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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安媳妇一连多日寝食不安。冬天来了，到了这个寒假，长子昌喜就将中学毕业。依照最高指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已成无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只是看见昌喜身材单薄的样儿，母亲心里不免有些担心，这样的体格，哪里能干农村重体力活儿？

　　“能不能想想办法，”夜里躺在炕上，妻子和丈夫商量，“哪怕再等一年也行。你看看他那腿，麻杆似的。”

　　“别惯着他，”恒安说，“他又不是读书的料，学习不好，又不能干活，将来岂不成了秧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妻子说，“我只是想让他呆在家里，再长一年身子，等壮实一些，到了农村，我才放心。像他这么单薄，到了农村，我怕给累出了毛病。”

　　“等我想想办法吧。”恒安说，“其实学校的学生，差不多都这样。”说完，翻身睡下了。

　　早晨起来，昌喜吃过饭，背向起书包要上学去。恒安坐在桌边，及时拦住了他，“等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做个体检。”

　　“体检？”昌喜眼珠了翻动几下，傻愣愣地问，“我身体好好的，做什么体检？”

　　“你爸让你怎么，你就怎么着，”母亲在一边帮腔道，“你是家里的老大，要给弟弟妹妹做个表率。有些事，一时半会儿弄不懂，就别问，听话就行了。”

　　母亲没头没脑的一席话，说得昌喜越发糊涂。放下书包，等着父亲领他去医院。

　　“你先过来一下。”恒安放下饭碗，漱了漱口，走进里屋。昌喜稀里糊涂跟了进去。父亲指着椅子说，“你坐下。”昌喜听了，懵懂地坐到椅子上，听父亲教他，“待会儿，到了医院，上楼时，你快走几步，要让自己觉得累。大夫要给你测血压时，你要脚尖着地，脚跟抬起，小腿发力，上翘，做出将要起身的姿势，就这样……”父亲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先给他演示一遍，而后让儿子学着演示了几遍，觉着差不多了，才领着昌喜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昌喜照父亲说的去做，一测血压，大夫吓了一跳，“天啊，这孩子怎么啦？小小的年纪，血压这么异常，高压都二百一啦。”

　　昌喜听了，心里紧张起来，刚要说出实情，见一边的父亲给他使了眼色，才闭上嘴巴，咬着嘴唇不说话。

　　“大概是遗传吧。”父亲赶紧解释说，“孩子他妈就有这毛病。给开张诊断书吧，大夫，我想让他在家休息一段时间。”

　　开诊断书，又不需要大夫掏钱，患者又确实有病，大夫乐得送个顺水人情，提笔开了病休三个月的证明。

　　出了医院，恒安让昌喜一个人回家，自己带着诊断书去了学校。都是一个学校的同事，恒安人缘又好，又有医院出具的诊断书，昌喜的休学手续办得挺顺，中午父亲回来，就正式告诉他，可以在家里呆到下一个寒假结束，等到明年春季开学，再回学校，在毕业班再呆一年。这时，昌喜才明白，一早父亲带他去干的这些事，只是为了让他留级一年，推迟一年下乡的时间。意识到这一点，昌喜心里有些不快。留级生，多暂都会让人小看的，尽管自己学业不佳，学校也不正经授课，昌喜却对自己留级的事，一直耿耿于怀。

　　担心昌喜呆在家里，会和街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走近，母亲给他分派了任务，母亲说，爷爷老了，行动不便，得要人照料，叮嘱他每天一刻不离地守着爷爷，照料好爷爷的起居。

　　在家里，恒安夫妇称世德二大爷，却让孩子们直接喊爷爷。世德并没到随时都要人守在身边照料的年龄，身体还挺结实，只是心里清楚孩子母亲的真实用意，也就不好回绝。世德很快就发现，其实恒安媳妇的这种担心，实在是多余的。因为昌喜性格木纳，寡言少语，成天眨巴着一双死鱼眼，呆坐在一个地方，一坐就是小半天，常常是你不指使他做什么，他自己是不会主动去做的，从来不愿意和外边的人交结，这一点，倒是和他父亲的大伯世义有些像，只是世义小的时候，聪明好学，父亲教他背书，只消一会儿，就烂熟于心；昌喜却不然，成天背着书包到学校，坐在教室里也很像样儿，神情专注地听老师讲课，可听过之后，像没听一样，你问他听懂了什么，他就所答非所问。好在他上学没几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里也不正经上课，也没什么考试，他平日在教室里能坐得住，从不惹事生非，更不敢去造老师的反，甚是受老师的喜欢，居然让他当了班长。世德觉得，较比而言，老二昌乐，倒是和自己有几分像，这孩子性格开朗，行事豪爽，爱结交朋友，有时也爱耍点小聪明，在学校里人缘极好；和自己不同的是，昌乐刚入学时，爱学习，学业极好，若不是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将来考上大学，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一点，连孩子的父母都不怀疑。运动一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昌乐在学校里就呆不住了，成天到街上野跑，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一次组织同学打群架，还被子弄到派出所去，气得恒安领回家里，忘记了早年对孩子们的承诺，也忘记了自己一小时挨母亲拿鸡毛掸子狠抽的伤心事，抓起鸡毛掸子，狠抽昌乐的，痛得他满地乱蹦，直到哭叫着发誓，再也不和街上混混们来往了，恒安才停止抽打。幸亏母亲看得紧，昌乐才勉强没有变坏。可是第二年冬天，当父亲在母亲的怂恿下，要带着他到医院看病时，昌乐警觉地问父亲，“你想让我留级？”

　　“这是为你好，”母亲在旁边劝导他，“你看昌喜，这一年在家里休养，身体都长壮了，这样到农村，才不至于累坏。”

　　“强壮的身体，不是休养出来的。”昌乐说，“是在聪明头脑的安排下，通过适当的锻炼获得的。”昌乐像一个辩士，和母亲争论道，“我上同学李直道家玩，李直道他爹给我讲，从前日本人在时，在西海的龙王庙修军事要塞，抓了大批中国劳工。劳工中有中国把头，提着镐把看着你干活，干不好就打；还有日本宪兵端着刺刀逼着你干，干不好就戳死你。一些身强力壮，头脑简单的劳工，怕打、怕死，就听话拼命地干。日本让他们一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便是铁打的汉子，不停地干，最终也得累死，日本人看哪个劳工累倒下了，快要断气了，就命人抬到龙王庙山前的大坑里扔掉，就是现在的万人坑。那万人坑里死掉的，大多是身体强壮的劳工。相反，一些聪明的劳工，就存活下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人家知道，听话、拼命地干活，迟早会累死，人家就出工不出力，别人撮一锨土，人家就撮半锨，或是只撮锨尖那么一点点；别人撮完两锨，人家慢慢腾腾地只撮一锨。日本人看管劳工干活，你只要不是停下来歇息，日本宪兵和中国把头就不能把你怎么样；相反，一些人拼命地干，干累了，停下来歇息一会儿，就要遭到毒打。这样一来，你算一算，日本人虽说逼着劳工们每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儿，可聪明的劳工，实际上只干了八小时的工作量，甚至还不足八小时的工作量，当然累不垮的。为什么？就因为人家知道磨蹭呀，要不咱们这里现在怎么还会有‘磨洋工’这个词儿呢？就是在日本人刺刀下总结出来的保全性命的法宝。现在上山下乡，也是这样，我听说，现在农村的社员，大都很精通这一套，一些蠢人，队长分派了活儿，就拼命地干，干累了，歇一会儿，队长看见了，就会说你，说你偷懒，不给你高工分，而一些聪明人，磨磨蹭蹭不停地干，一天只干一点儿活儿，却能拿高工分。各人精神和人使，反正我不想在学校留级，多丢人哪。”

　　昌乐的一番表白，正合恒安的心思，觉得这孩子讲得有道理，望了妻子一眼，说，“他不愿意，就算了吧，正好他们哥俩一块下去，彼此也好有个照应。”

　　既然丈夫和儿子都这么想，妻子也不再坚持。过了元旦，母亲就开始给孩子们准备下乡的被褥。担心农村太冷，特意给两个孩子缝了两床厚被。

　　一月中旬，学校开过毕业典礼，紧接着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在一阵热闹的锣鼓声中，几辆卡车，载着一些年龄十六七岁的青年人，驶出了城区，在送行母亲的泪水中，消失在通往乡下的公路上。昌喜兄弟到三十堡公社插队去了。

　　春节到了，知青们放假回家。一进家门，母亲吃了一惊。只几天的功夫，老大昌喜人就瘦了一圈，昌乐稍好一些，除了面色变黑了，人倒没怎么变样儿。

　　“我哥要入党呢，”看见母亲一脸的惊愕，昌乐幸灾乐祸地笑嘻嘻说，“贫下中农都夸我哥会干活儿，是个好苗子；我却不行，偷懒耍滑，长了一身蠢肉。”

　　的确，一到青年点，昌乐就发挥了好交结的天性，很快和一些无良之徒搅到了一块儿，经常夜里外出，偷袭村民的鸡窝，有时连村民家的狗也不放过，勒死后，带回青年点烀狗肉吃。白天干活儿，便使出磨“洋工”的本事，见有老乡掏出烟荷包，就厚着脸皮凑过去，要上一张烟纸和一小撮烟末，放到纸上卷半天，点燃后装模作样，手撑着锨把，站着小口吸半天。一上午吸两三次烟，再装模作样慢腾腾撮几锨土，时间差不多就打发掉了；哥哥昌喜却不行，干起活儿来实打实的，只几天功夫，手上就磨出几个泡。

　　春节假期只几天就过去了，该返回农村了，母亲怕他们吃苦，临行时做了些好吃的，让他们带上。昌喜说，“妈，别做了，我们在那边吃食堂，你做的东西，拿去了，就成了食堂里共有的，我们也吃不了几口，倒把家里弄得怪紧张的。”

　　老二昌乐听了，赶紧插话说，“别介，别人吃你的，你也吃别人的呀，要不，空口白牙的只吃人家的，多不地道呀。妈，你少做点儿，我带着。”

　　母亲不忍心让孩子们空手回去，听了昌乐的话，做了些好吃的，让昌乐带着。

　　时间过得挺快，转眼一年将过。孩子们又到了春节放假的时间，昌乐背了一麻袋花生回来，进屋就骂，“真不是东西，你别看农村人老实巴交的像似挺本分，心也毒着哪，一年出力种的庄稼，到了秋天，都给偷回自己家了，连累我们也跟着受穷，人家看得紧的生产队，一个工都七八毛钱；我们可倒好，一人工值，不但不赚钱，反倒欠生产队一毛七分钱。”

　　家里原本也不指望孩子们到乡下赚钱，大人听了也不在意。“这不挺好吗。”母亲笑着说，“还分给你一袋花生呢。”

　　“什么呀，”昌喜气不过，愤愤地说，“他们几个要好的，晚上到生产队仓库，偷了生产队的花生种。”

　　“什么？”母亲吓了一跳，斥责昌乐，“你怎么能干这种事？这可是犯法的事呀。”

　　“犯啥法呀，”昌乐不以为然地说着，“社员们都偷，又不光是我们几个。”

　　“把花生种偷光了，明年种什么？”父亲站在一边说。

　　“种什么？”昌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春天里到外地买呀。要不，怎么会欠下债来，干一天活儿，反倒欠他们一毛七分钱呢。”

　　“那像你哥这样，本本分分的人，岂不吃了大亏？”母亲替老大昌喜抱不平。

　　“那有什么办法？谁让他要入党呢，反正那里的人都这样儿，撑死胆大的，饿死脸小的。有的人家粮食偷得太多，吃不了，还可拿出去卖呢，细算一下，也不比别处的人家穷。”

　　母亲又替孩子们忧心起来，觉着昌乐这样下去，终究不是个长事；可要留他在家里，一来违反了政策，二来又怕他和街上恶少混到一块儿。想想到了乡下，充其量只做些偷鸡摸狗的恶行，往往罪不当罚，这也比留在城里捅出乱子要强得多，想来想去，一狠心，又将昌乐撵到乡下去。

　　上了秋，国家颁布了新的政策，各大学要招收工农学员了，说是要在工厂、农村、军队里，选拔一批根红苗正的青年，送他们到大学里学习。

　　十一放假，昌乐跑回家里。吃饭时，母亲试着把这事提了出来，想探听一下儿子有没有上大学的能可能。昌乐听了，停下筷子，望着母亲，断然答道，“一点门儿都没有。”

　　“为什么？”母亲不解地问，“不是说，要经过贫下中农推选吗？像你哥那样表现好的知青，贫下中农会不推荐？”

　　“妈是不了解农村的情况呢，”昌乐说，“像我哥那样，不惹事生非，天天只是闷头干活儿，勉强能入个党，已经是组织上抬举他了，要上大学？边儿都不沾。报纸上说的话，你也信？贫下中农推选？谁是贫下中农？大队干部就是贫下中农，他让谁去，谁就能去。我们知青点里，背地里给大队干部送礼的，哪是一两个？还有些长相好看的女知青，甘心青春奉献，你想，大学得招多少人，才能轮到我哥头上？”

　　“臭嘴！”母亲听昌乐说出难听的，脸上有些发热，呵斥昌乐，“你自己不上进，还说些下流的话。”

　　“妈还不信呢，”昌乐也觉得刚才的话，说得太唐突，脸上也有些不自在，见母亲不信，胀红着脸强辩道，“公社知青办的刘主任，差不多天天晚上到青年点找漂亮的女知青出去谈心，在知青中都传疯了，我们都背地里叫他夜谈主任。你想，他每天晚上找女知青出去谈话，能谈出个啥名堂？到了招工招生的时候，他还会想到像我哥这样本本分分的人？”

　　恒安在一边听着，并不作声，只在心里生闷气。知青在农村的恶劣环境，他也早有耳闻，不过自己只是两个儿子在乡下，也并不担心，刚才听昌乐和他妈争论，便有些动心，想帮儿子们一把。

　　过了十一假期，昌乐要回乡下，临走时，恒安在院子里拦住昌乐，嘱咐道，“回去后，告诉你哥，就说过些日子，如果有领导找他谈话，无论提到什么，都别感到惊慌，让他别主动说话，要是领导问得急，就说家长不让多说；要是有人求你们做什么事，只说回去跟家长说一声，其它的都不要讲，记住了吗？”

　　昌乐听父亲说这通怪话，一时摸不着头脑，眨巴一会儿眼睛，问父亲，“爸是什么意思？”

　　“别多问，你也一样，要是哪个领导找你谈话，也这样应付，懂吗？另外，这些事，千万不要对别人说出，最好的朋友也不行，记住了吗？”

　　昌乐一头雾水，点点头，好生纳罕地离家去了。

　　过了几天，恒安买回一本空白的绿皮工作证，又买回一点金粉和亮漆，回到家里，一个人躲进小屋，先拿小毛刷蘸着橡胶水，把工作证上平版印刷的几个烫金字用毛刷刷掉，找出一块梨木，刻出记者证的图章，用火烘烤后，在工作证的塑料皮上烫印出记者证字样，再用亮漆调和好金粉，用小号毛笔蘸着，将金粉涂到凹陷处，贴上自己的照片，又用硬木刻出公章，放在照片的右下角，拿小木棰轻敲几下，照片上就有了钢印轧过的痕迹，不到一天的功夫，一份精美逼真的记者证就造好了。

　　第二天一早，恒安到学校请了假，乘车到三十里堡公社去了。天将晌，来到知青办。那会儿，知青办的人正要下班，知青办刘主任见有人找他，放下手提包，问来人有什么事。来人把黑色手提包放到刘主任的桌上，从兜里掏出记者证，递给刘主任，自我介绍说，“我是新华社记者。”刘主任接过记者证，见照片上的人和面前站着的人一点儿不差，两腿有些发酥，到底是小地方上的人，头一次见到新华社记者，赶忙给新华社记者让座、倒水，笑着说了些废话，“吴记者同志，什么时候来的？”

　　“已两天了。”吴记者说，“这些天驻在你们县里，白天下来到各处转转。”

　　刘主任明显感到这吴记者有些来头。以往地方上的记者来了，都是先到公社来见过领导，说明来意，再由公社派人陪着，问几句官样的话，写几句官样的文章，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新华社记者却不这样，已经采访两天了，才来找地方上的人。这样一想，心里便有些发虚，忙问道，“呀，吴同志真是的，怎不早来吱一声，我们也好出人帮你。怎么样，采访完了吗？采访到有价值的东西啦？”

　　“我这次来，”吴记者说，“主要是配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要指示发表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另外，中央首长对知青工作也高度重视，最近全国各地知青工作中，出了不少问题，中央首长要求新华社记者分赴全国各地，直接深入一线去，了解掌握知青工作的第一手材料，向中央首长汇报。我这次来，只在你们市里呆一天，市革委会崔副主任接待了我；大部分时间都由我一个人安排。因为你们这里的知青工作，总理前几年曾亲自视察过，这次我就先到你们这里来了。”

　　这吴记者说话，口气极大，吓得刘主任手心里出了冷汗，咧着嘴不住地冲甄记者笑。等吴记者说完，停了一会，刘主任才嗫嚅着问，“不知吴记者同志发现了我们工作中还有哪些不足，请给我们指出来，将来我们也好改正。”

　　“总体看来，你们这里的知青工作，还是可以的，从领导，到群众，都能体现出对知识青年的关怀，我在采访中，有群众几次向我提到刘主任，说刘主任为了知青工作，真正是呕心沥血，经常在深夜找知识青年促膝谈心……”吴记者说这话时，拿眼观察刘主任，见刘主任脖子以上全红了，直摇手说，“这是我份内的事。”

　　吴记者又提到几件这里知青中发生的事，这些事刘主任都经手办过，便相信吴记者对这里的知青工作已相当了解，担心吴记者还掌握一些其它重要的信息，会对自己不利，二人谈了一会儿，刘主任便邀请吴记者一块吃饭。

　　“不成，我们这次来，是有严格纪律的。只是和你们市革委会的崔副主任是朋友，才在他那里吃了顿便饭。”

　　“那吴记者好歹也给我们提点建议呀，将来我们工作时也好改正。”

　　吴记者听了，也不客气，信口说了几点，都是社会上反响强烈，地方上又一时难以解决的，又谈了一会儿，吴记者便要告辞，临走时，冷丁想起一件小事，顺口说道，“前几天，你们市革委会崔主任请我吃饭时，跟我提到，说他有两个亲戚，姓甄，哥哥叫甄昌喜，弟弟叫甄昌乐，就在你们公社的青山大队插队，不知这次招生能否选上，当然了，你们市革委会崔副主任也只是跟我提了一下，能不能选上，一定要按党的政策办。”

　　“吴记者慢点说，我记下来，”刘主任边说，边掏出记事本，听甄记者又说了一遍，把二人的名字记好，点头说，“请吴记者转告崔副主任，我们一定会按政策办事的。”

　　看看事已办完，吴记者和刘主任告了辞，一人去火车站了。

　　十二月底，昌喜、昌乐兄弟肩扛行李回到家里。母亲大惑不解，抱怨说道，“咳，过一个元旦，就两天的假期，你们把被褥全都拿了回来，我长几双手，哪里拆洗得过来？”

　　“不着急，”昌乐喜滋滋说道，“这回有的是时间。”

　　昌喜也高兴，笑着说，“我们要上大学了，我要去北京，昌乐在大连，明年三月一号去报道。”

　　“什么？”母亲觉着像在做梦，直当看见两个儿子拿出入学通知书，才相信这都是真的，乐得像个孩子，拿过儿子们的入学通知书，看了又看，看完，冲屋里喊道，“他爸，孩子们要上大学了。”说着，眼角流出泪水。丈夫正躺在炕上看书，听妻子喊他，并不理会。妻子以为自己声音太小，丈夫并没听见，拿着录取通知书跑进里屋，“他爸，快看，孩子们要上大学啦。”

　　恒安挪开书，依在枕头上，冷眼看了妻子一眼，淡然说道，“没什么了不起的，又不是正式考上的。”

　　“你看你，家里有了这么大的喜事，你却说出这种泄气的话。”妻子数落着丈夫，“至少，孩子们可以离开农村了，咱也不用再担心了。”

　　妻子是个晓事的人，知道丈夫的家庭曾经风光过，也知道丈在大学里，曾和一个副市长的女儿好过，只是后来家遭变故，毁了前程，怀才不遇地回到了金宁城，落魄之际，经二大娘撮合，和自己成了亲，算是走完了人生必走的一步路。其实丈夫和自己，谈不上有什么感情，虽说也和自己生儿育女，只是丈夫心里，似乎这些也是人生必做的功课而已。丈夫在家，一般没有笑脸，又极少说话，往往在非说不可的时候，才勉强说一句。妻子有时觉得委屈，觉得凭自己的条件，完全可以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丈夫，只是一想到孩子们，便打消了这种念头，宁愿相信丈夫是爱自己的，只不过是他那死板的性格，把夫妻间的温情弄得僵冷了。

　　不待妻子多想，昌乐蹿进屋里，站在父亲身前，咋咋乎乎地说了起来，“爸，你简直神了，上次我从家里回去，没过几天，知青办刘主任就来找我和我哥了，还埋怨我俩，说来这里插队都几年了，也不把自己的家庭背景说出来。”

　　“你俩怎么说的？”恒安问。

　　“你不都教我们啦？”昌乐说，“就照你教的说，家里大人不让说。刘主任给我俩送来履历表，叫我们填写，后来又送给我们自愿表。我和哥哥填了。前天下午，刘主任就把入学通知书送来了。这回公社的王主任也来了，一边教我们怎么办理户口迁移手续，一边叮嘱我们，别忘了到市革委会崔副主任那里，替他们说些好话。”

　　“你们怎么说的？”恒安又问。

　　“还是照你教的说，等回去跟家里大人说一声。”昌乐说完，问道，“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我和哥哥当时都懵了，要不是你事先交待过，还真不知该怎么应付呢。青年点里的同伴都说，一准是咱家有靠山，真的吗？”

　　“什么靠山？”恒安听昌乐说完，看看没有什么破绽，心里踏实下来，冷着脸说，“这次推选工农兵学员，上级要求得相当严格，贫下中农推举你们兄弟，就说明你二人在农村表现还不错。”

　　“那刘主任求咱们在崔副主任那里说好话，是什么意思？”昌乐瞪着眼问。

　　“或许是他误听了别人的传言，以为咱们和崔副主任是亲戚呢。好了，这件事，到此为止吧，不要再提了，传了出去，怕影响不好，说不定还会给你们兄弟带来麻烦呢。这阵子，你俩在家里准备准备吧，不要上街招摇，实在闲着，我到学校借些书给你们看看，你们现在肚子里那点墨水，小学程度还不一定够呢，赶紧趁这段空闲补充补充，别瞎了头上顶着的大学生的名份。”

　　几句话扔进耳朵里，昌喜兄弟听得心底发冷，刚才还有些兴奋的眼睛，这会儿也变得冰凉。放下行李，去帮母亲烧火做功饭了。

　　“别理会你爸，”母亲替儿子们难过，开导儿子们，“我和你爸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过来年，别看他嘴冷，心里却是痛着你们呢。”

　　妻子虽嘴上替丈夫开脱，在孩子面前替丈夫说好话，可心里却并不相信自己的话。她相信，丈夫是一个人格扭曲的人，冷酷，僵硬，从来没爱过别人。连他说的话，也是云里雾里的，让人把握不住。刚才他和孩子们交谈，更像是巫师说的谶语，可是偏偏儿子们却佩服父亲，说他常常是料事如神。

　　其实，在这个家里，真正懂得恒安的，从前是二大娘，二大娘死后，现在懂他的，只乘下二大爷了。二大爷已到了耳背的年龄，常常和人乱打岔。奇怪的是，他越是耳背，想听清楚别人的交谈的渴望就越强烈。起初，他怕别人知道他已经耳背了，会瞧不上他，不再和他说话了，便尽量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别人交谈。交谈时，当别人听他说些驴唇不对马齿的话语，相信他已经耳背了，不时地讥笑他，他从别人不屑的表情上发现，因为生理方面的缺陷，自己已经不被别人尊重了，便不再轻易和人交谈了。可是当看到别人交谈时，他去急着想弄清别人在交谈什么，便及时地支起耳朵，仔细地听别人的交谈；有时也会跟据对方口形的变化，弄清他们在说些什么。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使他能准确地掌握了家中所有的大事小情，并能根据已掌握的情况，进行推理判断；甚至在吃过晚饭时，还能恰如其分地向恒安使了个眼色，转身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恒安放下碗筷，跟了过去，怕被别人听见，世德把里屋的门掩上，看着恒安说，“此事要适可而止，不可太贪，小心伤着孩子们。”

　　恒安先是一愣，随后马上明白了二大爷说的是什么，眼前和自己说话的，毕竟是个老江湖了，尽管他已经耳背了。怕和二大爷多说下去，会让妻子和孩子们听出破绽，恒安朝二大爷点了点头，转身出去了。

　　春节过了，昌喜兄弟离家上学去了。昌喜在北京，学的是哲学；昌乐在大连，读的是师范。昌乐离家近，每个周六都乘火车回家；昌喜只能每月写一封家信报平安。母亲甚感自豪，一家里出了两个大学生，虽不是公开考试录取的，终究也是个大学，人面上很是展样儿。每月收到昌喜的来信，每周张罗着给昌乐做顿好饭，是她最幸福的时光。连恒富两口子都羡慕。

　　“兄弟，你帮昌艳想想办法吧。”一天晚上，堂兄恒富来蹿门儿时，求恒安说，“昌艳下乡五年了，家里成份又不好，招工、上学全没她的份儿，老这么呆下去，也不是个事呀。”

　　昌艳是恒富的大女儿，比昌喜兄弟早两年下的乡，眼见昌喜兄弟上了大学，便也沉不住气了，来找恒安商量。恒安听过，淡然一笑，不置可否，只是问道，“昌艳今年多大了？”

　　“二十三啦。”恒富说，“你嫂子长年在家病休，只我一个人挣钱，养一大家子人，我寻思着，要是昌艳能招工回城，挣钱帮帮我，家里也好过些。”

　　二人说了会闲话，见恒安并没答应说要帮忙，恒富心里有些凉，起身要走。把恒富送到街上时，恒安突然对恒富说，“昌艳下次回来，你让她到我这儿来一趟。”

　　恒富不知就里，答应一声，转身离去了。

　　下个礼拜天，恒安往妻子要来五十块钱。平日两人的工资，都是由妻子掌管，恒安一般也不花钱，偶尔要一次钱，她又怕问了钱的用场，会惹丈夫不高兴，便从来不问丈夫要钱干什么。恒安拿着钱，到了百货商场，选了台时下最流行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紧接着，又把收音机搬到一家电器修理部。正巧修理部里的人不多，恒安把收音机放到柜台上，问店员说，“有没有办法，让这台收音机只用几个月，就能出毛病？”

　　店员听这话问得有些怪，拿眼盯着恒安，笑了笑问，“你这不是新买的吗？干嘛让他出毛病？”

　　“是这么回事，”恒安说，“我想做个试验，看看一个新收音机，能不能想办法在半年之内让它坏掉。”

　　“那还不简单，”店员说，“你只把二极管取下，再换上一个老旧的，过不了几天，这收音机保准出毛病。”

　　“那就麻烦师傅，给我换一个，我想搞个小试验，上课时用。”

　　店员见是买卖，也没多想，拆下收音机后盖，抓过电烙铁，三下五除二，一会功夫，就从收音机里取下新的二极管，换上一个废弃的老旧二极管，测试一下，收音机还好用，恒安付了钱，搬着收音机回家了。妻子见了，问道，“家里有收音机，你怎么又买了一台？”

　　“家里的快要坏了，再买一台在家放着，等那台坏了，就用这新的。”

　　丈夫常常会干出些匪夷所思的事，妻子听了这种解答，也就习以为常，笑了笑，不再理会他。

　　三月底，昌艳回家了。听父亲说，恒安大叔要找她，不待吃过饭，径直到了恒安家里。恒安见昌艳到了家里，并不显得怎么热情，只唠了些在农村的一些琐事，也不提找她来要干什么。看看天色已晚，昌艳要回去，恒安才说，“大叔给你买了台收音机，听说‘五一’前又要招工了，你把它带上，到了农村，给你们生产队长送去，不的，招工的名额总也轮不到咱头上。”

　　“大叔，这样可不行，我招工的事，怎么能让你买礼物送人。”昌艳推辞说。

　　“别说傻话，”恒安说，“大叔也不是给你的，只是借给你用一下罢了，到时候你再还给大叔，不就结了。”

　　“大叔你逗我呐，这东西送了人，我还怎么还你呀？”

　　“等你回了城，自然就有了。你家里现在也不宽裕，我估计也拿不出这钱，你先拿去用吧，招工的事要紧。”

　　“那也成，”昌艳说，“等我回了城，到工厂挣了钱，再买台新的给你。”

　　“成！成！”

　　昌艳也不再挣持，带上收音机去了。

　　回到乡下，昌艳经直到了队长家里，说明来意，吓了队长一跳。农村人，哪曾见过这等稀罕玩艺，昌艳帮着通上电，收音机里就播放出清纯悦耳的声音，乐得队长一家人围攻在收音机前，听个没完。

　　四月初，队长交给昌艳一份招工报表，办完了一应的手续，“五一”前，昌艳扛着行李，回城工作了。新单位是粮食局下属的粮站，平日只是卖些供应居民的粮油，工作也不累，心里自是高兴，头一个月开了工资，先去买了两瓶酒和两包点心，送来孝敬二爷和大叔。恒安看了，笑着说，“大叔家不少这些东西，依我看，你还是瞅空回趟乡下，把这些东西送给你们队长。”

　　“想得美！”昌艳说，“都给了他一台收音机了，现在已经回城了，凭什么还给他送东西？”

　　“你这丫头，这么淡情寡意的，听大叔的话，回，看看队长家的收音机坏了没有，要是坏了，你给带回来，大叔帮他修修。人家好歹帮你回了城，哪能这么忘恩负义？东西给人家了，人家也帮你了，本来有了交情，你要是心痛这两包点心，忘了交情，咱们的礼不是白送了吗？万一将来要是再求到人家时，怎么张得开口？”

　　昌艳原本不想去，经恒安一通开导，赶上一个周日休息，乘车回了农村。队长见昌艳又带着礼来了，觉得这孩子挺厚道，重交情，忙着喊来老伴，做饭招待昌艳。坐着说话时，昌艳问队长，“收音机怎么不听了？”

　　“咳，坏了。”队长心痛地说，“前些日子还好好的，这几天，冷丁不听使唤了，通了电，嗡嗡地响，听不清里面说话的声。”队长边说，边给收音机插上电源，果然全是刺耳的杂音。

　　“拿来去修修呀。”昌艳说。

　　“咳，你婶舍不得花钱，说这东西摆着看看，就挺好的，不用修了。”队长苦笑着说。

　　“这样吧，我带回去修修，我叔的一个朋友会修收音机，不用花钱，修好了，下次我给你送来。”

　　队长心里挺高兴，吃过饭，让老伴拣来一篮子鸡蛋，都是一家人平日省吃俭用攒下的，原本准备拿到镇上换零花钱的，非让昌艳带上不行，又让家里的孩子把昌艳送到车站。

　　昌艳回了城，经直到了大叔恒安家。恒安见她把收音机带了回来，心里高兴，又见昌艳带来一篮鸡蛋，也不客气，张口说道，“这鸡蛋不错，大叔收下了。”

　　昌艳原本想把鸡蛋带回家的，见大叔说了这话，昌艳临时改了主意，送了顺路人情，把鸡蛋留了下来，问恒安，“大叔，这收音机修好了，我什么时候来取？”

　　“来取？”恒安故作不解地问，“当初我不是说，借给你用的吗？”

　　昌艳愣了一会，这才明白过来，大叔原来是把收音机当成了道具，帮着把她弄回城来，心里觉着有些不安妥，迟疑地问，“这样，人家背地里会不会骂咱们呀？”

　　“骂咱？”恒安说，“我看不会，他们要是骂咱，那他心里就该合计合计，他们背地里收了人家的贿赂，循私枉法，走后门，拉关系，别人背地里也会骂他们的。何况，咱这收音机借他们用了那么长时间，和他们也算两不相欠了。”

　　昌艳见恒安说得也在理，心里也就不再愧疚，说了会儿闲话，回自己家了。

　　恒安把收音机带到电器维修部，把旧件取下，换上新件，试着一听，声音又像原先一样清纯悦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