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生意好做么？”
他说：“三天不开张，开张顶三天。最多的时候一天铲俩，还有的时候半个月也碰不上一个打架的。”
bsp;2琴声 （2）
“这次和上次隔了多久？”
“一个星期了，每天就吃两包方便面。烟也是从小卖部偷的。”
至于铲仇的手法，可谓令人击节叫好。武器通常也是一根又粗又长的链子锁，远远地看准目标之后，他便骑着自行车，冲将上去。两脚疯狂地蹬车，左手扶把，右手高举过头，呜呜有声地抡着链子锁，如同一架直升飞机。赶到近前，也不答话，手起鞭落，晴天霹雳一般砸在目标的天灵盖上。这一下子打上去，任他是谁，也会立刻躺倒在地，口吐白沫。而张彻一旦得手，立刻更加疯狂地蹬车，抄小道、钻胡同，甚至狗急跳墙，转眼之间，不见人影。
这样充满艺术感的手法，只有哥萨克骑兵可以媲美。
张彻看到我满脸钦佩，又问我：“要不要铲仇，要不要铲仇？”
我说：“还是算了。你要是没地儿吃饭，可以跟我凑合着吃。”
“你也是穷学生，那多不好意思。”
“也不请你吃什么好的。”
除了铲仇之外，张彻这个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我问他：“你没有家？”
“当然有，不过把我轰出来了。”他笑嘻嘻地说。看样子倒像是自己跑出来的。他补充道：“我也上过大学，不到一年就上不下去了。”
为什么没上下去，我不想问他。我认为自己也随时有上不下去的可能。届时别人问我为什么？我也解释不清楚。
解释不清楚的事情可以悬置不管，这是希腊先哲发明的办法。
当然，一个以铲仇为业的人也有铲不了的仇，那就是他自己被人暴打的时候。既打不过对手，又没有第二个提供此类服务的人，只能认倒霉。
每天工作时间结束以后，张彻照例会到师范大学的足球场上踢球。我从来不踢足球，也看不懂，很少去球场，所以从没见过他。
那天吃完足够喂饱一头牛的午饭以后，张彻提出要“业务学习”，也即到球场进行身体对抗。我既不敢回去找尹红，也觉得这么回宿舍不是个事儿，便答应和他一起去。我付了账，坐到张彻自行车的后座上，他吭叽吭叽地骑起来，浑身上下充满斗志。但他的自行车是一辆几乎和“星海”牌钢琴一样老的女式“凤凰”，嘎嘎怪叫，颠得我浑身上下的伤处此起彼伏地作痛。
“你这破车哪儿来的啊？”
“新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我妈的。”
旋即到了足球场，下午艳阳高照，风在场边为数不多的几棵白杨树树梢疾速掠过，却也哗啦哗啦，如同深秋时节的响动。场上已经围坐了十来个人，年龄不等，还有几个逃学出来的中学生，都叼着烟，神态像这个年龄段所有逃学的学生一样，百无聊赖，蔑视一切。
“废话少说，分拨分拨。”张彻侧过车身，单脚蹭地，走了个半圆刹住了车。这车没闸，几乎把我沿着切线方向抛出去。
“我靠，你也来啦？”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夹着一颗烟走过来，我认出他是上午那个房东。
“我不会踢，我就看看。”
“你怎么让人打成这样儿啊？”
我无言以对地眨眼。
“那你到边儿上坐好了，别让球闷着。”房东转脸对张彻说，“是你的新客户？也是我的客户。”
“老流氓。”张彻对他张嘴就骂，“你丫今天把门儿看牢实点儿，关键时刻别老想撒尿。”
房东也不生气，歪着眼笑道：“我不是有膀胱刺激症么，一紧张就胀。”
大家客套几句，开始踢球。我找了个树根，靠在上面看着他们。社会闲散人员一拨儿，逃学的学生一拨儿。这些人的脚法都很粗暴，基本上不照着球踢，全是奔人去的。张彻尤为激进，刚一开使就把一个中学生铲倒在地，对方吼道：“我都没带球！”
“我认为你快接到球了。”张彻站起来，理直气壮地说。
几个学生立刻围上来，房东赶紧跑过去：“别一上来就打，我们还没怎么踢呢。”
2琴声 （3）
“滚蛋。”一个留着韩式中分的学生说，“你从来就没踢着过一脚球。”
其它几个人也跑过去说：“算了算了，晚点儿再打。”
“行。反正跑不了你丫的。”一个学生说。
张彻嬉皮笑脸地跑开捡球。房东也挂着同样的表情跑回后场，站在守门员的位置上。大家开始有章有法地踢了几个回合，互有攻防，但都没进球。不到二十分钟，房东便解开裤子，开始对着球门柱撒尿。
“你丫又撒尿。”张彻吼道。
“没辙，我确实憋不住了。”房东弯腰系裤子，同时挥着一只手说。
“找一可乐瓶儿套上得了。”
过了二十分钟，房东又走到另一根球门柱边，开始撒尿。一个中学生看准机会，一脚远射，球应声挂网。
张彻再吼：“不行，非得给你找一可乐瓶。”
房东显然进入了看破输赢的境界，他只顾看着自己的尿迹若有所思，半晌吟道：“男的撒尿一条线，女的一撒一大片。”
我确实像在哪里见过这个人，但又想不起来。难道是所谓的前视作用？
两伙人踢到太阳偏西，已经累得跑不动了，完全像在球场上进行集体散步。但即便如此，还是打了起来。无论怎么看，这场架都像是每日必尽的义务一般。张彻慢悠悠地带着球，走到一个中学生面前，忽然飞起一脚，球砰地一声，正中那小伙子的面门。大家立刻精神起来，纷纷呐喊着往上扑。但张彻一拨儿的社会闲杂人员扑到近前，却开始互相敬烟，边抽边聊，中学生则一个接一个摞到张彻身上。
“把我兵器拿来！把我兵器拿来！”张彻被压在五六个小伙子身下，声嘶力竭地对我吼道。
我跑到他自行车前一看，链子锁锁在车上了，便又跑到斗殴地点，在拳脚之下找到张彻的脸说：“钥匙钥匙。”
张彻左手尚在揪住一个中学生往地上按，右手伸到裤兜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串钥匙。我拿着钥匙跑回自行车旁，一个一个地试，最后终于找对了，打开锁，拎回斗殴地点。可中学生们早已打了个够，留下一身是土的张彻，呼啸而散。
“明儿见，明儿见！”他们边跑边说。
“明儿打不死你们丫的。”张彻捂着肚子，一边拍打身上的土，一边拎着锁找自行车。
接下来的几天，我都睡在租来的筒子楼里。出了那次事端之后，尹红自然和我断绝了联系，只能由我一个人付清房租。没有任何经济收入，还一口咬定要租房子、买钢琴，这个绝对对于我来说可谓不计后果。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到学校上过课，每天窝在房间里弹柴可夫斯基。张彻所住的地下室就在我楼下，早已废弃不用，他用铁丝撬开了锁就住了进去。
房东无所事事，经常来找我们喝啤酒。我们到小卖部买半箱啤酒和几斤包子，在张彻的地下室吃得臭屁滚滚，房东每隔二十分钟就要撒一泡尿，因此张彻给他预备了一个塑料脸盆。这老家伙能够一连几个小时坐在一张从学校偷来的破椅子上，一边满嘴开花地神侃，一边任由尿水滴滴答答地落入脸盆，大珠小珠落玉盘。至于他叫什么，张彻也不知道。
“就叫丫老流氓得了。”张彻说。
老流氓也没意见。
我还是很有礼貌，问他问题的时候这样称呼：“老流氓叔叔，您说您这玩意儿，那么憋不住尿，要是干那事儿的时候，干到一半非要撒尿可怎么办？”
“我还能干二十分钟呐？”老流氓伸出一个手指，“一分钟。”
张彻的地下室里除了一张席梦思床垫、三把椅子（十一条腿）、一个塑料脸盆（已变成老流氓的马桶）之外，没有任何家具。决定从宿舍搬出来以后，我将我的书架、暖瓶、两个洗脸盆赠与了他。但自从被搬进地下室，这些东西就再没起到过应有的作用。书架被空空荡荡地放在房间一角，既没有书可放，也没有任何需要陈列的装饰物；暖瓶一直空着，他从来不喝热水，甚至连凉白开也不喝，只要渴了就到地下室拐角处的自来水龙头前猛灌一气；脸盆没多久都变成了老流氓的马桶，老家伙解开裤子，随意抄过一个盆来就开始嘀嗒，脸盆数量的增多只能让他不动窝地侃得更久。
2琴声 （4）
我问张彻：“你从来不刷牙洗脸？生活习惯岂非和原始社会的人一样。”
老流氓立刻接过话头：“谁说原始社会的人不讲卫生？他们还会刷碗呢。”他用两只手罩住一个膝盖示意，“人家用膝盖刷大腕，用胳膊肘刷小碗，用那玩意儿刷酒盅。特方便，一转就得——这是师范大学考古系对河姆渡人遗址进行研究后发现的，被列为国家‘星火’计划重点成果之一。”
“扯淡。”我们一气笑骂。张彻又对我说：“我给你展示展示，我是怎么刷牙洗脸的。”
他走出去，来到对面房间的门前，从兜里掏出一根小铁丝在锁眼里捅了两下，一声簧响，门应声而开。那是一间出租给打工妹地下室，屋子中央摆着一个简易煤气炉，靠门处的铁架子上并排摆着三套牙具。他随意拿起其中一套，挤出牙膏，刷起牙来。
“刷完牙洗完脸，我再把门关上，省得人家丢东西。穷帮穷，苦怜苦，无产阶级就得互相照应。”他满嘴白沫，呜噜唔噜地说。
“你没见过这屋里的人？”
“没见过，她们上班儿特早，回来特晚。”
那四个披星戴月的打工妹，所用的都是经久驰名的“中华”牌牙膏。
住进地下室以来，张彻只买过三件家用电器，分别是：电灯泡、电灯泡、电灯泡。和我混在一起后，我们共同努力，为他添置了第四件。那是一个昂贵的美国“博士”牌音箱。
添置此物的缘起，是我的生活费被彻底花完了。老流氓在我们那儿喝了半吨啤酒，吃了一个营的包子，却毫不手软地拿走了我五千多块钢琴钱和房租。每次买包子都是我们出钱，更操蛋的是，后来我们得知那个包子铺就是老流氓开的。一怒之下，我和张彻差点用铁丝把他的那玩意儿捆上，让他再也别想嘀嗒尿。
没钱买包子和啤酒以后，老流氓就再没来找过我们。我和张彻空着肚子在地下室里放了几天蔫屁，总结出一句名言：“柴可夫斯基不能当饭吃。”于是我们决定去搞点儿违法活动。师范大学里最值钱的东西除了塞满几幢宿舍楼的年轻女性，就属电化教学楼里的设备了。圈定目标，我们立刻动手。行动计划是这样的：我先利用学生身份白天进入楼里，假装到二楼的音像资料室刻录cd，伺机把该房间的窗户插销拔起来；等到月黑风高之时，我们再手持作案工具（砖头）来到楼下，一砖飞上去，砸碎三楼的某扇玻璃，这等响动之下，就算没狗，保安也会叫起来；等到他们到三楼检查是否失窃的时候，张彻便施展身手，顺着漏水管爬到二楼，打开窗户翻进去，把一部巨大的音响拆成零件扔下来，我在底下接着。
此计不可谓不机智，不可谓不周密，但人算不如天算，只偷回来一个独头蒜般的音箱。那天晚上，我们三更起床，五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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