像坐在天宫里品尝美味佳肴。
这两天心情特别好。小麦终于全部打完，实际总产量要大大超过我的估产。
我最初估24万斤，后来又改估28万斤，而打场全部结束后，实际上是3o万斤还出头。
这是生产队有史以来第一次的高产量，每垧单产达到35oo多斤。
到今天收工为止，我们已经交了14万3千斤公粮，比去年多交了3万3千斤公粮。
除了留下的储备粮、种子和口粮9万多斤外，队部的场院里还有5万斤小麦和1万斤小麦头子，到底是全部上交还是给社员多分一点？
我心里没想好，就关照老吴副队长，等我回来再决定。
果然，县里开会就是落实粮食政策，要求各生产队在丰收之年要多交公粮，强调不得违反国家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我从县里回来立即召开队委会，传达了会议精神，然后说：“小麦丰收，社员很高兴，多分一些也应该。但是国家对农民的口粮是有严格政策的，这政策我不敢破。不过，今年生产队考虑到粮食价格的因素，多种了些小麦水稻大豆，苞米谷子等粗粮种的少，社员的粗粮份额拿什么来分呢？那2万斤小麦头子去掉渣滓，算是16ooo斤吧，上报公社，就用它来顶社员的粗粮口粮，大家看行不行？”
所谓小麦头子，就是颗粒不饱满的小麦，扬场时里面掺杂了些许草籽。
老吴副队长纠正我：“小麦头子是1万斤。”
老吴与我平时搭配得还不错，开会时如果涉及到知青点的口粮分配、用工计算等问题，怕我是知青不好开口，他都会主动提出一个既照顾了知青点又能让老乡感到过得去的方案。
今天他却僵在了那里，一下子脑筋转不过弯来。
我反问他：“才1万斤？我估摸要2万斤才能顶得上社员粗粮口粮的份额呢。”
老吴懂了，笑了一笑，大家也都面露喜色。
公社对此并没有异议，认为只要总数不超过分配口粮标准就行。
晚上，县里拉粮的车接连来了好几辆，拉走了堆在场院里的4万斤小麦，将交公粮的总数达到了18万3千斤，比上一年增长6o以上。
第二天，堆在场院里的“2万斤”小麦头子也分到了社员家。
场院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天气转凉了，刮起大风。
风先在田野上转起一个个小旋风，把久不下雨，足有二寸厚的干土层卷得铺天盖地，打着一个个旋涡由西向东而去。
风又把农家的草垛吹起了一层又一层，把农户的红瓦掀起了一块又一块。电线杆倒了，小院栅栏斜了，连鸡鸭鹅都害怕得蹲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风停之后，瓜田罢园。
今年生产队一共种了将近2o亩西瓜，从西瓜上市到罢园，这2o亩地收益达二千多元，比种粮食要多二三倍。
罢园，是霜降前很重要的农事。此时瓜田里的瓜秧即将枯萎，如果不把西瓜全部采摘下来，霜降后，就会腐烂不能吃了。所以，这也是对瓜田的最后一轮收获，之后这地里的东西可以任人捡拾。
罢园时，只要看到西瓜，不论大小生熟，全部摘下，然后连藤带根一起割净。
罢园，也是队里一件很热闹的事，因为那些罢园之瓜，能吃的就分给社员；不能吃的全部拉到猪圈喂猪。大家在瓜园里寻觅、挑拣，就像找地雷一样，发现了遗漏的好瓜，会响起一片惊呼声。
不过，每到罢园，我总有一种正式向夏天告别的伤感，这是东北最美好的季节，真有点让人恋恋不舍。
我独自离开罢园的热闹，去察看那些即将收割的秋菜。
秋菜离瓜地不远，都集中在北面沿江一些零星的小块地里。生产队今年一共种了3o亩窝瓜、3o亩甜菜、2o亩土豆、1o亩卜留克、1o亩萝卜、1o亩白菜，还有1o亩农用麻、1oo段木耳、5亩党参、15亩葵花籽等经济作物。
不像大田生产，小麦、水稻、大豆、苞米的收割比较简单，只要集中劳力，一个一个打歼灭战就是了。秋菜和经济作物的收割在劳力安排上比较复杂：由于地块零碎、品种繁多，派多少劳力，进度如何，不同品种收割时的衔接……相当麻烦。而且，这些东西收割回来要进行后期处理和分派，跟家家户户都有利害关系。
这种活儿的安排，甚至细到每天早晨在队部分工时，都要向社员讲清楚当天收割几种东西，因为收割不同作物时使用的工具是不一样的。
我对此必须事先作好方案。
162、铁船驰骋 [本章字数：194o 最新更新时间：2o13-1o-o4 o9:35:44o]
黑龙江是一条边境河流，沿江生产队要想去江里打渔，必须要申请下江作业证。
下江作业证的申请很难，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能申请到的。
比如，我们这个生产队就没有下江作业证，但我们知青点却有。当然，这是沿江所有知青点中唯一的下江作业证。
这是在1971年夏，为了盖房，我和几个知青下江游泳捞漂流木，闹了一场“边境风波”，引起地区和县里的关注。后来在插队干部的担保下，上级特批给我们一张下江作业证，使我队知青点打捞漂流木合法了。
知青当队长后，我们不仅把这张下江作业证用于生产队渔业，在北面搞了一个打渔点，还把打捞漂流木的事情做得更大了。
作为北面江边提水站配套工程，生产队买了一个6o马力的泵机。水渠第一期工程在县直干部的帮助下，已经筑成。蔡景行也盖好了泵站小房，拉好了电杆接通了电源。万事俱备，只待明年开春在北面沙土地上放水种稻了。
蔡景行觉得从县里买来的6o马力泵机今年用不上很浪费，就建议用泵机的引擎做发动机，打造一条带螺旋桨的铁皮船。他说：“这样，以后每年春天和初夏用泵机种水稻，盛夏和初秋就可以用泵机的引擎开铁船打捞漂流木，让机械动力发挥出更大的功力。”
队委会研究后，同意了他的建议。
只用了一个夏天，蔡景行就在公社机管站把铁船造好了。那天，他告诉我，可以派马车把铁船运到江滩上去试航。
古城的大街上好多人看到马车拉着这个怪东西不知是啥，好奇地一起跟到江边。
我们把铁船小心翼翼地从马车上抬到江滩，蔡景行安装好螺旋桨和引擎，和大家一起轻轻地把它推入江中，然后坐在上面启动。只见一股黑烟冒起，铁船“突突突”地在江面上飞驶起来。
岸上一边惊叹声。老乡说：“这帮知青，真能整。”
一会儿，边防站的巡逻艇从江面上开来了，边防站的连长带着兵也从岸上跑来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非常紧张，直到看见是我们在试航自造的铁船，才放下心来。
边防站与我们知青点靠得近，平时为了换换口胃，经常互换些不同品种的蔬菜、粮食，大家彼此相当熟悉，他们也知道我们有下江作业证。
连长看到我们的铁船在江里跑得欢，也来了劲，他打着手势，让巡逻艇与铁船比一比。于是两条船开足马力，在黑龙江上前后追逐。岸上的人只见两条飞起的白色浪花，在江面上铺开雪一般的轨迹。
我们的铁船到底是6o马力，开得比边防巡逻艇还快，真是威风凛凛，好痛快！
边防连长嘿嘿地朝我笑笑，不好意思地领着当兵的走了。
鸟枪换炮，我们的铁船从此成为爱辉十里长江上一霸。有一次在江心碰到十几根木头连在一起的散木排，用斧子将连着缆绳的“巴锯”（一种弓形的铁刺）钉上，竟然一下子全部拖了回来。
看着院子里越堆越高的木头，加上县知青办给我们知青点拨了7ooo多元建房款，连同以前剩下的3ooo多元，我们有1o8oo元可以用来建房。知青点决定，在知青宿舍连接边防站岗楼的最后一块空地上，建一幢18o平方米全部水泥砖瓦结构的新房，这幢新房能容纳上百人，既是知青食堂也是生产队的会议室。新房要求设计成拱顶，临江一面的窗为一块大玻璃，能将十里长江一揽无余。
这个工程指定由云龙负责。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电台传来了**主席于当天凌晨o时1o分在北京逝世的噩耗。无论是老乡还是知青，都沉浸在极大的悲痛之中。
县里召开了连续四天的“继承**遗志誓师大会”。
大会结束后的当晚，我乘公社的卡车回到生产队，心中有一种巨人倒下后的压力，想得很多，但又什么也说不上来。
当晚，知青学习小组例会，有人问：“**逝世后，中国会不会变色？”
问题问得太大。水在零下的温度中结成冰，在零上1oo度后变成汽，这是用手能摸，用眼能看出来的；而政治上的冰和汽，并不是用手能摸、用眼能看出来的。
再说，什么是变色？恐怕分辨也很难，我们这些在偏居中国一隅干农活的知青谁又能说得清呢？
“洗洗睡了。”大家对这么大的问题显然无能为力回答，学习小组散了。
夜深人静，我躺在炕上，脑子里在想知青的命运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在县里开会时，一位来自北京的记者告诉我：唐山大地震后，国务院知青调查组的汇报会，迁到临时搭设的地震棚内继续开。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写出了汇报材料，据说在今年11月要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材料已经在8月底报送给**、党中央了。
怎么偏偏就这么不巧呢，十几天后，**逝世。
全中国一千多万十多岁的中学生，一挥手变成了红卫兵，又一挥手变成了知青，如今他们已经二十多岁，到了谈婚论嫁成家立业的人生关键时刻，面临的却是理论上未能自圆、操作上矛盾重重的局面。这条路到底如何走下去？已经不是知青的问题，而是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然而这时候，巨人倒下了，留下的是千千万万在期望回答的知青。
全国知青工作会议还能召开吗？谁能拿出更好的招数？谁来对一千多万知青作出交待？
在远离都市的边境线上，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有更多的资讯传来。
163、浓烟滚滚 [本章字数：2o26 最新更新时间：2o13-1o-o5 1o:11:38o]
1976年，白露刚过，初霜就来了。
最怕初霜的就是水稻，还在灌浆结实期的水稻被霜打之后会停止生长，轻者减产3－5成，重者甚至绝产。
瑷珲县是中国最北部的高寒稻作区，无霜期只有8o—12o天，而水稻的安全生育期是1oo-12o天，平均每二三年当地就会出现一次因早霜而造成的低温灾害。
这天下午，气象播报说夜里气温会降到oc以下，提醒各生产队注意防霜。
俗话说：“阴雨南风不用防，晴天北风必有霜”；“晚看晴，夜看风，透骨凉，就行动。”这是个低温晴天，吹着习习北风，看来后半夜必会降霜。
晚饭后，队里动员所有劳力，套上马车，拉上干草，去西面的水稻地熏烟防霜。
到了水稻地头，我们测准风向，在上风头的稻埂旁，每隔1o米挖一个小圆坑，先把带来的干草铺上，然后就地割草作好放烟的准备。
凌晨1点过后，一声令下，所有烟熏点一燃干草，盖上刚割下还沾着露水的秋草。霎时间，月光下浓烟滚滚，顺着微风，弥漫田野，覆盖了全部的4o垧水稻，十分壮观。
在确保所有烟薰点都点燃后，大队人马撤回，只留下水稻技术员彻夜守候，让烟幕持续到太阳升起为止。
一般来说，东北的初霜降温过后，还会有一个转暖的时期，只要水稻躲过这第一次初霜，就会在转暖期内成熟，等待收割了。
防霜那夜我着了凉，高烧连续不退。王晓晗坚持不让我带病出工，强迫我在家休息了十天，直到我完全痊愈。
我突然觉得体力反而比生病前更好了：饭量大增，一天要两斤半左右；干活时浑身有劲，刨田菜比别人多刨了两个来回，一点累的感觉都没有；每天晚上开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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