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精神面貌：每个士兵都能不依赖他人而自立并为此感到自豪；每个士兵都相信，较之周围
的伙伴自己并不逊色，较之敌人则更胜一筹。
泰勒将军对此举深表同意，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现在是实行这种办法的绝好时
刻，从此以后，它必将对整个正规陆军产生深远的影响。六月上旬，在国防部长马歇尔访问
朝鲜和东京期间，我与他讨论了自己的计划。他将这份计划带回了华盛顿。计划终于获得批
准。于是，我立即在自己的战区将其付诸实施。此后，美国陆军全部实行了这项早该实行的
改革，并在提高士气上和国民的反应上达到了全部预期的效果。
由于战线趋于相对稳定，我和范弗里特还得以将精力转向一些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一
直困扰了我们好几个月，但由于在军事上多次出现危急的局面，我们被迫将这些问题搁置起
来。头号的问题也许是南朝鲜军队缺乏领导的情况十分严重；由于语言的障碍和条约的规
定，我们无法对这种领导彻底加以充实。现在，由于压力已经减轻，我们便可以着手实施一
项全面的训练计划了。通过这个计划，可以造就出朝鲜人自己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又能把
朝鲜士兵力训练得同任何其他国家的士兵一样优秀。政治上的任人唯亲和为了巩固个人在政
治上的地位而进行的错综复杂的争斗，使朝鲜军人的许多突出的优点荡然无存，以至于为了
提高这些军人的素质，我们在人力和物力上付出了无法估量的代价。朝鲜军队一直是根据各
种政界人物一时的念头面随意调来调去，一直是被用作剿灭“土匪”，或者维护某些土皇帝
利益的。年轻的军官们发觉，对那些没有文化的上级进行批评，表示反对，甚至提点不同的
看法都不可能。在敌人的压力下，那些受到的“训练”百分之百是政治训练的指挥宫往往最
先垮掉。他们自己的恐慌情绪又总是立即传染给下面的部队。部队中许多士兵自己也未受过
必要的训练，无法在危急情况下本能地、积极地作出反应。
特别缺乏的是使用火炮的训练。火炮的广泛使用是朝鲜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场
战争中，我们不得不以火力来弥补人力的不足。长期以来，远东司令部一直不赞同增加南朝
鲜军队的炮兵部队。他们认为：朝鲜地形复杂，通过崎岖的道路和陡峭的山岭进行弹药补充
极其困难，加之南朝鲜军队缺少受过训练的炮兵，火炮数量也不足，这些情况充分证明应该
反对扩充南朝鲜炮兵。可是，随着战斗进程的放慢和武器装备补充的增加，我们便有了时间
也有了装备来加强南朝鲜军队炮兵的实力。而且，我深深感到，南朝鲜部队必须拥有远程火
炮，以便在我兵力薄弱的防线上使师与师之间做到相互支援。
一九五一年九月，我命令在年底以前正式组建四个南朝鲜155毫米榴弹炮营。各炮营一
旦组建完毕，将分别隶属美军的一个军，进行八周的紧张训练。此后不久，我又批准组建三
个105毫米榴弹炮指挥连以及六个105毫米榴弹炮营。组建工作也要在一九五一年年底以前
完成。我的目的在于：最终能组建足够数量的105毫米和155毫米榴弹炮连，以便使十个南
朝鲜师每个师都能配齐四个炮兵营（三个105毫米榴弹炮营和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营）。一九
五二年初，我收到华盛顿同意我继续实施该计划的答复。
此时，在美国炮兵学校学习的南朝鲜军官即将回国，这更坚定了我扩充南朝鲜炮兵的决
心。
重新对南朝鲜军官进行认真训练所收到的效果在战场上愈来愈明显。现在，我们在东部
地段和中东部地段的许多进攻行动几乎完全是由南朝鲜部队实施的。当我在西部的部队派出
战斗巡逻队牵制敌预备队、海军以重炮提供火力支援时，在“大钵”的两侧，美第10军和
南朝鲜第l军进至更为有利的防御地区。这些作战行动几乎都是由南朝鲜部队独立实施的。
这一年稍晚一些时候，在西部地段，在第9军把战线向前推进三至四英里的过程中，南朝鲜
第1师打得十分英勇。
南朝鲜劳工服务队也做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我曾授权范弗里特将这支劳工队伍增至六
万人。这些劳工勇于身背满载补给品的a字形背框攀登陡峭的山坡，勇于承担构筑地堡、装
填沙袋和加固堑壕与坑道的工作。总之，他们勇于从事运送食品、补给以及在枪林弹雨中为
作战部队修筑防御工事这类艰苦的工作。所以，我们能重新夺取并固守“堪萨斯线”在很大
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些劳工的艰苦工作。
人们提起进行谈判的那段漫长的日子，一股总把它作为一个相持的阶段，但我们决不能
因此就认为那一阶段的仗，打得不那么激烈。每天都有新的伤亡。感谢上帝，与发动几次大
规模攻势时相比，现在的伤亡还是小得多了。
但是，这些伤亡在当时仍然可以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在谈判桌上赢得什么东西，我们都
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现在，我们展开在一条横贯朝鲜半岛的较短的战线上。但是，我们的
兵力仍然太少，只能分散地部署在这条战线上。这时，我们的兵力不足六十万，其中美国人
占二十三万。敌人的兵力自然大大超过了我们。要不是我们拥有强大的火力，经常得到近距
离空中支援，并且牢牢地控制着海域，则中国人可能已经把我们压垮了。是大炮给我们以优
势，我们能够集中无数炮弹打击整个战线上的任何一点。在利用地形上和摆脱狭窄曲折的道
路、伸入荒山峻岭的行动上，我们新近也摸索出一套巧妙的办法。这当然也是我们取得对政
优势的一个原因。但是，范弗里特此刻的目的却在于，一旦控制了制高点，他便将敌人驱赶
到开阔地带去，以便用大炮将其歼灭。
当然，中国人是喜欢在夜间发起进攻的，因为，到了夜间，我空军只能停留在地面上，
观察员亦无法进行观察。
我们实际上没有做到“成纵深”部署我们的防御，因为，防御阵地分散而且配备的兵力
也很单保不过，我们倒是有屏护部队警戒着距主要抵抗线约有步枪射程那么远的一道防线。
正是这些士兵担负着这样的任务：将大批敌人吸引至我们能以强大的炮兵将其消灭的地点上
来。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守卫在孤零零的碉堡（碉堡四周堆放着沙袋，设置着铁丝网，可以
在各个方向上对付敌人的攻击）中的士兵往往吃惊地发现，敌人在夜暗中已悄然无声地出现
在我方阵地上，还常常发现，四、五个穿着胶底鞋的中国人已不声不响地潜入他们与前哨警
戒线之间的地带。这时，信号弹就会从敌人战线那边升起，疯狂的军号声就会把我方哨兵吓
进碉堡，几乎来不及发出口令，战斗就打响了。
我还记得，为了获得更多的战场照明器材以便在夜间也能瞄准敌人射击，我曾做出了不
懈的努力。照明弹使用得越来越多，因此，我们试用了各种可用以照明的器材，其中包括大
功率探照灯。这种大功率探照灯可以借助低垂的云层将光线反射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我们在欧洲战场就曾采用过这种办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总之，这些措施减轻了防守在孤
零零的前哨警戒线上的士兵们的负担。因为，他们常常要一连熬上好几个小时凝视着夜暗中
影影绰绰、不可名状的东西，而且，他们有时在花岗石山岭上所得到的防护较之几个松垮无
用的碎石堆好不了多少。中国人的夜间进攻特别神秘莫测，不可思议。首先听到的是中国军
号独特的哭丧调，要么就是由五十来个中国人用英语发出的粗野叫喊声，再就是用以吓唬西
方人的以死相威胁的喊话声或其他吵吵嚷嚷的声音。但是，我们久经沙场的部队此时已习惯
于这种“音乐的伴奏”了。有时，他们还出去缴获中国军号，尔后，用缴获的军号把敌人的
指挥信号搅乱。
与此同时，谈判还在继续进行，不过，曾中断过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敌人坚持要我们
对一些捏造的“事件”负责，而我们则反驳说这些所谓的“事件”从未发生过。谈判令人厌
倦地一个月接着一个月地往后拖延着，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底眼看就要实现的停火象磷火一样
变得越来越渺茫了。我知道，国内许多公民已开始认为：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正白白地牺牲在
战场上，而我们死硬的谈判人员却非要想在谈判桌上捞到什么便宜。但是，谈判桌上的斗争
正是战场上作战的继续。无论最终达成何种协议，这种协议都必然会是军事上实际情况的反
映。再者，尽我们之所能抗击敌人的一切进攻行动，以阻止其进一步将战线向南报移，这本
来就是士兵们的艰苦任务。
谈判确实是件耗费精力的事情。在谈判桌上，人们不断重复已经说过的观点，象演说家
似地玩弄华丽的词藻，令人讨厌地谩骂与攻击，有时简直让人宁愿回到战场上去作战。但
是，我还是决心除证明我们的坚定立场之外，还证明我们的谈判诚意。我打定主意，在谈判
中决不失掉耐心或自制，同时，也决不屈服于敌人停止谈判的恐吓或威胁。关于谈判本身的
情况人们已多次作过说明，并且谈得也很详细。不过，还有一些与谈判有关的问题有必要再
提一下。
联合国军在谈判中犯了不少严重错误，这是不容否认的。我认为，所有这些错误都产生
于两种主要的错误看法；而这两种错误看法的根源又都一方面在于我们天真无知，一方面在
于我们未能充分懂得我方代表团团长海军上—将乔伊直至停火一、两年之后才指出的如下事
实：“共产党人既不贸然出席会议，也不仓促地进行谈判。他们往往首先进行一番精心的布
置。他们关心如何保全‘面子’，并且重视通过有利的谈判地位取得实惠，这就使共产党人
总是预先对进行谈判的客观条件进行周密的考虑。”
他们抓住我们的各种失误所进行的宣传，对他们是大有好处的，尤其在亚洲人之中进行
这种宣传，他们所获得的好处就更大。我想，时至今日，我们的文武官员们总该有了前车之
鉴，总该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了。当然，我指的是这样的官员，即那些今后有可能不得不在谈
判桌上听任敌人散布简直使人不堪忍受的长篇谎言与诽谤的官员。
谈判之初，我曾在给海军上将乔伊的信中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你的客气就等于是
让步，而让步则又是虚弱的明证。我建议你掌握好发言的分寸，使用奸诈助共产党人不会产
生误解的语言和方式，建议你不要轻易表示谅解和尊重。”
对于从未领教过共产党谈判手法的西方人，可以说，要想事先想象出事实真象被歪曲到
何种程度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共产党谈判要有极大的耐心，而这一点就连约伯（圣经里的
希伯来族长，吃苦耐劳的典型人物。——译者）也会感到无法忍受的。
谈判伊始，我们就作了一次让步。不久，我们又为此感到懊侮。在我第一次提出开始会
谈时，我们曾建议将会谈地点设在一艘预定在元山港停泊、悬挂着丹麦国旗的“日德兰迪
亚”号医院船上。当时看来，这种“中立区”虽则处在双方大炮射程之内，还是能够为双方
欣然接受的。可是，共产党根本没有理睬这项建议。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把开城（从理论上
讲，开城是一座位于三八线以南“无人区”日城市）作为会谈地点。华盛顿指示我立即接受
这项建议，以便为早目结束战争并证明我们的诚意而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谈判开始后，根本就没有中立的气氛。开城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他们的武装警
卫人员布满了谈判区。
肩挎汤姆式冲锋枪的赤色士兵粗暴地对我方使节指手划脚。我方代表坐在插有白旗的吉
普车中的样子被对方拍摄下来，作为投降的镜头供亚洲的新闻界发表。可是，我方新闻记者
和摄影记者却被排斥在现场之外。我立即纠正了这种不平等的现象，采取的办法是；通知中
国人，除非谈判区真的成为中立地区，并且我方记者也能到现场来访，否则，我方代表不再
回来谈判。敌方谈判代表以很地道的共产党的方式同我们磨时间，要我们等着他们上级的决
定。但是，当他们得知，在我方新闻记者获准采访之前我根本不打算让代表团返回谈判桌的
消息后，他们立即作出了让步。
即使如此，这个谈判地点的气氛还是从未令人满意过。
有一次，我们被迫对突然出现一支中国武装部队一事提出严重抗议。这支部队携带的又
是枪又是60毫米追击炮，他们径直从我们的吉普车前穿过。在这以前，我曾中止过谈判，
直到赤色分子答应使谈判地点周围实现非军事化我才恢复谈判。所以，这次事件是对协议的
公然破坏。海军上将乔伊立即提出了抗议，但得到的答复是，违反协议的那支部队只不过是
个宪兵连。要我们相信宪兵连必须配备机枪和60毫米追击炮进行巡逻，这未免也太荒唐
了。因此，我立即广播了一份声明，指出：我已下令中止谈判，直到我们能达成一项有关非
军事化的、令人满意的协议为止。
共产党人坚持了五天，最后，还是答应采取适当警卫措施，要我们恢复谈判。可是，我
很快又获知，他们的英语广播报道的是“请求”我们恢复谈判，而其日语广播用的却是“要
求”我们恢复谈判。于是，我宣布，我发觉他们的答复含糊其辞，因此拒绝授权恢复谈判。
这样一来，反而使共产党的请求变得越加客气，并使双方达成了一项专门协议。
然而，此后不久，事情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八月十七日，中国的一支警戒巡逻队在
中立区遭到伏击，队长被打死。赤色分子坚决要求我们惩治肇事者并赔礼道歉。
我方调查的结果表明：这次伏击确有其事，但开枪的部队着装杂乱，未戴钢盔，显然是
不受联合国军控制的非正规游击部队。我们拒绝了赤色分子的要求，于是，谈判又接着进
行。刚过五天，在一个大雨瓢泼的深夜，中国人又要求我方联络官立即前去核实一架联合国
军飞机轰炸中立区的事件。我方的首席联络官美空军上校安德鲁，金尼及其助手陪同敌联络
官前往遭受所谓轰炸的现场，并借助手电检查了证据。金尼发现地上有一些象是由埋没的手
榴弹大小的爆炸物炸成的小窟窿，还发现一些看上去象是飞机机体的金属碎片以及一个可能
是飞机副油箱的扭曲变形的金属物体。然而，地上并没有弹坑，也没有烧焦的痕迹。如果使
用过凝固汽油弹是会留下这种痕迹的。在赤色代表住所西北面的地上还发现一枚火箭的尾
翼。总之，没有伤亡，没有损失，也没有侥焦的痕迹，有的只是曾经有一架飞机用着陆灯对
准下方照射、“袭击”了该地区的谎言。联合国军的飞机没有到过这个地区，而且，对方所
用的证据也实在不值一驳，根本不能作为抗议的凭据。可是，共产党代表却拒绝等天亮再作
较深入的调查。他要我们马上“认罪”和道歉，企图向全世界表明联合国军的“罪行”。这
一要求被我方拒绝，谈判遂突然中断。当最终又恢复谈判时，我拒绝让代表返回开城，而坚
持今后的会谈在板门店举行。
板门店确实是个位于中立区的小村庄，距我方战线较近。
谈判过程中曾出现过不少的障碍。但是，我方谈判人员依靠集体的智慧，以很幽默的方
式顺利地克服了这些障碍。一开始，我们就碰到了一个不足挂齿但却有可能使整个会谈还未
开始就得告吹的障碍：共产党的首席联络官就是不愿商量谈判开始的日期。他说，这个问题
已由上级军官定了下来，他这一级无权讨论，已经定了的日期无法再行更改。正在主持双方
联络官最初谈判的金尼知道根本就没有商定过什么日期。但是，他无法使对方承认这一点。
共产党方面的首席联络官、北朝鲜军的张上校说，日期问题不在讨论之列。可是，没有
日期便没有会谈的可能，金尼被搞得进退两难。于是，金尼的一位助手悄悄地告诉他，只需
随便说出个日子就行，就说是双方已经商定了的。金尼真的这样做了，张果然接受了这个日
期。于是，联络官之间的谈判又继续进行下去。
实际上，级别较低的这一级人员在谈判中似乎要现实得多。显然，共产党的校级军官们
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处处都为了“记录在案”而发言，也没有必要为了本国新闻部门的需要
而在发言中恣意辱骂对方。因此，他们这一级的会谈总是更为实际、更为现实一些。可惜，
这种作风一点也没有传到上面。
共产党谈判代表们的个性、特点立即就引起了我方代表的极大兴趣，我方代表在此之前
大都从未与共产党领导人面对面地打过交道。共产党代表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毫无幽默感。他
们的脸上不露一丝笑容，只是当他们在争论中占了便宜时有时才会发出几声轻蔑的冷笑。很
明显，没有哪个共产党谈判代表敢于放声大笑。即使有一次一位美国军官坐的椅子被压垮
了，人摔倒在地板上，这些共产党的代表们也末敢大声笑出来。这就是说，在共产党的领导
人之中，尤其在北朝鲜人之中，没有欢声笑语。他们显然决心要比克里姆林宫的共产党更加
共产党化。但是，中国的联络官柴上校却常常难以抑制自己的笑声。当美国军官突然一屁股
坐空时，他倒是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表现得最有自制力的人无疑是北朝鲜的李相朝将军，他
那铁石般的相貌使我方下级军官看得入神。一天，几只苍蝇落到了李的脸上，其中有一只爬
过了他的眉间，尔后继续顺着鼻梁往下爬。
可是，李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他的眼睛和嘴巴仍然毫无反应。“他到底想显示什么
呀？”我们的军官相互问道。李也许象与我们的祖辈打过仗的印第安人一样，是想向白种人
显示他的铁石心肠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不过，现今这个时代的西方人已经变得非常
老练，再也不会为之所动了。
十月十日，敌人终于对我恢复谈判的提议作出了响应。其时，我们在全线所有战略地区
取得了夺占和扼守全部高地的胜利。我相信，我们的胜利促使敌人认识到，他们一时无法将
我们推回原地，最好还是准备坐下来解决问题。可是，敌人在谈判桌上却一如既往，还是那
样地毫不让步，他们显然指望通过谈判得到在战场上未能得到的东西。
谈判几乎刚一恢复就被联合国军飞机对扳门店的一次空袭破坏了。这一次不是编造的空
袭，而确实是一次误炸事件。为此，我们承担了责任并表示了歉意。然而，这事件还是使谈
判中断了两周之久，从而进一步增添了我们的困难。我们谋求的协定是个相当简单的协定：
停火；粗略地沿当前战线建立一条横跨整个朝鲜半岛的缓冲地带；签署一项协议，规定各方
只能停留在缓冲地带已方一侧，并且不得进入距对方海岸三英里以内的地区；停止向朝鲜境
内调入军队与军用物资，不得增加现有部队数量；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负责监督停火，该委
员会不一定非要归联合国领导。
可是，赤色代表对和解或谈判不感兴趣。他们是想在宣传上捞到好处。而我们也许并未
估计到，那些在我们看来明显是捏造的、欺骗性的东西，在亚洲人眼里却可能完全成为另一
回事情。我认为：赤色分子还相信，通过使我们失去耐心，通过煽动，尤其是在战俘中进行
煽动，他们可以为谈判桌上的宣传提供炮弹，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他们的目的。
如前所述，早在谈判之初，我就提醒过在耐性上已经受到过严峻考验的海军上将乔伊，
赤色分子把使用客气礼貌的语言看作是让步的表现，看作是对其恐吓手法屈服的表现。我要
求乔伊在与赤色分子打交道时也要象他们一样采取强硬的措辞。从那以后，他在谈判桌上压
倒了说话态度强硬的共产党人，并且未让对方抓住一点可供宣传的把柄。
谈判之初，如同当时人们可能预料到的那样，令人棘手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来划分停火
线。共产党代表坚持以三八线为界，而我们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则坚持停火线更应符合当前
的实际军事控制线。我们准备放弃临津江以北、礼成江以西地区。该地区无法防守，位于三
八线以南。但是在其他地区，我们希望基本上就按照目前战线的位置建立缓冲区。如果把我
们的部队撤至三八线，并且沿着这条根本无法防守的线来部署兵力，那将无异于投降。看
来，唯有根据当前的战线划分停火线才比较现实。我们还认为，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我海、
空军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只有在实现停火和撤军的情况下才可予以放弃。
当谈判还在没完没了地拖延时，赤色军队采取了一些行动，企图把我们推向三八线，从
而使他们提出的停火线较实际军事控制线稍微接近一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防御
体系已经十分坚固，敌人已无法突破。后来，在谈判双方仍在举行会晤期间虽发生过几次这
场战争中极其惨酷的战斗，但我在东京任职的最后这段时间，战线位置并未发生重大改变。
当然，当时仍然有人强烈要求我们再次向鸭绿江挺进，将侵略者全部从朝鲜赶出去，不
过，范弗里特不在此列。对当时军事上的实际情况有着清醒认识的人，没有谁会相信凭我们
手中的这点有限的兵力能够赢得什么全面胜利。后来接替我担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马
克·克拉克将军，在停战协定签字一年多之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们从未得到
过足够的兵力；而敌人却拥有足够的兵力，不仅能阻止我们的进攻，而且能成功地实施小规
模出击，并保持由此所赢得的胜利。要彻底战胜敌人，就要有更多受过训练的作战师和能够
提供支援的海、空军力量，就要承受重大的伤亡，就要打破我们自己规定的不得进攻鸭绿江
以北敌人庇护所的禁令”。也许还可以这样说：一旦打破这道禁令，就会置日本于敌人攻击
的威胁之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会立即使战争的规模明显扩大。没有哪个肩负重任的美
国领导人在当时能够使美国公众赞同这种做法。
我在远东司令部任职的最后一个时期，大部分时间所关心的主要是与共产党方面的谈
判。这些谈判单调乏味，罗嗦重复，气氛沉闷，令人生厌和恼火。所以，我很快便对早日结
束这场互相残杀的战争丧失了信心。设在汉山（临津江畔距板门店仅十四英里的一个小村庄）
郊外一个苹果园内的基地兵营改建成了一座永久性的设施。那里有一个—排球场，一个棒球
场，几个掷蹄铁游戏场，甚至还有一个飞靶射击常有一顶演电影的帐篷，一所社交惧乐部，
还有几所分别供士兵、初级军官和高级军官用膳的食堂。新添了一个直升机简易机场和一顶
供会议使用的帐篷。新闻记者安置在一列停在一英里之外铁路侧线上的“新闻列车”上。有
时，人们觉得，这些设施大概会长年累月地使用下去。
战俘骚乱（后来成为整个战争中除作战问题外最使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与停战谈判有着紧
密的联系。这个问题有一度险些毁掉了整个谈判。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这是共产党蓄意
策划的一个长远阴谋的组成部分，旨在向亚洲人民表明美国是残暴的压迫者，而只有中国的
力量能与之抗衡。因为发生这些骚乱时正值我在东京的任职行将期满，所以，我深感需要尽
快解决这些问题，以免将问题全部推给我的继任者克拉克将军。但是，这些问题难以很快得
到解决。战俘骚乱事件既不是自发产生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中国与北朝鲜的最高统
帅部制定的一项阴险毒辣的计划中可憎的组成部分。这项计划旨在利用战俘问题对我方谈判
代表施加压力并达到重要的宣传目的。
第八章 最后几个月——战俘骚乱事件——克拉克接替我——停战协定签字
早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我在给麦克阿瑟将军的信中就曾谈及如何处置我们所收容的
战俘的问题。当时，我十分关心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所面临的，也是我本人所担忧的问题
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大约有十四万战俘。我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饮食、监守以及治疗等问题
操心。单是看守战俘营这项任务，就占用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兵力（这些兵力我们几乎抽不出
来）。为了运送物品满足他们的吃、穿、住之需，我们还要动用大量在当时已经十分紧缺的
运输工具。如果我们被迫撤离朝鲜半岛，那么还要为转移这批人费神。如果在朝鲜坚持下
去，那么我们相当一部分后勤保障工作将不得不服务于他们的吃、穿、医疗，甚至用水之需。
在复信中，麦克阿瑟告诉我，他已经建议将战俘转移到美国本土。这些战俘不能送往日
本。这不仅因为他们在日本可能会激起日本国民的愤怒，而且因为把他们长期放在那里可能
会引起人们谴责日本好战成性。华盛顿并没有就转移战俘问题迅速作出决定，最后，打算将
战俘关押在朝鲜南部沿海较大岛屿上的集中营里。选择的第一个岛屿是济州岛。但是，该岛
居住着大约二十五万人。如果象原先计划的那样把战俘转移到这个岛上，那么，战俘以及南
朝鲜的各类军事人员和文职人员，再加上担任集中营监管任务所必需的部队，总人数会比该
岛人口还多出一倍以上。
不消耗大量的时间和巨额经费，该岛根本无力支持这种突然流入的大批人员。因此，我
竭力反对向济州岛转移战俘。
后来，又决定将战俘运往巨济岛。这个岛比较小，位于釜山西南只有几英里的地方。选
择该岛也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根据巨济岛本身的情况，一个神志正常的人
大概不会选它作为建立营地的场所。岛上山石满布，几乎没有可供营建和分散设点的平地。
结果，巨济岛很快就塞满了人，这些人大大超出了大自然允许该岛所负担的数量。除不断增
加的成千上万名战俘之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警卫和其他看守人员。集中营里战俘的数量要比
进行正常的监管所规定的数量多得多。由于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发现，他们能比较容易地实
行一些我们当时毫无察觉的计划。这些计划是：煽动群众性示威，组织骚乱、反抗和越狱，
以及控制、压服非共产党员战俘等等。我们能够抽调出来负责战俘营工作的人员不称职，没
有必要的警觉性，不能及时察觉这些阴谋活动，或者识别并孤立其中的核心人物。
在巨济岛建立了四块由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每一场地又划分成八个临时集中营，
每个集中营计划收容六千名俘虏。但是，到一九五二年，战俘数量已经超出该岛所能容纳的
数量，不得不把他们关押到另一个靠南的小岛峰岩岛上。尽管关押俘虏的这些营地相互挨得
很近，容易出事，而且，担任看守的士兵又不敷调用，但是停战谈判开始之前，哪个集中营
都没有发生过什么了不起的乱子。
后来，在我们对这些阴谋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共产党最高统帅部由一个叫南日的人策划
制造了一系列事件，旨在在亚洲人民面前损害联合国军的形象。
为能顺利地制造这些事件，并掌握好事件发生的时机，有必要建立一个由一支纪律严明
的“队伍”组成的完整的组织系统。这支“队伍”将迅速地、毫不犹豫地执行各项命令。
这就要求有一个严密的联络系统。毫无疑问，由于监禁战俘的场地非常狭小，场地与场
地之间相距又非常近，因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战俘营里的共产党领导人（许多是故意
投降的，以便能将其上级的指示传下去）想尽各种办法将纸条从一个营地传到另一个营地。
由刚刚投降的俘虏带进来的他们最高统帅部的各项命令和指示，会拴在石头上从一个营地扔
到另一个营地。有时，为把命令传到较远的地方，他们会采用唱歌的形式传递，将命令偷偷
藏在供给品中传递，或者利用其他信号进行传递。总的说来，这个联络系统组织得十分周
密，差不多可以克服任何障碍将命令传达下去。
医院的病房成了共产党上层领导分子举行会议的理想场所。这些上层领导分子为了与其
下级或同僚碰头，制定新的具体的骚乱方案，常常会装病住院。为了保证他们的“队伍”内
部能做到服从命令，他们正式规定了一套纪律，成立了袋鼠法庭（在美国，系指非法的或不
按法律程序行事的非正式法庭，也指囚犯在狱内组织的模拟法庭），制定了刑法（甚至包括
死刑在内），以便对伯那些背弃党的路线的人。这样一来，非共产党分子就完全被吓住了。
比较有影响的或难以控制的非共产党分子则被他们除掉。
正当谈判在帐篷内艰难地进行时，战俘营开始骚动起来。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响应南日的
指示，同时也是为了配合谈判中几乎天天都有的对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罪行的谴责。
这种谴责我方代表早已听腻了（但是，共产党的记者却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些内容，很忠实地
刊登在赤色报刊上）。
第8集团军管辖的战俘营都是严格按照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进行管理的，按照由于俘
虏们已不再继续作战、因而他们应受到人道的待遇这样一个明确的精神进行管理的。同时，
日内瓦公约还规定，俘虏不管自愿与否都应服从“收容国武装部队中各项有效的法律、规定
和命令”。“在战俘违反这类法律、规定和命令的情况下，”收容国“采取法律性或纪律性
措施被认为是正当的。”不论北朝鲜还是共产党中国都从未宣布过他们愿意遵守这一公约，
也没有象我们所做的那样允许国际红十字会代表进行监督和视察。
我们已经注意到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态度。他们常常反剪俘虏的双臂，尔后向俘虏后脑
勺开枪将其打死。我发现中国人要讲人道得多（为了达到宣传的目的）。但是，关于他们对待
被我们收容的俘虏的态度，我们却很不了解。也许，我们事先就应想到：按共产党的那套逻
辑，他们会认为这些俘虏完全可以牺牲掉，会认为这些人的价值在于他们大概还能为共产主
义的最终胜利做出点贡献。但是，我们事实上并未预见到这种情况。日内瓦公约主要涉及的
是俘虏的权利问题。我们没有想到需要专门考虑收容国的权利问题，即采取有力步骤对付战
俘营内中坚分子的叛乱问题。
由于我们企图将俘虏区分为同意和拒绝遣返回国这两种人，一九五二年一月出现了发生
真正麻烦事情的第一个征候。在这之前的一年，为了把受共产党压力而被迫服役当兵或当劳
工的朝鲜平民区分出来，曾经进行过一次审查。
当时，我们不曾遇到任何抗拒行动。三万八千名俘虏因此而被划为平民予以释放。
以往，集中营里也曾不断发生各种未经组织的闹事行为，但看守人员都能够处理这些事
件。然而，一九五二年初，谈判双方正在讨论俘虏的遣返问题。华盛顿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我们决不同意将任何不愿意回去的俘虏遣送回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方面认为，为了卓有成效
地讨论这一问题，他们需要知道有多少俘虏能够送回国去，有多少俘虏会取得某种避难权。
为此，我们又着手进行另一次审查。
这一次，战俘们进行了暴力抵抗。后来我们得知，这是根据来自板门店的直接命令采取
的行动，那里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加强他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地位，需要制造一个能有
力地证明战俘们赞成遣返回国的事件。
在一个营地里，犯人们用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各种各样临时凑合的武器（镐把、带刺的
铁丝做的连枷状武器、秘密地用收集在一起的金属碎片磨制而成的刀斧，甚至用帐篷撑杆做
成的长矛）武装起来，袭击了美军第27步兵团的一个营。该营是派进来在南朝鲜审查委员会
调查情况时维持秩序的。鉴于避免造成任何死亡十分重要，士兵们仅使用震荡手榴弹来阻止
暴乱分子（如果造成死亡，共产党方面就能将其夸大成大屠杀）。最后，指挥官不得不命令部
队向暴徒们开枪。直到这时，战俘们才撤了回去。在这场骚乱中，一个美国人被杀害。犯人
中有好几个被打死，另有一百多人受伤。
正是在这次暴乱之后，我们才决定将战俘营疏散到济州岛和峰岩岛，并决定增加看守和
警戒人员。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阴谋的复杂性和深刻背景。
整个春季，战俘营中的骚乱事件不断增多。他们举行群众大会，打着写有反美口号的大
幅标语，升起北朝鲜的旗帜，并且组织各种各样的挑衅和反抗行动。
到四月底，在巨济岛上的十七个战俘营中还有七个没有完成调查工作。这七个战俘营闹
得最凶。事情很清楚，只有在双方付出某些生命的代价、我们强行进入战俘营并对战俘严加
管束之后，才能正常地统计同意和反对遣返的人数。范弗里特又将美军一个营调进去协助平
息这几个战俘营的骚乱。同时，他还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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