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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光的眼里出现了见证北极光的奇幻色彩后的狂喜和惊骇。他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这样讲过个人犯罪与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也从来不知道有谁能如此同情那些被惩罚、被鄙视，却实为社会牺牲品的囚犯们。震惊之余，他再次被说话人声音里的什么东西不可自拔地吸引住了。
“那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更合理的社会制度吗？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理想吗？”李东光忍不住问 。
“至少现在还没有。社会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比资本主义更人道也更进步，可是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你看，现在的大###和我被关在这里就是事实。不过马克思说过，将来的社会一定会批判在它之前的社会，既使是共产主义也不例外。因为到了那时也仍会有不公正存在，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批判精神是所有社会进步的前提和保障。”
共产主义将来也会被批判——这竟然是马克思说过的话！李东光因为太感意外，竟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时看守推门进来说探监的时间到了。直到这个看守在门外问李东光囚犯是否听从了他的思想教育并有悔改表现时，齐天卓才知道中学教师是用了什么理由来这里见他的。
晚上，躺在那间臭气依旧的牢房里，齐天卓第一次感到恶臭不那么刺鼻了，周围的人也是可以容忍的了。当天晚上他彻夜难眠。李东光闪亮的眼睛占满了整间牢房。
在回学校的路上，中学老师李东光一直想着刚才囚犯李天卓说过的话。“一个社会不能靠惩罚个人的冲动来减少犯罪；缺少对个人真正人道关怀的制度，才是无数社会底层人犯罪的根源。”这些话让他心惊肉跳，也迫使他的思维进入一个从未涉足过，却是激动人心的陌生领域。
一团破碎的大字报飘落在人行道上，摊在了他要走的路上。他用脚一下把它踢开，感到自己无论如何也必须为那个囚犯做些什么。
那以后他又去县监狱见过几次齐天卓。
大约在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五个多月后的一天，齐天卓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出狱之前他被告之，他的案子是个错案，他被冤枉了。刚一出监狱，刺眼的阳光加上四周农田的开阔和野花的清香几乎让他当即昏厥。然后他看见中学老师李东光就在一边站着等他。他明白自己的被释放肯定与这个现在已经成为朋友的人有关系，虽然难以想象他是如何办成这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当他想问起这件事时，朋友却向无边的麦地望去，只轻淡地说，他应该感谢自己的运气好就行了。
听了这话，齐天卓什么也没说。一脚迈出这个本要被关上十五年的监狱，他心里只有刻骨铭心的感动。一个人一生中“文章遇知己”和“沦落遇恩人”这三生有幸的两大幸事都让他遇到了。
直到十多年以后，齐天卓在当上了某市市长时，才从当时的乔县监狱早已退休的负责人那里了解到，当年李东光是靠卖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手表，自行车，然后给当时的监狱长，一个小学没毕业且嗜酒如命的人送了三瓶茅台之后，后者才想办法托人改判了齐天卓的案子。而李东光是如何了解到这个监狱长的嗜酒习性，他就不得而知了。
齐天卓出狱后再没有回他原来的报社。李东光向乔县中学校长推荐齐天卓教高中语文，顶替一个一年前去外地搞串联后已经不打算回来的女老师。该校长基于对李东光的信任和对齐天卓当过报社副总编这一背景的赏识，便同意了。那年，李东光二十八岁，齐天卓三十一岁。
当时的乔县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不过还没有停课。不少学生开始不来上课，去参加写大字报和上街宣传毛泽东思想。齐天卓和李东光每天上课，去食堂吃饭，都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他们都不想卷入学校的政治活动，有空就一起看书，散步，争论着他们那个年龄的男性头脑里必然存在的无穷多的问题，包括社会的、哲学的和文学艺术的。后来，乔县中学和全国学校一样，也全面停课了。李东光和齐天卓借口说他们要去外地串联，一起离开了学校。
他们躲到了五十里外天水坞村的李东光家。李东光守寡多年的老母亲很喜欢儿子的这个朋友。就像所有的农村妇女都喜欢看见读书人一样，每次他们一回来，她就会咧着掉了几颗牙的嘴开心地笑，并不停地用衣袖擦着泛红的眼睛。
虽然那场政治运动也遍及了农村，但政治对于农民毕竟不如种地吃饭那样重要，他们的日子比起县中学的日子要平静很多。傍晚，他们喜欢去村西边的杨树林里散步，争论问题，追野兔，尝野果，学鸟儿叫，或认真地欣赏每一棵树的不同。
杨树林的尽头有一个高五、六米高、长几十米、宽一米的土坝，面对着大片农田，上面长满了野草和藤蔓。李东光的老母亲说，那坝原是早年间为防洪水修的堤坝，后来多年没有发水就废弃了，土被人挖走，就只剩下了那一段。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着迷般地每天都去土坝上欣赏惊心动魄的日落，看其不重样的美和融化一切的壮美。站在土坝上往下看，世界似乎瞬间缩小；躺在上面的草丛里向上看，又有身在挪亚方舟上的感觉。他们喜欢在日落后静静地躺在草丛里，不说话，听昆虫庸懒单调的叫声，吸着混杂着草长、时断时续的男人吆喝牲口声。
就在这被落日营造得如神话般绮丽而热情的空气里，他们同时听见了一种没有声音的声音，一种在瞬间用感觉才能听见的关于情感的声音，一种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在世界上存在着的声音，却第一次被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生命中听见了。上天从来没有把这种瞬间体验局限在人世的某一地点、某一年代，或人类特定的性别和年龄之间。它的发生如同春天里许多经过冬天漫长的等待必然破土生发的植物一样，没有预谋，没有意识，没有选择，却像每一个婴儿的出生一样地自然和不可避免。
感觉到那个柔润清亮如天籁般的声音，齐天卓心里然涌起一波类似当年在县监狱中有过的巨大感动。他想永久地留住那种感觉。那种感觉里有对无声地理解自己此刻感觉的那个人的感激，也有对整个宇宙为此刻而存在着的感激。
他们对视时，都感觉对方不再是一秒钟之前的同一个人了——他们都在听见那个天籁般声音的同时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具有神性、充满了生命原本活力和愿望的人。但是，发现自己内心的新大陆既是一个令人心魄摇撼的伟大瞬间，也是一个令人无比恐慌的时刻。因为它仍属于被人类按需要和定义归类过的主要情感范畴之外的存在形式，无论它早已在人类生活中存在了多久。
齐天卓因为右臂抖得太厉害，身体也跟着摇晃起来。他不得不用左手去强压右臂，但收效不大。站在旁边的李东光看着朋友的痛苦挣扎，先是不知所措，然后跨前一步，想用自己的双手握住朋友的手臂，如同要安抚一个受了自己感情惊吓的孩子。但是，由于激动他的动作过猛，几乎是撞在了李东光的身上。慌乱中，他想表达歉意并 纠正自己的动作，可是悬在空中的双手却把朋友连同他抖动的手臂一起抱住了。
他们就那样站着，谁都没有再动，两人都感到了对方加快了的呼吸。他们的思想和语言都停止了判断和质疑，只觉得他们身体的相互触及如同夕阳必然接受大地的等待，归鸟必然回归巢穴般地自然。齐天卓的手臂停止了抖动，平静得像个睡熟的孩子。夕阳只剩下了最后的一个亮点，架在田野尽头的地平在线，似乎迟疑着下沉的速度。然后，他们在对方的眼里读到了明白无误的渴望，同时还有恐惧——人类对真实情感永恒的恐惧，对意识到表达爱的不熟悉的形式的恐惧。随着恐惧的在齐天卓脑中的出现，他平静下来的手臂又开始更猛烈地震动起来。随着他身体的摇晃，他发出一声像见到死亡一样的喊叫。他松开了朋友的手，大口喘着气，后退了几步，然后一个突然转身，独自仓皇地跑下土坝去。
李东光站在原地没有动，身后是暮色中静谧的田地，头上是即将出现的蓝色星空。灵魂的脆弱性和宇宙的脆弱性一样，从一开始就以无法平衡的形式出现。
几天后，齐天卓独自先回学校去了。之后他参加了学校里的政治活动，竭力想在远离朋友的外界寻找什么极端的事做一做，无论是否有意义，只为减少自己无法理解的恐惧、焦虑和困惑。他第一次体验到了人在精神需求和友谊之外的另一种情感和希求，虽然只是被他朦胧却倘不具体地渴望着。他的希求与恐惧成正比地增长着，因此他选择了生硬的逃避。
但齐天卓不久就离开了他所参加的政治组织，因为有人指责他革命意志不彻底，不坚定。他在宿舍里把自己关闭了将近一个月，每天都在彷徨中思考。当李东光从天水坞返回学校时，他已经决定弃教从政，去实现他一直想要变革社会的抱负。
他们仍去运河边上散步。当齐天卓滔滔地谈到他将如何具体实现他从政的计划时，他意识到了自己声音里的惴惴不安，好像一个孩子太想得到什么，因为母亲不允许而不得不认真陈述一个籍口一样。他猜想着身边的朋友是否也察觉到了。
“我知道政治很复杂也很危险，”前报社副主编的齐天卓的声音有些急促，眼睛望着运河上来往的船只和岸边那个作为地标的宝塔。“但是，也许只有参与政治才有可能最快最有效地改变至少是一个地方人群的生活质量，即使不是整个国家和制度的话。”
他不看身边的朋友，又说：“你不觉得做文人很可怜吗？看看我自己的经历吧！不改变社会现状是不行的，而不从政就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李东光只是和他的朋友一起向前走，没有说太多话。他能用自己与生俱来的敏感感知到正在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切，包括朋友内心的紧张和言不由衷，却没有勇气把它说出来。他始终平静地听着，直到最后才说，他很理解朋友的这个决定，也相信他有实现自己政治抱负所必需的热情和才能。
齐天卓准备先到南方的d市开始工作，他有个亲戚在那边。分手那天，李东光帮助朋友把行李拿出了他们共同住了三年多的集体宿舍。在火车站台上，齐天卓强笑着让朋友给他写信，可是手臂的剧烈颤动却让他脸上的微笑也随着抖动起来，完全走了样儿。李东光装做没有看见，也微笑着点头作答，让他在那边学会爱护自己，注意健康。他对着朋友慢慢挥手，直到火车消失。
经亲戚推荐，又鉴于他在报社的工作经历，齐天卓先给当时的d市市委书记当了秘书。该书记当时是个复员军人，当过工人，由于造反出了名在文革期间当上了市委书记。他喜欢脱了鞋打麻将和酒后唱些京剧段子。齐天卓来了之后，他就把很多日常工作的安排都交给了新秘书。几年后，齐天卓使自己磨练出对环境极大的忍耐力和适应性，同时对该市政府的工作运做和存在的诸多问题已经了如指掌。
一九七六年，历时十年的文化革命最终结束。随着新一代国家领导人的掌权，国内的形势开始发生大变。新政府下决定专心发展经济，搞改革开放，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新政策使社会日趋安定下来。d市政府领导层也进行了改组。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取代了爱听戏的复员军人。工作中，他很欣赏齐天卓的清晰理论头脑和出色的实干能力，接连采纳了当时还只是自己秘书的齐天卓对市政建设的多项建议，使d市的教育、司法、卫生和文化现状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和超前的改革。三年后，当该市委书记升迁离任时，他亲自推荐齐天卓为接任自己职位的第一人选。不久，齐天卓被选为d市负责文教和司法工作的副市长。在他任职的五年里，他做的不少事情令人刮目相看，引起了该市所属a省省委的高度重视。仅几年之后，齐天卓就被a省省委任命为省委书记。那年他刚满43岁。
从离开乔县中学到他当上省委书记，齐天卓已经确确实实地用手中的权力实现了他当年决定从政时的许多理想，尽管还不是全部。
当年刚到d市工作时，齐天卓感到各方面都很不适应，经常给李东光写信，告诉他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他的情况。每次写信他都用毛笔。李东光接到朋友的信，也总会及时地用毛笔复信，告诉他文革结束后学校里发生的诸多变化。每次通信，他们都习惯给对方抄送一段古诗词，似乎在含蓄地表达信的内容以外的什么未尽之言。后来，齐天卓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忙，信就写得少了。但是他每次写信，李东光总是及时地给他回信。当电话在全国普及以后，他们开始隔一段时间通一次电话，信就写得更少了。
每次齐天卓告诉朋友关于自己升迁的消息时，李东光总是诚恳地向他祝贺，并从不忘记提醒他不要因过度工作而忽略了身体健康。逢年过节，李东光也总会给齐天卓寄一些天水坞和乔县的土特产。
二、三十几年就这样过去了。期间他们见过面，每次都是因为齐天卓出差到北方来开会。见了面他们谈的多是工作、身体和学校里的事。每一次他们都清楚地在对方的脸上看到岁月的留痕。
齐天卓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无法回避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让他的时间过得很快，每天都是在秘书安排的无数大小会议、讲话、国内外参观视察、剪彩、看档和接见市里和省里各部门代表等活动中过去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认为这是他应该过的生活，是他自己的选择，并没有感到任何遗憾。他所领导的省不但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领先一步，并且在法制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方面都有大胆的举措。
他有过红颜知己，但从没有和谁结婚的打算。至于他的单身生活，他总是对别人说他是个不适合家庭生活的人，而为什么这样说，连他自己也不很清楚。
仕途一帆风顺的时候，齐天卓曾出过一件事。当时作为省委书记的他，曾要求在省内严格审理###和一切刑事犯，同时要求尽可能地给予他们人性化的对待和处理。他多次强烈建议省委加大对###门拨款的力度。在一次省委的教育会议上，他表示，本省贫困地区读不起书的孩子只能靠社会上的个人捐助，甚至靠本身生活就属贫困的好心人的捐助，是一件使他感到汗颜的事，也是对经济已经强盛起来的国家教育政策的质疑。此外，他严格控制省政府的一切办公开支，杜绝公款吃喝，对干部的廉正实行严格的监管制度，尤其对执法人员的犯罪处理上绝不手软。他大力扶持省里的文化事业，在全国率先开办免费公共图书馆。但是，这些过于超前的改革得罪了省委一部分因忌妒和需要维护既得利益的人的反对。一段时间内，甚至有人不停地写匿名信威胁他的人身安全。
一次，他在与李东光通电话的时候提起了这件事，忽然感到一阵久违的激动。那一刻，他如此渴望能和分离多年的朋友在一起，让他用平静、接纳的眼神和镇定的声音安慰自己，就像当年在县监狱里一样。多年的官场生涯里，他除了工作关系上的熟人以外并没有遇到一个能真正称得上是朋友的人。在电话里听见李东光熟悉的嗓音， 他生出一种想家的感觉，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其它。
那天放下电话后，他在宽大的办公室里竟感到有些迷失了，不再像一个遇事理智而果断的省委书记。那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又回到了乔县中学的那间简陋的教师宿舍，和李东光痛快地争论起各种问题，包括他现在工作中的棘手问题和各种观念上的阻力。然后他们又一起到运河边去散步，看往来的帆船，听船夫悠悠的号子，任湿凉的河风阵阵拂面。他终于舒心地笑起来。自从离开了乔县中学后他还没有这样笑过。醒来后，他开着床头灯躺了很久，疑惑地感到自己似乎把什么重要的东西遗失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不过第二天紧张的工作日程很快就让他忘了那个梦。
当齐天卓已是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时，他生了几次大病，期间是靠家里的保姆照料的。在生活上明显需要一个人的情况下，他接受了别人的撮合，与省委的一个女翻译结了婚，婚后一直没有孩子。
时间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似乎可以就这样走到他们各自生命的尽头。
2003年冬天的一个凌晨，齐天卓接到一个电话，是天水坞村的村民李重打来的。对方说他是李东光的表哥，然后说他六十二岁的表弟得了肺癌，已是晚期，现住在乔县医院。他最后说李东光是在上一次清醒时，指着自己电话本上齐天卓的名字示意让他打这个电话的。
齐天卓挂了电话后楞了好一阵，似乎无法确定这个才听到的消息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甚至开始怀疑那个电话只是梦里的事实。他从来不知道朋友有病的事，甚至就在两个月前他们通电话互致新年问候时，李东光也没有提到过自己的病。齐天卓立刻拨通了秘书的电话。清晨5点半，他乘飞机再换汽车赶到了朋友所在的乔县医院。
当齐天卓终于见到病床上脸色灰白、身体瘦弱得已经变小了的李东光时，一种陌生的绝望感控制了他。他有些失控地对医生叫喊，要求把李东光马上转到北京最好的医院去救治。李东光的主治医生平静地对他说，你可以这样做，不过已经太晚了。医生还说，李东光已经发病半年多，现在病情已到晚期，情况很不乐观。
在朋友临终前的那些天里，齐天卓一直坐在他的病床边，再没有松开过握住他的手。这是他几十年里第一次真正把工作放下，允许自己的头脑去想工作以外的事。只有到了那时，看着已经不能说话，也不能睁眼的李东光，他才忽然明白，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人原来依旧是他一生中唯一能称为朋友的朋友。他进而明白，发生在两个人类成员之间的那奇妙难言、近乎宗教感情般的神圣的相互接受和理解，原本是一个人一生中所能得到的最高馈赠。无数人终其一生都不曾有过这种可遇不可求的相知相遇，他们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多是被敷衍、不理解、敌视或者误解维系着。
他把李东光柔弱无力的手放在自己的两只手中，封紧，似乎想在最后时刻把自己生命的能量输进朋友正在逝去的生命中去。与朋友的手的接触带来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震撼，他也清楚地感觉到朋友的手在自己的手中悸动了一下。
看着朋友那张像在恬息般的脸，他感到体内有什么坚固了几十年的东西开始摇动了，他作为一个政府高官一贯持有的理性和自信开始了自身的解体过程。曾经让他感到恐惧的一切，都在朋友那张平静的脸上被否定和摧毁了。在经历着内心的剧烈无声的崩溃中，他终于明白，多年来他用从政去否定的东西不但依旧活着，而且当初打败自己的恐惧现在已经要被他彻底征服了。他意识到自己似乎被什么说不清的东西欺骗了，是与人类对自己感情的恐惧有关的什么东西欺骗了几乎一生。
李重在齐天卓离开县医院时给了他一个信封。上面写着自己名字的毛笔字迹虽已有些歪斜，但仍能辨出是朋友熟悉的字迹。他找了个僻静处把信读了。
天卓，我的朋友：
你读这封信时我大概无法和你说什么了。生命真的很短促，这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我这一生里值得记忆的人和事似乎不少，其实也不多。其中称得上是刻骨铭心的经历只有一次；那就是与你的相识。你给了我一个人生命中可能从另一人那里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并让我享用了一生。谢谢你； 天卓，我真的很知足，没有遗憾。
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让我懂得并体验了真情实感的人；这从来都不是人人都能享有的特权，在现在的生活里则更是如此。我是当年在县监狱里从你的眼睛里第一次发现它们的。没有经历过理想和激情的生活绝对是遗憾的，我却由于你的出现免除了这种遗憾。我们都没有刻意让什么发生或不发生，因此谁也没有错。我们都是凡人；因此都有凡人对自身以外的世界和人的恐惧；以及对世人规范的众多观念的恐惧。这些我都理解，太理解了。发现、探索自己的情感世界的新大陆需要额外的勇气和坦城，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却不是人人都能承受的。哥伦布为美洲的发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世界上只有一个哥伦布。美洲今天的一切辉煌都与一个人的勇气息息相关，但是现在的地球上又有多少人总能意识到这一事实？
人类对自己内心情感的恐惧甚于仇恨和战争，一直都是。后者可以有无数种存在形式，也可以制造无数英雄；前者则不行。因为太美的东西对人造成的威胁不亚于战争的威胁。你当年去从政并不能改变曾经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事实——它到底有多美好，只有我知道。
人在社会生活中从来都难以活得完全自在和坦诚，文学便给他挖凿了一个心灵的防空洞。我庆幸这一生有文学和学生相伴，得到了我能享有的最大满足，虽然孤独寂寞时常有，但那难道不是大多数人避免不了的生存现实吗？希望你也能在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无论在哪儿，以什么形式。
好了，我先走了。先去看看夕阳后面的那个世界，它应该更精彩。你会来吗？”
李东光
齐天卓手中的宣纸因为他右臂的急速震颤而同频率地摇晃起来。他完全忘了自己身在何处。他逃避了一生的恐惧就在他的朋友即将离去时，变成一个象日落般美丽和简单的事实。
省委书记齐天卓在秋天充满暖色的杨树林里继续走着，夕阳柔和的红光穿过树枝和树闲漂过。几十载的官场生活早已经磨碎了这些记忆，有时偶然出现，也已像是另一个不再真实的梦境。落远好听的号子。。。有雨落在地上和窗上的沙沙声和掉在院子里鸡窝顶上的淅沥声。。。那是他们当年躲在天水坞的日子里早雨天写毛笔字时总能听到的。。。那声音从敞开的窗户飘入，裹着很重的雨腥味。。。看见了，又看见了，从朋友家那个敞开的窗户，他们看见了远处大片农田里和山腰间缭绕的一层层如烟似水的朦朦雨雾，仿佛面对一幅放大的水墨画。村中农舍的烟囱里，和雨雾混在一起的炊烟袅袅上升。。。
天与地都睡着了，除了附近什么地方催眠般的蛙叫声和村里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叫。齐天卓真的睡着了，不顾一切地像玩累了的孩子一样睡着了。他全忘了停在村边玉米地里的专车和还在等着他的司机。
绣穿寂寞的女人——扶犁手的妻子莲芯
莲芯是天水坞村李重的老婆。她中等身高，五官请秀，丹凤眼，皮肤比所有天水坞的女人都细白。李重是天水坞唯一的地主李大元的独子，莲芯十七岁那年就嫁到了李家。但是李重在和她成亲后就离家出走了，而且一走就是十八年，中间没有回过一次家。后来直到文化革命开始后，李重因为是地主出身，被红卫兵遣送回老家进行改造，莲芯才又和他见了面。
莲芯的娘家是离天水坞几十里的一个大户人家，除了三个儿子，莲芯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她从小就被母亲教会了各种做姑娘和做女人的规矩和操守。六岁时，她被母亲按当地的习俗裹了脚，七岁就由专人教她做女红。莲芯没读过书，但天资过人，她十二、三岁时绣出的绣品就让很多长她一辈的女都人自叹不如，再大一点，方圆百十里的女人家没有不知道她的绣功的。莲芯十七岁那年，天水坞村的地主李大元托媒人找到了她家，为自己的儿子说媒。李重当时是那一带唯一读完了洋人开办的乔县中学的人，因此，凡是听说这门亲事的人都认定，这两两人结亲是再般配不过的。李大元更是感到称心如意，因为他身体连年欠佳，早就盼着读完中学的儿子能尽快成婚，生儿育女，继承李家家业。
可是，就在完婚的当天，莲芯对出嫁后的期盼就全部破灭了。她母亲教给她的所有关于为人妇的行为告诫都没有派上用场。她永远都忘不了新郎李重那天晚上的眼神。他一整夜都坐在装饰繁复的新房里的一把红木椅子里，眼睛里全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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