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祷亓恕
正所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返回的路上，没有歌声，也没有浪漫，只有现实主义。
将近中午，回到了东甸子。这一场风花雪月的梦，就此无影无踪。下午，我们又去了生产队，听驴嘶马叫，干杂活儿。
那时候我们是小孩儿，可是小孩儿也有现实得可怕的一面。我们赶了十多里夜路，在窝棚里趴了一宿，要是搁在现在的成人，还不得在水库玩疯了再回来？可是，我们就这么匆匆忙忙回来了。那个下午，干了些什么活儿，干的那活儿对我们一生有什么重大意义，我现在狗屁也记不起来了。可是，我一辈子都记住了哪个无比浪漫的晚上和深深遗憾的撤离。
李白说：“人生得意须尽欢。”我早就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明白人。人撑死能活多久？现实主义又好在哪？能带到棺材里去吗？能尽欢的时候，不尽欢，那不是大傻瓜吗？我很叹服那时候的王亚奎，那么小，就知道积累工分，如果他后来一直是这个价值观，那么这30多年，还不知道积累了多少工分呢！不知他现在下岗了没有？不知他今天用不用为孩子的学费发愁？一个人，再现实，还能抗得过潮流的瞬息万变吗？那时候，多挣10个工分，就能保证一辈子不再受穷了吗？
我今天，已经明白了绝大部分人生道理。但有些事，即使明白也已经晚了，晚了！
16
远征水库后没有几天，苦难夏锄开始了。在农村里，春耕并不可怕，冬天也就是混工分，最可怕的活计只有两项，夏锄（老屯叫“铲地”）和秋收（老屯叫“嘎地”，就是“割地”之意）。夏锄时正是农历“夏至”前后，白天日照最长，在东北有16个小时，只要能看见苗，就得干。所有的地块，在一个半月内要锄三遍，才不至于杂草丛生，才能保证庄稼的营养。这“铲地”，是个高难度的技术活，老农们抡锄如飞，眨眼之间要把苗留下，草锄掉，所有的土还要松一遍，简直是武俠的工夫。没开铲之前，老屯们对铲地难度的描述，就吓得我们不轻。一开铲，果不其然，能把人累死。我们不仅抡不好锄头，也挺不了那么长时间。东北的地，都是大块儿的，一条垄，恨不能有三公里长，一眼望不到头，让你绝望到想死。
夏日炎炎，晒不了两天，我们就成了有色人种。老屯们都戴着尖斗笠，个个都成了大清兵。那尖斗笠，可是有讲究，是用麦秸编的，有空隙，能透风。他们嘲笑城里人劳动时戴的“蘑菇”草帽，说：“那叫啥玩意儿，王八盖子，闷死人！”是啊，到了农村，才知道，在老屯眼里，城里人基本都很蠢，就一点比乡下人强，那就是能够月月领公家的钱，而且还领得挺多。
这回蠢人的孩子们到乡下接受“再教育”来了，老屯们很解气，总要教训教训知青，城里人有多么蠢。夏锄一开始，蠢不蠢，立刻就很分明。老屯们走笔龙蛇，霎时就干出去半根垄。如果以北京的地理打比方，他们相当于已经干到“北二环”了，我们还在“南二环”穷追。
庞德海一伙道德堕落分子，这时候早就撕下了文明的画皮，一到地头，返过身来就“接”美眉。“接”就是帮着铲，三下五除二，两下里大会师。美眉们一个媚眼一阵笑，估计老庞他们那勉档裤都要兜不住了。那边会师了，把我们几个雄性的，就那么撂在地半截，没人管。大帮人马一到地头就歇气儿，约有20分钟。等我们忙活到地头，人家早就另起一垄开干了。
这“铲地”，着实让我们中有几个人“熊”了。
热，渴，累，漫无尽头。再怎么说是“炼青春”，我们这也是童工啊。即便童工也不要紧，好处是可以不长成“豆芽菜”，身体棒，但是，别给我们气受啊。
干了几天，我和老龚、家轩、小迷糊四个少爷秧子顶不住了。私下里就商量：“还干他娘个蛋！没拿我们当人，干也是白干。”
老龚有谋略，摸着上唇的一点点小黑胡说：“咱们得想办法，东甸子，不是咱们久留之处。你看老房他们仨，都玩了命了，他们是想进步。这么一整，咱们太孤立，得挪地方。”
小迷糊说：“我这就回家，看看能不能往长春附近转户。再怎么，也得离家近一点。”
我问：“你有啥办法？”
小迷糊说：“问问家里，乡下有没有亲戚。把咱们四个一块儿转过去，从头来，不在这儿受他妈的气。”
家轩说：“对，我也回家问问。”
老龚对我说：“咱们两家，在农村没亲戚，明天就去串户吧。找找同学，看哪儿能有机会安排咱们。”
第二天，我们就扔了锄头，再没捡起来。
那年月，知青在农村确实没出路。现在的少壮学者提起那时候，都牙恨得痒痒的，说是“集体无意识”。但是，他们死都不肯说一个真相，那就是，那时候是青年人最自由的时期。回城虽然没门儿，但是自由无比。“贫下中能”虽然说了算，但人民公社不强迫知青非得劳动，你愿意干不干。不干，就没工分。年终分粮的时候，要是工分值不够口粮钱，你拿钱买就是了。每人400多斤粮，是活命的，队长也不敢扣下。第一年，我们是国家包给粮食，吃喝不用愁，那两个卖命的工分，挣不挣，我们根本就不在乎。
不是说“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么，那时候的插队知青，就生存在这最自由的“社会组织”中。贫下中农拿我们小少爷没办法，除了道德鄙视，他们没有强制权。这道德鄙视，就好比现在的人鄙视“包二奶”，当什么用？照包不误！
老房、亚奎和长骏三个人，终于放弃了自由，决心当牛做马了。他们是工人出身，从小没少干活，比我们能受罪。刘队长开的那个社员评工分大会，起到了“一石三鸟”的作用，彻底分化了我们户。
女生们，是集万千宠爱在一身，不用说了。看样子，都时刻准备着，要做老庞他们的二奶了。白天干活儿，美眉们娇声娇语，为的就是让老庞他们多帮点儿忙，到晚上，就到人家家里去搞统战。那些少壮老屯的黄脸婆，也不知是真傻还是假傻，都放下大老婆架子，对这些“准二奶”关爱备至。
老房他们仨，用苦干表忠心，老屯看在眼里，都说他们干得不错。其实他们技术也没啥提高，老屯看得顺眼，那就是好。那时我们不明白这是中国特色，只气不过，我们不比他们差，但怎么干都不讨好。那时候想，这“贫下中能”真是浑不讲理。我们没想到，30多年后，拿着高等文凭的人，也一样浑。能不能让人家看顺眼，是我们中国人做人的头等大事，一百年都不可能变。
我们四个罢了工，在家里做出发准备。开饭就吃饭，吃完就躺在炕上议论出走计划。
正是梁燕眉轮值做饭，我们谁也没心思帮她挑水抱柴禾了。她抽了个空，在外屋地小声问我：“你们怎么不去干活儿？”
我踌躇半天，说：“不想干了，想玩玩。”
梁燕眉深深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充满怨情。这一眼，直刺我心。
在女生当中，她是唯一比较正派的。虽然少壮老屯免不了也要跟她调笑，但她总还有个分寸。不像其他那几个，浪得要把人家勉档裤子撑开。梁燕眉这充满怨恨的一眼，我知道，就意味着“可以处一处”宣告终结了。
霎时，我心乱如麻。
看她俊俏的脸、水汪汪的眼睛，无一处不透着善良。可这善良的姑娘，就此，将与我渐行渐远。命运，为何如此残酷啊？我头一仰，眼泪差点儿没掉出来。
小迷糊开门出来，看看我，又看看刘，挺纳闷儿，问我：“你咋啦？”
我赶紧掩饰说：“烟呛了。”
小迷糊若有所思，一笑，“枯吃枯吃”踩着秫秸叶子出去了。
梁燕眉忽然转过身来。我看见，那眼圈也是红的。她几乎是恳求地对我说：“你们就别瞎闹了，好不？”
我摇摇头。
这时候，听见里屋老龚他们在开门，也要出来，梁燕眉赶紧蹲下，继续烧火。我急忙一转身，出了大门。
我们之间一段可能的青春恋情，就这样走到了头。心痛的感觉，就是35年后的今天，还让我忘不了！
就这样在户里窝了两天。第三天，四个人分头行动。
从这天开始，我经历了一段流浪生活。背着草绿色的仿军用挎包，揣了一本艾青先生的诗选和一本高尔基散文选，身上带了两块钱，就走上了漫漫长路。我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大致就是向北走，向更加荒凉的地方走。
那时候，钱值钱。两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四、五百了。那时坐一趟电车才五分，吃根冰棍儿也是五分，看场电影一毛，买本书三、五毛。手里的两块钱，正经顶一阵儿用了。
离开了令人窒息的村庄，走在山野里，才发现，夏季的野外真是太美了。树木郁郁葱葱，天格外的蓝，田野也不那么令人恐惧了。我不紧不慢地走着，心里回味着艾青描写他在山间公路上徒步跋涉的诗，感觉到自由真是美呀，但是又让人迷茫。
我从小就羡慕外国小说里的流浪汉，他们破衣烂衫，却能够笑对生活。而我现在，也是在流浪，却一点儿笑不出来。
一路走，一路问地点，朦朦胧胧地把握着方向。我们学校在这边的集体户有不少，我每找到一个，就住下两天，然后再走。这些同学，都是初中的，哪个年级的都有，虽然不熟，一说起来，彼此却都知道。
那年月，知青就是兄弟，去远处的集体户串门儿，一报家门，就可以免费吃住，没有人会收钱。以这种方法，流浪一年都可以。我到了人家地盘上，人家都能热情招待，他们有什么，我就吃什么。晚上他们挤出被子来给我盖。
白天，大家都下了地，我一个人躺在炕上看书。听见寂静中，窗外有鸡在“咕咕”地叫，一派很祥和的气氛，让人想起了“大革命”前。
我看书看够了，就起身到院子里闲坐，看篱笆围起来的菜园子。一行行的黄瓜、西红柿和茄子苗，都长得绿缨缨的。集体户的房子，跟农家的差不多，都有猪圈、鸡窝、柴火垛，房檐下也挂着干辣椒和蒜辫子。如果不是接受“再教育”，这里的生活，其实挺好的。
我的校友们好像跟当地的“贫下中能”还能和平共处，没有像我们那样尖锐的矛盾。每天去地里劳动，就像以前上课一样。收工后，也不叫累，只是麻木地吃饭、说说话，洗洗，睡觉。
他们距离公路较远，所以认为自己离城市也较远，都爱跟我打听长春的情况。我哪里知道什么新鲜东西，只把道听途说的跟他们讲讲。心想，自己这不成了传教士了？用话来安慰比我更可怜的人。
流浪的日子里，其实一分钱也没花。所到之处，虽没有梁山那样大碗吃肉，但饭是吃得饱的。走的时候打个招呼，也不必特别感谢。淳朴的年代里，人心还是白纸。此后，我再也没见过我的这些校友。那时候，大约有500万我们的“同志”，就遍布在我们国家的广大乡村。他们每天都是这样在过着。而像我一样为了某个念头而流浪的人，却很少。
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情况，比我们还要差，大多数的生产队都比我们那里穷。在那些地方，我根本没敢提转户的事情，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那么穷的地方，除非上面有强制命令，不然哪里的农民都不会同意一下子接收四个知青进来。
我只能一村又一庄地走。想想自己跟高尔基差不多了，在社会这个“我的大学”里，到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慢慢的，走进深山里来了。问一问农家，原来是林胜公社。我心头一喜：我们班，就有一个精英分子集体户在这里。我逢人就问，鍥而不舍，终于打听到了那个户在什么大队，就直奔那儿去了。
暮色中，我终于找到了红石大队我们班的那个户。
这一户，人强马壮，集中了我们班原来所有的班干部。他们大部分是原我们对立面组织的，除了从我们组织“叛变”过去的小于之外，都是精英。老成、老杨、小陈、小涂，这都是省直机关局处级干部的孩子，家里住小洋房，房间多得让我头晕。大革命前，他们对我还是满友好的，整体上也算教养比较好，虽然有一点点傲气，但不明显。
革命风暴一来，两极分化。他们要保老爹，所以参加了保皇派。那一派，很臭，处处搞不过我们，憋了一肚子气。在两派僵持的时候，我们都住在学校教学楼。一天晚上，我们听说他们要来“砸”我们战斗组，老龚便让我去侦察一下。我偷偷来到二楼他们战斗组门口，意外地发现他们黑了灯，门又开着，便探头去望。只见见里面有几个黑影，动也不动，很紧张地戒备着。我不知是什么意思，看了半天。里边似乎很紧张，连喘息声都能听见。我看不出名堂来，就走了。
回到一楼我们战斗组，一说情况，大家都乱猜。老龚说：“不好，他们确实在做准备，今晚肯定来。咱们要防备好，别睡，极有可能是后半夜来。我去通知高年级同学，让他们一有情况赶快来增援。你们，抓紧时间多捡点儿砖头。”
小迷糊扎好军用皮带，挺挺胸说：“敢来，往死里砸他狗日的！”
我们彻夜未眠，但敌人并未来。
原来，当时他们战斗组正在搬家，刚巧电灯泡憋爆了，正在手足无措间，我在门口探了头。里面以为是我们要袭击他们，都严阵以待。只要我跨进去，就是一顿暴打。结果我走了。他们摸不着头脑，分析了一下，认为是我们要去“砸”他们，我不过是个侦察兵。于是这一夜，他们也彻夜未眠。
后来我们组织逐渐坐大，终于把他们一派全部撵出了学校。
当时两拨人的敌对情况，可见一斑。
可是，在这黄昏的小山村见到他们，双方都泯去了恩仇。小于看见我，一声欢呼：“你小子怎么来了？”
大家围上来，问这问那。做饭的女生招呼开饭，老成就拍拍我肩膀说：“来，吃饭！别的户咱们同学，谁都没来过，你是头一个。来了，就多住几天。”
他们吃饭就在院子里，充满了农家气氛。山里的节气比我们那里晚一点儿，到现在还没有开铲，所以大伙对铲地很有神秘感，纷纷向我打听。我干过两天，跟他们介绍了一点儿要领。
眼前的这些同学，过去的生活都是很优雅的。大革命前，我去过他们的家，跟他们交换邮票。看到他们的业余兴趣跟我也差不多，但社会地位可要尊贵多了。在班里，他们是栋梁材。我们的女班主任，原则性很强，对他们很照顾，对工农子弟一般，而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子弟，则很蔑视。我那时候小，没觉得太不公平，认为自己老爹没打过蒋匪，住的也不是小洋楼，被蔑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大革命一来，我的平等意识被唤醒了。她凭什么呀！因此，我们班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我写的。顺口溜，嘲讽女班主任。作品贴到了三楼的楼梯上，一直垂到一楼。那天晚上，全校有五百多同学跑去观看。高年级同学看了笑得要死。几个高年级女生起头，五百人齐声朗诵我的作品，据后来有人讲，声音传出去两公里远……
那些风云，都过去了。如今，我们一块儿坐在篱笆墙的影子下，端着大海碗，呼噜呼噜地吃高粱米水饭。
空气里，有烧柴、猪粪和酸菜的味道。
过去的精英们，现在也能安于这种被奴役的生活，这使我受到了一点点触动。
小于原先在我们组织的时候，跟我比较要好，后来受老龚排挤，愤而“叛变”，与我疏远了。但那一段缘分还在，因此这次见了我处就格外的亲，老跟我聊。
我讲了一下我们尴尬的处境，小于就说：“靠，走上社会，你们还像在学校那样？那不行的，得干，得认命。”
我叹一口气说：“我们跟老屯已经搞僵了。”
小于说：“胳膊拗不过大腿，你们就低头吧。先把农活儿学好，他们对你们也就好了。”
我说：“老房他们还行，我们几个，被人盯上了，怎么的都没好。”
小于问：“龚本辉还那么牛逼？”
“还行。”
“你别跟着他跑了，他老爹有点儿门路，他敢折腾，你跟着折腾能有什么好？”
小于讲的是推心置腹的话，我无言以对。躺在他们户的炕上，心里叹了半宿的气。
我们班女生的精英，也都在这个户。吃晚饭时，我都见到了。小商，副厅长的女儿；小李，参谋长的女儿；小陈，长影导演的女儿；都是绝色美女，仪态万方。下了乡，也是英姿勃勃不减当年。那时候，还比较封建，见了面，她们虽然都有些惊讶，但也不打招呼，只点点头。小陈是我过去的暗恋对象，这次见到，依然觉得她高不可及。但我心里已有了平民之花梁燕眉，所以也就没有从前那么伤感了。
两天后，他们生产队开铲了。小于说：“你别猫在屋里看书了，一块儿干两天吧。”于是，我就当玩玩，义务帮他们干了两天。
他们这里，是纯粹的山区，民风比较淳朴，“贫下中能”不那么盛气凌人。一群城里大干部的子女，跟老农们相安无事。山里的地块小，干完一块很快。再去干下一块，就要走一段山路，实际上能多歇几气儿，所以劳动强度显得不那么大。
我来时，正是山里最美的初夏，野百合开遍了山凹。他们生产队的男女青年老屯，不像我们那边的那么土，而是挺懂得爱美。收工时，每人摘一束野花，扛着锄，一路说笑，好像“桃花源”中人。那野花，花朵之大，我只在欧洲的静物画上见过。
最令我惊讶的是，他们这里的少壮老屯从不跟女知青打情骂俏。双方井水不犯河水。
我在这翠绿的山间干了两天活儿，心灵好似受到洗涤，舒服多了。悄悄跟小于说了说转户的事情。小于摇头，面有难色，说他们这里太穷，干一天才三毛钱，不抵我们东甸子干半天，再安插人进来，基本不可能。
小于劝我：“你也是经历过学校大革命的人啦，别书呆子气，适者生存。跟贫下中能顶牛，那还有好？”
小于的话，即使不说，道理我也明白。可是，人的尊严，有时比道理重要。我并不想辩白，我只想找一个不受气的地方。
我又闲呆了一天，最后恋恋不舍地与他们告了别。
我的流浪，无功而返。一路上，景色美得无以复加，但我心头却充满了少年人解不开的忧郁。
17
回到东甸子，见老龚和家轩早就回来了。碰了碰情况，都说没什么希望。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小迷糊身上了。小迷糊拖了这么久没回来，说不定有戏。我看老龚和家轩离开东甸子的决心一点儿没动摇，也就没跟他们说我在我们班那一户串门时的感想。
过了几天，小迷糊回来了，我们大老远地看见他，就挥着手跑过去，和他紧紧拥抱。大伙七嘴八舌地问：“怎么样啊？”
小迷糊兴奋地说：“有希望，有希望！慢慢说，慢慢说。”
他带了一包“曹操糕”回来。这点心，正确的写法是“槽子糕”，是那个年代生产的唯一的一种蛋糕，是梅花状的，用烤箱烤得外皮焦黄，油多，又甜。我们打开纸包，像见了亲娘，一顿狼吞虎咽。
吃完了美味蛋糕，我们又继续追问最关心的问题。小迷糊说，他们一个邻居，有亲戚在乡下。这次，小迷糊特地去那里的生产队看了看，离长春挺近，在九台县。那边的关系也见到了，是个生产队会计，答应有机会就帮忙。这消息，实际很渺茫。但我们是汪洋大海里的落水客，哪怕抓住一根稻草，也是好的。
小迷糊一说完，我们齐声欢呼，差点儿把他抬起来。
对于当前的时局与对策，我们四个认真讨论了一番。去苏联，当然是上策，一劳永逸，但不易实行，现在还不能考虑。要是继续留在东甸子，我们就要永久受气，所以必须转户。在转户尚未成功之前，我们的策略，一是磨洋工，带干不干，因为没必要吃苦受累；二是不要让女生和老房他们太得意，要时不时给他们添点儿堵。
日子已到了7月份，在东北，这是夏季最后的好时光。我们制定了正确的策略之后，就开始磨洋工，每天去打听有什么活儿干，轻活儿就去干干，重活儿就休息。混了几天，觉得还不过瘾，索性回长春，度假。
夏季里回到城市，才看出巨大的城乡差别。在农村，老屯一大早3点半就下地，走在路上还半睡着呢。再看城里人，6点半起来算是早的，早上还可以跑跑步。晚上6点，准时下班，吃完晚饭，游泳的游泳，散步的散步，真是天堂里的生活。没见过哪个城里人干活儿能干出一身臭汗的。就是扫马路的清洁工，也是8小时工作制不动摇。
这次在乡下呆了快五个月，回到家，只觉得路也宽，楼也高，路灯也漂亮。城里人，个个衬衫雪白，衣帽整洁，洋得很。
我们四个，有一天约好了到学校去看看。上午9点钟，在自由大路电车站会齐，怀着一股说不清的热望，往学校走。
越走，景物就越熟悉。这路，我们从前曾经走了三年多。远远地看见校门了，不由得“近乡情更怯”。本来是鼓足勇气要进学校去看看的，到了这儿，却忽然都站住了。我们觉得自己不是从这里毕业的，而是被赶出来的。我们不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我们是逆子，是废品，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隔着马路，我们看了校门好久，怎么也挺不起胸来堂堂正正地进校门。
老龚说：“算了，别进去了。咱们在篱笆外面绕一圈吧。”
隔着栅栏，我们看见了熟悉的教学楼、生物楼、体育馆、学生一舍、二舍；甚至还看清了低矮的大食堂和校办厂。那风雨操场，那足球场，都还绿草如茵。教室窗户下的丁香树，仍然郁郁葱葱。风吹过，我们还听到了风琴的声音，不知是哪个教室在上音乐课。
走着走着，大伙都有些心酸。小迷糊不停地念叨着：“省实验啊，省实验……”
忽然，老龚停住脚，问大家：“都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咱们就走吧。”
说完，他扭头就往回走。剩下我们仨，看了一眼母校，也跟着他走了。
那时的知识青年，回城探亲一次，是上一次天堂。离开故乡返回集体户，是赴一趟刑场。每次，都要经历这样一次的生与死。极端的热爱与厌憎，都在那时体验到了。我以前，从没感觉到故乡城市的一切是这样的亲，美得像个大花园。所有职业的人，都让我羡慕，因为他们过的是高尚的城市生活。就算是扫大街，那也是体面的劳动，可以按时上下班，不用跟着日头转。
我在家呆了一个月，每天都上街去逛。五商店、二商店、重庆路、长江路，哪里热闹往哪里去。走在干净整洁的柏油马路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心情舒畅。这才是生活，这才是幸福啊。
直到有一天，父亲问我：“你们这农闲时间，是不是太长了？”我才意识到，必须得回去了。故乡已不允许我这样的人久留。
八月初，天凉了。我和老龚他们联系了一下，决定返回。
初秋的东甸子，玉米叶已经枯黄，满目凄凉。我们从花团锦簇的长春回来，只看到漫山遍野的破败与凋零。
我们不在的时候，老房他们几个男生和女生完全结成了死党。看见我们回来，都不冷不热，像是嫌我们很碍事的样子。他们天天晚上在女生屋子里商量事情，无非是怎么讨好贫下中能，怎么干好农活儿。
我们则破罐子破摔，不理他们。在一个房顶下，各使各的劲儿。
“嘎地”，也就是秋收开始了。这也是一个要命的活儿。东北的秋天不长，庄稼要快割快收。下雪前，都要运到场院上去，不然雪一埋，就要麻烦。农民们起早贪黑，疯了一样地干。我们还是不行，每天都累个半死。晚上收工，吃完饭躺在炕上，一小觉醒来，肚子就饿了。
家轩说：“不行，饿得慌，我去炒饭吃。”
他爬起来，到外屋地，把剩下的高粱米饭用油炒了，叫我们起来吃。炒饭里，有油有盐，还有葱花，香味扑鼻。
我们吃了一次，就上了瘾，天天晚上都起来炒饭吃。集体户的粮油是共用的，我们这一吃，等于多吃了一份。老房他们看在眼里，恨得直咬牙。
终于到第四天头上，以关美玲为首的女生不干了，涌进我们屋，对我们说：“你们这么糟蹋油不行，咱们分户！”
“分户”，这是个知青史上绝无仅有的概念，只在我们东甸子集体户发生过。
我们正好不想跟这伙庸俗到家的人搅和在一起，就同意了。
刘队长被请来当公证人，他和王会计拿来一杆大秤，把集体户的粮食、蔬菜、豆油（只剩了一点点）、柴火，一五一十分了。老房他们和女生算一户，他们三个男的先到刘队长家住，把房间让给我们。这样，就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了。
分户后的几天，正是秋雨绵绵，让人万念俱灰。我们这边，再过不上饭来张口的日子了，哥儿几个轮流做饭。家轩最先做，他发明了一种做法，等锅里的高梁米快要熟了的时候，揭开锅，用铲刀把饭铲成一个小堆，再盖上继续闷。这样出来的米，比较硬，别有一番味道。家轩沾沾自喜，每天我们吃饭，他就要自卖自夸。
后来，老龚实在忍不住，就说：“你他妈的这叫什么饭，都没熟！”
家轩很委屈，争辩道：“咋没熟？”
我和迷糊看他们要吵架，就赶紧拉架：“算啦，算啦，明天，就别用这新方法啦！”
我们做了几天饭，就把油用没了。蔬菜也只有土豆。没法子，就煮土豆当菜，放一把粗盐，有个味儿就行。吃的时候，自己把皮扒开。盐水煮土豆，吃起来，感觉很像咸鸭蛋，我们就当是在吃咸鸭蛋。
天开始下霜了。早起干活儿，又困，又冷，又潮湿。我们割豆子，手套一磨就破，搞得手上鲜血淋漓。干了七、八天，我顶不住了，收工后跟他们几个说：“我不想干了，这么干有什么用？”
老龚说：“就是，咱们转户之前，干脆别干活儿了，呆着吧。”
小迷糊说：“那行吗？”
老龚说：“有啥不行？咱们要是上苏联，有人管；咱们不干活儿，谁还敢管？”
我们就这样，撂了挑子，自动下岗了。一个人轮流做一星期的饭，其余没事的人，白天就到各处去乱串。
轮到我做饭时，家轩教了教我。其实很简单，放好米和水，一顿猛火烧开锅，就不用管了，剩下的炭火，正好把饭闷熟。
我做饭的那个星期，恰好是梁燕眉也做饭。她已经很久不跟我说话了。这一次，仍然是冷着脸，看也不看我。我们在外屋地各做各的饭。她们“那一户”做饭有计划，所以到现在还有油，每天都像模像样熬个菜，比我们要正规多了。
我在煮土豆时，梁燕眉正好看见，神情很惊讶，忍了忍，终于问了我一句：“你们就这么做菜？”
我说：“是啊。”
她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我做好了饭，就回屋子里躺着，忽然听见梁燕眉在外屋地喊我的名字。
我连忙跳下炕，推门出去，却不见人，只见我们灶台上放着一大碗热腾腾的土豆熬南瓜。
这一大碗菜，颜色鲜艳，香味诱人。
这是梁燕眉给我的！她的心里，还没放下我。
我心头一热，眼睛都有点儿模糊了。
天一天冷似一天，日头也渐渐短了，我们百无聊赖。每晚早早烧了炕，躺下就睡，养膘。我睡不着，常常想起父亲。父亲送我踏上来敦化之路，对我，是寄托着一些希望的。他希望我在人生战场上做个合格的兵。但我恐怕要辜负他老人家的希望了。我只能做个逃兵。
父亲自“大革命”以来，景况一直不大好，我下乡前几个月，遇上“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怀疑是“美国特务”。我们家被他们单位造反派抄了，照片、书籍被抄走一大批。一架过去在地摊上买的美国收音机，也给当成电台抄走了。一个30来岁的少壮派蠢猪抱着收音机，边走边说：“我怀疑秘密就在这里边。”
父亲念大学的时候，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经常到学校去看望中国学生。有一次，偶然碰上了父亲他们一群，有人顺手照了一张相。这相片，我父亲就说不清了。单位造反派把他关起来，不让回家，又到我们学校，通过造反派组织找到我，给我做动员工作，让我劝老爸自首坦白。我很疑惑，老爸是个老实巴交的人，美国不可能招募这么窝囊的特务吧？那些单位造反派，都是牛逼烘烘的少壮派，说话没人性，威胁我说：“你爹不交代，我们就能关他一年，你信不信？就你爸那个体格，他能挺得下来吗？”
我咬死了说：“我啥也不知道。”
少壮派蠢猪们说：“你做不做你爸工作？”
我说：“他不可能当特务。”
“怎么说？”
“他上街买菜都买不好，我妈老说他。”
在一旁听我们谈话的我校造反派头头赶紧捂着嘴乐。父亲单位的少壮们想发火，又碍于场合，只能恨恨地说：“你想保住你爹的命，趁早劝他坦白。”
“我日你们姥姥！”我心说，“我是谁？我造反起家，还怕你们？这辈子，你们迟早也有犯到我手的时候，等着瞧！”
学校造反组织的头头对我有怜悯之心，打了个圆场，把那些蠢猪们哄走了。
蠢猪们终究没挖出线索来，关了父亲俩月，放了，嫌疑帽子还戴着。一直到今年夏天我回去探亲，才听说没事了，正在准备下干校。下干校，是个苦差，但对于父亲来说，等于承认了他是“革命干部”，总算摘掉了“特务”帽子。所以，夏天时他心情还比较好。
我在乡下的事情。都瞒着他，不敢说我们正跟贫下中能对着干。父亲看我晒黑了一点，还比较满意，说：“孩子，吃苦，不是坏事。吃过苦的人，栽不了大跟头。”
老爹这话可错了。我们这一代，是苦就吃过，跟斗却栽的数不过来了，没有一回能跟上时代的，一直踉踉跄跄到今天。
那年秋天，为了逃避吃苦，我们毅然脱离了主流社会，开始浪荡。家长管不着我们，生产队也管不着我们，彻底自由了。以往队里开社员会，都要叫我们，见我们彻底罢了工，刘队长也就不再叫我们了。“那一户”倒是隔三差五的就去开会。
我们起了好奇心，什么事儿啊，生产队要频繁地开会？一天晚上，我们溜到队部外头偷听。里面先是在商量农活儿的问题，商量完了，就谈到了集体户。
刘队长说：“你们那几个男生，怎么都不干活儿啦？”
王亚奎嘴快，立刻打小报告说：“他们那几个少爷秧子，能干什么活儿，天天唱黄歌，到处瞎串。”
刘队长说：“他们那几个，活儿干得确实不咋地。”
王亚奎接着告状：“他们心思也没用这上呀，成天想着往苏联跑。”
刘队长说：“就他们几个那废物样儿，还能偷越国境？”
众社员就大笑。
墙根底下，我们几个听得咬牙切齿。
回到集体户后，老龚说：“这帮王八蛋，咱们得教训教训他们。”
家轩晃了一个下摆拳，说：“对，揍他个姥姥的。”
惩罚计划很快就制定好了，我们要打一场维护尊严的战斗。从兵力上说，我们四个男生，他们只有三个男生，我们是强势。而且我们先发制人，有必胜的把握。
接连几天，我们都在备战，寻找战机。家轩被安排发起第一轮攻击，连着几天，他都不停地在练“稳、准、狠”的下摆拳。
机会终于来临了。一天中午，老房他们三个进了女生屋，在商量什么事情。家轩看见了，紧急通知我们进入战争状态。我们几个马上来到外屋地，把大门堵住，摆好了阵势。
家轩清清嗓子，叫了一声：“冯长骏，你出来一下，我有个事儿问问你。”
冯长骏的父亲是当年的长春拖拉机厂的“贵族”工人，一月工资七、八十，家境很不错，住的是过去日伪时期的小洋楼，带地板，不比我家差多少。他老实木讷，是个善良人。我们那时虽然小，但也装了一肚子成人的坏水儿，知道欺负善良人不会有什么后果。冯就是我们选出来的“突破口”。
家轩一喊，冯长骏应声而出，问：“啥事儿？”
家轩问他：“你前天是不是骂了我？”
这是典型的“狼和小羊”的逻辑，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冯长骏一脸茫然：“我什么时候骂过你？”
家轩冷笑一声：“你不承认？”说着，照他下巴就是一记下摆拳。这拳法，东北又俗称“电炮”，迅疾如电。右拳攥紧，五指并拢，手腕挺直。这样，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了手腕上，冲击力极强，又不会挫伤手指。当初，一中那小子就是一个电炮把我打倒在地的。
家轩为此已经练习了多时，一炮下去，冯长骏虽未摔倒，但也站立不稳，踉跄了几步，嘴唇立刻出了血。他“哎呀”一声，捂住了嘴。
里面的人听到动静，知道是我们寻衅，老房在女生屋子里“哇”地一声，扑了出来。他身大力粗，气势逼人。
这我们早就料到。我方老龚立即迎上，两人交手，很快搭起了摔跤架子，像两头老熊在地上转开了圈儿。
最后出来的是王亚奎，他破口大骂：“反了你们！还敢打人！”他忽然指着我说：“你什么出身你不知道？你老爹什么问题你不知道？你还敢打我们工人子弟？”
我说：“王亚奎呀，我老爹问题搞清楚啦，已经下干校了，是革命干部了。你到长春去调查呀！”
王亚奎气急败坏，上前就要帮老房。我方我和小迷糊战斗力最弱，但俩也能顶一个，预定是负责牵制王亚奎的。他刚一出手，我俩从两边立刻把他揪住。王挣脱不开，气的“呀呀”大叫。
冯长骏莫名其妙挨了一个电炮，此时回过神来，抓住家轩领子质问。家轩也反手抓住他的领子，两人就像斗架的公鸡。
“你凭什么打人？”
“我他妈就打了，怎么地？”
主战场的老龚和老房，已经不知头顶着头转了多少圈儿了，都累的“吠儿吠儿”的直喘。老房家穷，买不起腰带，用的是布带子扎裤腰。在激烈搏斗中，一下给挣断了，棉裤下滑，露出了半截白屁股。但战斗激烈，谁也顾不得了。
女生们先是吓呆了，好半天没人敢吱声。后来醒悟过来，就开门想出来助战。不料一开门，刚好看见半截肥臀，吓得一片乱叫，把门马上又关了。
外屋地霎时成了战场，锅碗瓢盆不断被碰翻。咒骂声、喘息声、撕掳声不绝于耳，听起来十分惨烈。女生再也忍不住了，不管什么屁股不屁股的，由关美玲带头冲了出来。关美玲指着老龚鼻子斥责：“龚本辉！你别不要脸，你还敢打同学？”
梁燕眉也冲上来，推开我和小迷糊，瞪着我，愤怒地说：“你们太不像话了，太野蛮了！”
娘子军一介入，双方自然停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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