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折腾十年
内容简介：
这是一段苦涩的回忆，是一段不能忘怀的个人史，是一部写真版的“知青文学”。在早已经逝去的灰色年代，曾陆续有一千几百万生龙活虎的青少年，把自己的青春投放在凋敝无望的农村。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不知道自己准确的社会定位。这就是“知识青年”。
拿现在的眼光看，加于他们身上的“知识青年”这个称号，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他们有些人几乎是在小学升中学后不久，就中断了学业。等于刚刚脱盲，何来“知识”一说？他们完全是童心未泯的一群少年。他们有着如同今天的“80后”一样的顽皮和反叛心理。可是，岁月的灰尘太过厚重，把他们完全掩埋了。以往的所谓“知青文学”，只是演绎了某种伪理想主义的概念，而历史的真实则被轻易地盖住。
本文就是以最朴素的笔法，描写了当年的一群少年“知青”，在走向人生绝境时的真实命运。当没有多少文化的城市初中毕业生，满怀好奇地来到东北敦化的大山里时，等待着他们的是雪原中的狼群、暗夜里可疑的信号弹，还有周遭农民的歧视与冷嘲……这样的青春，还会不会有欢笑？还会不会有明天？这样的一群无知少年，将会是茁壮成长还是最终毁灭？如此的疑问，当年就已在他们心中滋生。这部书，把一幅令人心酸的生活全景和一个并不十分清晰的结局，放在了当代读者面前。可以说，本书的内容，对于20年前风行一时的理想主义“知青文学”是一次非常彻底的颠覆。
正文
题记
“我的青葱岁月”——我随手写下的这个标题，也可能是从隔夜梦中得来的灵感。忽然地，就很喜欢这个意象。诸位年轻的读者都是见多识广的，跟麦当娜或比尔•；盖茨握过手的，也可能大有人在；但是，你们大概都没见过田野里成片成片的青葱吧？风一拂动，其色彩就有变化，那种水灵灵的新鲜，会让你感到到生命真的是很纯净。
我们年少时，就是那一行行挺拔的青葱，顶着露，沐着风，有无限的风华。然而突如其来地，时代暴风雨就卷了过来，如马踏青苗。从此，我们生涯的记录里就是一片狼藉，没有一天是顺当的时候。
如此三十多年过去，终于有资格像张爱玲女士那样叹一声“三十年前的月亮”了，真该谢天谢地。
老了之后，再看到小孩子们无邪而任性的样子，禁不住就要想，我们那时候，不也就这样吗？人有高低贵贱，而郁郁葱葱的少年时代，我看，谁跟谁，那都是差不多的。
序幕
那一年，天塌了，我们还挺乐，是不是有点儿傻啊？但那时我们不这样认为。我们认为是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代。我们那时代，算算距今已足有37年，好家伙，民国才多少年哪！遥远的年代呀。在座的百分之九十九，在那时都还不是人，连细胞都不是，仅仅是基因罢了。在你们还只是基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听我细细讲来。
37年前，论风气、论价值观、论城市风貌，与今天可差了远去了。要搁你们看，那时候人都是山顶洞人，灰不溜秋，要吃没吃，要喝没喝，面有菜色，就知道唱语录歌。这其实都是瞎扯，是那一帮子少壮派学者吓唬你们呢。那时候，好啊！不过，我得边讲边穿插着介绍基本情况，不然先讲基本情况，大伙没听完就得睡着了。
言归正传，话说1966年4月底，学校停了我们年级一个月的课，干嘛？让我们下厂劳动。那时候其实也是应试教育，不过没有现在狠。那时候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生怕培养出书呆子，没法儿担当时代大任。中学里每天最多五节课，下午基本是踢足球。女生踢不了，就跳大绳。总之是逼着你上露天操场。学校又怕我们四体不勤，一年两三次，要我们下厂下乡，干活儿，说是不能做温室花朵，要做大风大浪里的雄鹰。那么，这回雄鹰要去哪儿呢？离我们学校不远，一个木制文具厂。小厂不大，在郊外，后面就是庄稼地，用现在的眼光看，挺环保的。我们那时候是初一，小孩儿。小孩儿能劳什么动，瞎扯呗。不过那时候可没人敢说。假模假式的班主任动员时讲的挺严肃，向工人师傅学习，怕苦不行，出废品也不行。那时候人简单，说干就干。搁现在，你给停一个月课，那家长还不得揣着菜刀找校长玩命？那时候不，咋说咋有理。
我家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没工人，因此，我没有工作服。我姥姥那时候挺神，不知道打哪儿给我弄了一套来。没准儿是花三块钱跟哪个工人家买的，那时候阶级阵线还不大清晰，大伙都相处得不错，阶级阵线上胡里八涂。这工作服一穿，松松垮垮，还真有点儿工人样儿。那时候工人挺牛，主人哪！一穿上工人衣服是不同，走在大街上人都瞧我：这小童工还挺精神啊！
现在想起来，那厂子整个是一手工作坊，八成是街道办的。有几个技术上过硬的老工人，都三、四十岁吧，剩下是一帮老娘们。说老娘们，是我那时的眼光，其实没多老，二十五六而已。以我今天的眼光看，那就是含苞欲放的花（我那时太不会看人）。她们整天叽叽喳喳，张家长李家短。我们去了，她们就研究谁家有钱、谁家官儿大。对家里官儿大的，挺尊重。对家里有钱的，挺蔑视（是嫉妒也说不定）。这些问题都不大，因为都搁不到桌面上来，心照不宣而已。主要是那个时代品评人，有个重要标准，是能干不能干，就是手巧不巧。笨手笨脚的人最受歧视。像现在的这些小孩儿，娇生惯养，要搁那时候就得让人歧视死，不等考上清华就得自个儿窝囊死。我就是个天生的笨人，给文具制品刷漆，弄得满身是油漆，人一看就是个废物。那时候没让人给窝囊死，还真是因为心理素质还比较好。
这手工作坊嘛，就谈不上什么规范了，工人等于工匠，技术标准就是手艺。俩老工人，一个喜欢刷薄漆，一个喜欢刷厚漆，这个看着合格的，那个看着就不合格。我们也不傻，刷厚了就交给爱厚的那师傅去检查，刷薄了就交给爱薄的那师傅去检查——准成。那年头，老工人厉害，一看你刷的不好，脸一拉，跟现在的老板似的，要吃人的样子。想起来，我们那时的小孩儿也挺不容易，那么小，就得看人脸色。工厂虽小，倒像模像样，有黑板报，篮球场。厂子给工人发工作服、劳保手套。这些东西工人用的省，用不了的，自己拿废品站换钱去。总的说，工人还是穷啊，多一毛钱是一毛钱。
日子就这么过，干干活，工间休息打打篮球，下午休息还读读报。那报纸内容本来就没意思，还正经八本地念，搁现在看，撑的八成是！
说话来到“五一”节，休一天，紧接着就上班，估计是接到了订单。厂里那时候，就有点儿市场经济意识了。可这个“五一”节，不大平凡。“戏匣子”（收音机）里播了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评“三家村”》，作者叫姚文元。什么是“三家村”呢？那是《北京晚报》的一个专栏名，叫“三家村札记”。作者有三个：吴晗、邓拓、廖沫沙。仨人全都大名鼎鼎，是学者、报人、杂文家。我们那时候小孩儿，不知道谁是谁。但从那一天起，我一辈子就忘不了了这仨名儿了。那时候电视不普及，广播还挺普及，街上就有大喇叭，天天早上“东方红”的曲子一放完，就播社论。好家伙，气壮山河啊，那是什么播音员？“中国第一播”！从那天起，俩播音员，一男一女，点谁的名儿谁死。
大喇叭一响，你就听吧：“评三家村……评三家村……”带回音的，这就叫“山河震荡”。5月2日干活儿的时候，一老工人就念叨开了：“我听广播说怎么回事儿？出坏人了？吴晗、邓戳……”一老娘们就抢白他：“什么邓戳？邓拓！看你那耳朵！”
起风了，我们却不知道，每天早上照常夹着饭盒上工去。斯大林大街四排大白杨树刚发绿芽，用陕北话讲，“绿个缨缨的”，好看。每天的程序还是刷油漆，打篮球，读报纸，看老工人脸色，听老娘们瞎掰。过了半个月，学校忽然给我们下了紧急命令：回校学习文化大革命理论。
撤！那时节，漫卷诗书喜欲狂啊！再见了，工人老大哥。再见了，碎嘴子老娘们儿。你们就好好的刷漆吧。一老娘们儿神色黯然地说：“你们这就走啦？我们还得在这干一辈子哪！”我听出这是真心话，但那时体会不出，里边含有多少辛酸。我当时还想呢，干一辈子工人有什么不好？主人哪，多自在，还能给别人脸色看。
终于熬到头了。工作服，沾了一身臭油，扔了！书包背好，上学！不过，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我们的日子可不同喽。就在我们重新跨进校门时，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折腾，已经开始啦……
1
那场大折腾，一家伙就延续了两年多还没完。当武斗、游行、大辩论都渐渐尘埃落定时，我们已经从13岁小孩变成16岁小孩了。那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这一生，就这么，已经成了废品了。你想啊，中学一年级还没上完，所有的教育就全部停止，放到现在，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吗？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思想的成熟度，在某个意义上，好象就永远停止在13岁了。
1968年，那真是好日子啊。派仗不打了，工人照旧在做工，农民照旧在种田，学生们没事情干了，逍遥。那时节连个正式的政府都没有，自由到百无聊赖。我们还是天天往学校里跑，侃大山，传小道消息，从图书馆偷书看，游野泳。青春意识也萌动啦，如果一伙男生走在路上，迎面来了一伙女生，那就——都紧张得如同大兵压境，谁都不说话，喘气也有点儿急。像现在的新人类打情骂俏、钻小树林、书包里带避孕套，那我们不敢，那时候是流氓分子才那么干。如今流氓不叫流氓了，叫新人类了，但我们也老了，老到快要不算人类了。
可是，好日子在1968年冬，突然结束了。12月22日，三九严寒，喇叭里的声音又开始震荡山河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弄再教育，很有必要。”得，二话别说，学生哥，走吧。
那时候的孩子，傻呀。现在的少壮学者们说起这件事情，心都在流血，可我们那时候乐着呢。再见吧，学校。再见吧，头脑僵化的父母。儿女们就要远游了，一去不复返。父母呢，那时候也傻，不知道这一送就把孩子给送地狱里去了。那时候一帮孩子，初中一年级的程度，数学才学到二元二次方程，物理、化学一窍不通，文学水平仅仅能做顺口溜，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这不就是废人一个吗？把这样的孩子送到农村干苦力，那不就是毁你没商量吗？
可我们那时候犯愁的不是这个，是谁跟谁一块儿下去。那时候，其实是挺自由的，谁跟谁组成集体户，全凭自愿。就是说，你可以自愿选择同伴，现在的少壮学者，起码还做不到能自由选择同事，但我们那时候能。虽然那时候哈耶克的光辉还没开始照耀中国。
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在即将下乡的前夕，突然陷入了大尴尬。那时候班级里有30来人，有10来名不跟本班同学结伴，自己想办法走了。其余的，有10来名老爹是干部、自己也曾经是班干部的，组成了一户，可以称为“精英户”吧，也走了。最后剩下10来个，没人要了。
组户是秘密进行的，组织好了以后，跟工人宣传队和班主任一说，当即就获批准。那时候学校有工宣队，大老粗也来管学校，不过这帮爷们儿还算文明，都戴着白线手套，跟山本五十六似的，很利索。工宣队也替精英们保了密。等精英们一走，我们这些臭鱼烂虾才知道内情，都懵了，敢情造反造了半天，精英还是精英，白丁还是白丁，革命党人终究是不要阿q的。愤怒、屈辱，笼罩着年轻的心，大伙郁闷了好几天。家长也跟着急——我们的孩子怎么没人要啊？
革命形势却是刻不容缓，1月底之前，各中学所有的学生都要走完。臭鱼烂虾们更绝望了。
这时候，班主任出手相助，先联络好了六个男的臭鱼，两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两个工人家庭出身的，两个小市民家庭出身的。又帮助我们联络好了四个女的烂虾，全是工人家庭出身。男女鱼虾们一凑，虽然彼此都不甚满意，但同仇敌忾，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当场立盟，同生共死，杀奔农村。
那个时候工宣队也是高效率，比给加西亚送信的那傻冒儿差不了多少，立马下乡去给我们踩点。好地方都给先下的集体户占了，工宣队是真急了，先北上前郭尔罗斯，回来后跟我们直摇头，说：“不行，太穷，盐碱地。”然后又跑。两天后，喜讯传来：在东南方向的延边自治州、也就是长白山下，找到了一块宝地。
男臭鱼“小迷糊”最先知道的信息。那天我们正在操场上，小迷糊跑过来，喜形于色，拿笔在手心上写给大家看：“延边敦化县官地公社东甸子大队十小队”，大伙像抢橄榄球似地围着看，完了就回头去找地图，确定方位。那兴奋，简直就像当年有志青年找到了……行了，不说了。那时候的孩子，蠢啊，该哭的时候，都高兴的像摸奖摸着宝马车一样。
从此，这个“官地”，这个“东甸子”，在地图上处于郁郁葱葱一脉绿色上的圆点，就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
我们是1969年1月17日下的乡，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星期，是我们东甸子集体户臭鱼们极度亢奋的时期。我们有联络站，联络站设就在龚本辉家里。老龚体魄健硕，但手脚却不大灵，体育上不行，也是个废物。他老爹是军医大的教授，这个出身很微妙，既臭又香，但终究被精英们抛弃，跟我们混到一起来了。他气不过，要干一番给人看看，自然成了我们一伙的头儿。在风情方面，他开化得又比较早，已经谈过两年恋爱，因此负责跟女生联络的也是他。女虾方面也有个头儿，叫关美玲，人如其名，漂亮得让人不敢直视。男女鱼虾们在严峻形势下，早已抛弃了封建礼教，多次聚会，挨家串门，以便将来回城探亲好捎东西。又秘密举行会议，商量准备工作，如厚棉衣厚棉被的缝制、下乡后如何应对农民，集体户里如何分工等等，思绪绵密老到。现在想来，真不像是少年人。
恋爱意识自然也在萌动。虽然鱼虾中六男四女，不敷分配，而且有两条虾还是恐龙，但不管那么许多了，乡下还有的是“小芳”。儿女情长，留待他日。
1月份的长春，天寒地冻，我们奔波终日，毫不疲倦。那时候，城里还有大群的乌鸦，暮色苍茫时，就在暗红的天际轰轰轰地飞，铺天盖地。我们从火车站附近的老龚家出来时，看到这景象，觉得甚为惬意。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一些难以想象的故事就要开始了，这是何等难忘的时刻！老龚是个好男中音，他送我们出来，说：“唱个歌吧。”我们在他家的小庭院中小驻，听他引吭高歌《航标兵之歌》，其中的一句，让我们内心顿感苍凉——
“前面的道路崎岖又漫长……”
火车站的那个方向，气笛长鸣，浓烟滚滚。我们互道再见，各人的身影，在夜色里鱼一样地四散了。
2
我们之所以走得这么仓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我今天要是不说出来，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但是如果我说出来，少壮派学者又要说我是在粉饰那个时代。那么，粉饰不粉饰的我不管了，我就照直写，反正那个时候决不可能人人都青面獠牙。
大折腾一闹就是快三年，我们什么都没学着，却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各种战争，有高音喇叭战、标语战、口水战（街头大辩论）、冷兵器集团作战和常规巷战。机灵一点儿的同学，摆弄小口径步枪、左轮枪、三八大盖、半自动步枪，那是不成问题的。硝烟散去，到1968年11月份，陆续就有高中同学下乡了，当时是个潮流，很新鲜，傻冒儿的高中同学并不以为苦。记得12月初有个家伙回来，我们还虔诚地听他胡吹了一通。他说，农活儿倒也不重，冬天就是刨粪堆。只是铁镐太重，举起来的时候要用膝盖顶一下借力，因此棉裤不免有点儿费，几天就磨出个大窟窿。除了这个困惑之外，农村平淡无奇，似乎跟城里没两样。这家伙的胡说八道大大误导了我，以至于农村的残酷一旦呈现在面前时，我思想准备不足，刹那间天塌地陷，感觉上跟流放西伯利亚没两样。
高年级同学陆续在走，11月底我们还去街头欢送过。卡车一车一车地把时代的废物拉出城去，小雪飘飘，送垃圾的车队还真有点儿壮士出塞的悲壮感。车上的大龄同学，都跟要送信去古巴似的，神情上一派老成持重。
但我们校初一年级迟迟就是没动员。后来，小道消息透露出来了，让人欣喜若狂——原来我们被上帝选中了。也许是省里某些当权者脑袋转了筋，认为革命固然不错，但也不能让小孩成文盲啊，中学还是要办的。在11月升入中学的那批小学生，都是就近来上学的，根本没经过考试。他们那一批，正是当代最著名的大作家王安忆当年上中学的那个年级，就更是废物了，“一、二、三、四”可能都写不下来。省里那些昏了头的家伙们一想，干脆，把全省最好的两所学校的初一年级都留下，继续学习，建立一个革命教育的小特区。革命，总得会写一、二、三、四呀。
我们这一批，可都是真货，基本都是1965年实打实考上来的。那时全省就两个金牌中学，师大附中和省实验，我们就是省实验。两校每年招生也就二百五十人，这二百五，都是清华的后备军。当年高中的有志青年们，都是立下毒誓的：“报志愿，二类学校（文科）决不考虑，头拱地，也要报理科！”要不是发生了大折腾，就我们省每年二百五、二百五地向清华输送，将来还不知能出多少爱因斯坦呢。
因此决定把这两所学校的初一学生留下来吃小灶，现在看，还算是比较人性化的考虑。
到了12月22日晚，大喇叭一响，男高音的播音员扯开正义的嗓子一吼：“到农村去，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就完了。走吧！省里那帮家伙头脑立时也清醒了，估计为了把我们这两校的二百五爱因斯坦苗子在1969年1月份给踹到农村去，教育系统可能忙了个屁滚尿流，不然那些白手套工宣队能连元旦都不过？他们冰天雪地里四处跑，就为找个处置我们这些残次品的好地方。
我们梦醒了，好地方也不多了。工宣队虽然可恶，但毕竟是城里人，谁没个孩子？将心比心，他们一门儿心思给我们找富裕地方。要说这工人还是不行，要是真有人性，就应该给我们找近的地方才对。一个孩子，最需要什么？家呀。那时候又不是市场经济，富不富的有什么用？还真想让我们在农村扛一辈子大活不成？工宣队跑到延边，找着富地方了，回来挺得意，见了我们，还含蓄地表表功。龚本辉抢先握住了工宣传队的手：“师傅，你真是……太够意思啦。”大伙一拥而上，像现在的新人类见着了刘德华。师傅挺受用，说：“地方不错！那延边，各大队都满满的，接收不了啦，差一点儿就呲了。我跟公社说，说什么也得安排，小青年儿来革命，不给安排还行？你们几个，到那儿就好好干吧。”
还能说什么呢？到了日子，就上征途吧。爱因斯坦的后备军没当成，上山下乡倒落了个尾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却是在1969年初才下的乡。
1969年1月17日19点28分的长春，终身难忘的一刻。火车站，一列往延边去的普通客车。东甸子集体户的几个臭男生，占住了窗口的几个座位，都在大吐烟圈。我们那时候，是尾巴了，不是成批地下，而是零星处置。各车厢好象都有一些我们这样的下乡学生，跟普通旅客混在一起。工宣队也来了，他要负责把我们带到延边。
那一夜，是我们的成人仪式。李家轩拿来一包烟，“迎春”的，中档烟，两毛多钱一盒。那时候就这水平，烟都不带嘴儿。李家轩是小市民出身，五行八作的都熟，估计是偷了家里的钱买的。我们分而吸之，尝到了初为成人的快感。那时候，我们无论是谁，都盼望成人啊！成人了，就能干坏事儿了：抽烟是一种，说粗话是一种，泡妞也是一种。那时候我们那儿泡妞的术语是“挂码子”，后来才知道，台湾人也这么说。真是人性相通，海峡隔不住啊。
老了，真的就不行了，记忆力也跟劣质奶粉一样，捞不出东西来了。那一晚，记得好像没谁的家长来，或者来了很快就走了？女虾们的家长也没来，记忆中没有哭哭啼啼的场面。人们只是关注，这路上得坐多长时间？老龚说：“妈的，这一宿硬板座，屁股还不得硌两瓣儿喽？睡觉是睡不好了，弟兄们，熬吧。”
那时候，是原始社会，开车好像没什么准点儿，估计是加的慢车。我们就这么坐着，等候发车，一边就拉开车窗，喷云吐雾，初试罪恶。
冷不防，冯长骏拉了我一把：“哎，你爸！”
我连忙藏了烟，起身，看见了父亲。是的，我看见了父亲。30多年了，我忘不了！
我连忙对父亲说：“不是说好不用送吗？”
父亲显然是看见了我抽烟，他脸色很阴郁，但什么也没说，就那么在车窗外看着。同学们全都不好意思了，纷纷掐灭烟。
很久，父亲才说：“你妈让我来看看。”
我那时不懂事啊，我不知道这一晚，标志着我一生中的什么。16岁，父亲送我远行，我连一句有意义的话也没说。记得只说了一句：“没事儿，你回去吧。”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看了一会儿，就说：“那我走了。”走到地下道口，又回头往我们这边看了看。
1969年1月17日奇寒的夜晚，42岁的父亲送我远行。我们父子俩，一共说了四句话。35年过去了，我今年都52岁了，可我还记得一清二楚。
那一夜，真是冷啊！
火车终于开了，城市的灯光疏疏落落地远去。吉林大地上的苍莽夜色，黑得就像墨。
3
这是在东去列车的窗口。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60年代初曾经有一首著名的诗，写的就是类似的时刻。诗写得好，排山倒海。然而写诗容易，不过是吹牛逼押韵而已，吹完了不用兑现。而当年千千万万的小孩，却是为了这个激情时刻，从此坎坷了一辈子。这个结局，诗人们一般就不说了。
火车开过了吉林市，就进入了山区，从窗户往外看，黑糊糊、莽苍苍的，怎么看怎么像威虎山。女生们都比较文静，动倒西歪地睡了。男生们睡不着，围着甩扑克，扑克甩了一阵儿，心里不踏实，陆陆续续到车厢连接处抽烟。“小迷糊”邹小峰样板戏唱得好，就眯着他那永远睁不大的眼睛，歪戴帽子，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朔风吹，林涛吼——”，唱得有板有眼。唱完了，又拿腔拿调的学座山雕：“弟兄们，赶明儿个消灭了共军，大伙都闹个师长旅长干干！”大伙一阵爆笑，不知怎的，心里都有点儿破罐破摔的土匪情绪。
这时候，工宣队过来了。他不像往日那样威严，因为明天我们就不归他管了，但话仍软中带硬：“都回去睡吧，下乡不是闹着玩儿。明天到敦化，还得继续走呢。”
这一夜，我们告别城市，就这么稀里糊涂睡了，梦中没有家乡，没有林海雪原，也没有达坂城的姑娘，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早上，天光大亮，就到了敦化县城。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来到县城。满天飘着小清雪，看街上什么都像袖珍的。我东张西望，觉得这么小的城市怎么也能住人？那些人，可怜巴巴的，好像还活得挺认真。
那时候，通讯不灵，人的素质又低，基本没听说过什么硕士、博士，虽然如此，但接送我们的工作好象做得挺有效率。我那时小，也不知道是由哪个系统负责的。上午到了敦化，工宣队把我们领到候车室，一人发俩小面包，自己拿茶缸去热水炉接了水，三下五除二垫了肚子，门口就来了一辆大卡车。我们把行李扔上去，人再爬上去，工宣队看看好了，往司机棚里一坐，车就开了。
眨眼工夫出了县城，才感到天高地阔。
前面的这条公路相当不错，一直在平地上延伸。两边远处，是看起来不太高的山。后来我们知道，这地方不算真正的山区，更不算原始森林，只是半山区。延边自治州东部有一条长白山脉，我们这是在西部，只能算长白山余脉。要想看到原始森林，还要向两侧深入40里。我们此刻正在沿公路北上，如果一直走下去，就能到达黑龙江境内的镜泊湖；再往北，是牡丹江市；再往北，就不能走了。要是再走，就是苏联了。
车开得不很快，但风也够猛的。大地银装素裹，我们那时是小孩儿，一见这个就高兴了。女生们叽叽喳喳，男生们大唱现代京剧段子“壮志未酬志不休”。离家20多个小时，这才算找着一点点感觉了！
年轻的读者看到这里，一定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那时候的年轻人，装束是什么样？凭现在的经验去想，那离谱就估计离得远了。不错，那时候的衣服基本就是蓝、绿两色，但细部大有文章。姑娘们怎么浪，小伙子怎么俏，都是有讲究的。
先说阴。女生都穿中式小棉袄，立领，带纽袢，今天不知道怎么就叫了“唐装”了。外面再加一件花布衫，叫“袄罩”，花是小碎花，那阴柔之美就出来了。谁说那个年代灰不溜秋？大姑娘的袄罩，没有一件花色是重样的。脑袋上再围一大围脖，纯羊毛的，毛烘烘，连耳朵带鼻子一齐裹上，就露两个眼睛忽闪忽闪，额头上还有小刘海，女性味儿十足啊。说到这儿，我真是不能再说了，这帮水灵灵的小丫头，30多年过去，都上哪儿去了？大街上现在常有老太太花脸虎哨的扭秧歌，嘴唇含丹，颧骨上两朵“高原红”。我的天，难道这就是她们吗？
再说阳。小伙们冬天要穿大棉袄，其实就是短大衣，但一定要毡绒领子，也是毛烘烘。里面穿件运动衣，那时候叫“球衣”，大翻领。关键在于，一定要有亮晶晶的拉链，东北话叫“带拉锁儿的”。下身一般是肥腿棉裤，又怎么做文章？有办法，里面也是带颜色运动裤，要把裤脚露出一小截在棉裤外边。就这么一身，最时髦。重要的是，脖子下的“拉锁儿”不能拉上，要翻开，呈美丽弧线。这就是那时候的新人类，酷毙啊，不得了！运动衣裤，又以天蓝色为贵，所以，东三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根本买不到天蓝色的运动衣。
看来前辈们的脑筋是有一些问题。且不说价值观、婚恋观，就是我上面讲的这审美观，是不是有点儿精神失常？你想，把内裤的裤腿儿拽到外裤的外边露着，这不是痴呆吗？
这还不算完，俊男靓女，一人一雪白口罩，不到冻急眼了一般不戴，就挂在脖子上，口罩掖在衣襟里，露两根雪白的口罩带儿在胸前，作为装饰。
好了，说到这儿，你基本就可以想象了。但东北的冬天太冷，光上面说的那么俏还不行，不论男女，一人还得戴一顶狗皮帽子，仿军制的。胸前，再别一大像章，这就是时代风貌了。
我们这一车狗皮帽子，在雪后的寒天里，坐着敞篷车，过了一山又一湾，见着拖拉机也要嗷两声，见着马爬犁（雪橇）也要嗷两声。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猛地，前面公路就要穿过一个能住一千人的大屯子（村庄）。大伙一片惊叹：这屯子好大，绵延足足两里地。
车开到屯子中间，戛然而止。
怎么回事？
我们的嬉笑声，也戛然而止。
4
哐郎一声车门响，工宣队跳下车来，喊了一声：“东甸子到了，下来吧！”
我们大伙儿，竟都迟疑了一会儿没有动。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流放地？这就是我们“大有作为”的地方？
雪后放晴，天很蓝。静默的村庄有一种压迫人的气势。
人扑通扑通地跳下车，站在了这片土地上。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一是，家家院子里，都有一个大旗杆，是用几段木杆接在一起的，竖得无比之高，顶上飘着三角的小红旗。远望，村庄犹如桅杆林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猜了半天，不得而知。而我猜想，不过就是一种民俗吧。二是，大喇叭里有人在演讲，滔滔不绝，只有当今的美国国会议员才有那种口才。喇叭里的人，说的虽然是汉语，却有很多术语我们怎么也听不明白。
这两件事情，我们后来都打听清楚了。小旗子的意思是“高举伟大旗帜”。这个象征，很搞笑，但又无懈可击。我承认，这是我看到的世界上最高的旗帜。演讲的事情也闹明白了，是大队在开“揭盖子会”，相当于现在的听证会吧。老乡们说，有人能一口气讲一天。这样的天才，据我所知，目前世界上仅存卡斯特罗而已。
红旗猎猎，喇叭里奇异的演讲声在天空回荡。东甸子，就这样以非凡的怀抱迎接了我们。
工宣队和生产小队的队长办了交接手续，把我们这十个臭鱼烂虾甩给了贫下中农。吃了饭，就坐车走了，自始至终戴着那白手套。他是革命的人，但不一定要呆在最革命的地方。
到东甸子时，已是下晌，肚皮都快饿瘪啦，所以这顿饭很香。农妇们在生产队部的灶上烙了热腾腾的大饼，熬了白菜土豆汤。汤不怎么样，有土腥味儿，但烙饼却是一流的。我们以为，有这样热情好客的农民，今后的日子不可能苦到哪儿去。但是，我们想错了，这是东甸子的贫下中农唯一招待过我们的一顿饭。农民是熬过60年代初的灾荒的，知道免费的午餐谁也吃不得，吃了，就要饿死人。
队部里来了些大人小孩，看热闹，有样子怪怪的，有衣衫不整的，有神情激动而不知所云的。就好比像现在街头蹲着的民工吧，看上去总有点儿别别扭扭。我们当中有人憋不住笑，龚本辉立刻就把脸一黑，压低了声音喝止：“笑什么笑？给贫下中农留下什么印象？”
饭后，竟已是暮色时分了。因为集体户的房子还没盖，男女生就分两拨，住进了老乡家。
女生，住进了新上任的队长刘队长家。男生，安排在小手工业者李裁缝家。李裁缝是六指，不过也确实比常人手巧一些，在农村是少有的挣现钱的主儿。家道很殷实，东西屋有两铺大炕。他把老婆孩子撵到西屋，自己跟我们住一屋。
刘队长是个好人，前不久搞政变刚上台，掀翻了盘踞东甸子十队六年之久的王队长，位置还不太稳，决心拉拢集体户以壮声威。他是正派人，掂量掂量队里的人家，对哪一家的男主人都不大放心，干脆就把女生收到他家去了。
女生在刘队长家里怎么睡？我们不知道，反正在农村，两辈人男女睡一个炕不算违反习俗。我们当时的心思还没那么邪，没想得太多，倒是李裁缝的夸夸其谈，“煮酒论英雄”，让我们初尝乡村乐趣。
农村第一夜，大炕上躺了六个男生，略有些挤。但冬夜的炕烧得暖，让人筋骨舒畅。几个淘小子像在过野营生活，你捶我打地闹腾了一阵儿，都躺下了。李裁缝还要做一会儿活儿，在灯下咔咔地踩着缝纫机。我们睡不着，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李裁缝是富户，家里电灯雪亮，墙上新糊了报纸，感觉跟城市差别不大。他是个死硬的倒王派，又天生有幽默感，现在有了我们这些听众，就不断地用缺乏逻辑的语言讥讽和控诉刚下台的王队长，说老王过去如何霸道如何专制，如何不得好死。末了，忽然跟我们说：“历史上，姓王的都不是好人；姓李的，都是大英雄。”
此话一出，我们哗然：“不对吧？哪个姓李的是英雄？”
老李是山东人，用方言朗朗答道：“李玉和！”（京剧《红灯记》里的正面人物）
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听上去就是“力雨贺”。
“那，姓王的呢，哪个是坏人呀？”
“王连举啊！”（京剧《红灯记》里的叛徒）
我们爆笑，小迷糊说：“什么呀？不算，不算。”
李裁缝抬起头，较起了真儿：“力雨贺！怎么的，不算英雄？”
我们继续笑，龚本辉故意说：“姓李的，也有大坏蛋呢！”
老李警惕道：“谁？”
“李承晚。”（朝鲜战争时期的韩国总统）
老李愣了一愣，也许是感觉似曾耳熟，但随即一口咬定：“我就知道力雨贺！”
和老李笑笑闹闹，倦意渐渐上来，老李也停了手中的活儿：“不干了，睡啦。”他稀里呼噜脱衣上炕，关了灯，叮嘱我们道：“晚上起夜，就在墙根儿底下尿，别走远了。”
“有狼？”
“狼？狼还不敢进屯子，野地里，有苏联特务！”
啊！老李一句话，说得我们脊骨发凉，睡意忽地一下就没了。睁眼看看窗外，没有一丝灯光，外面却总像是有人影。房脊上，寒风掠过，宛如阵阵狼嚎。
5
我们住在李裁缝家，开伙却是在刘队长家。四个女生，轮流做饭，当然也给她们算工分，然后内部调剂。男生则是坐享其成，饭来张口。东北这地方，大男子主义严重，因此没有谁觉得这不对劲儿。
冬季是农闲，吃多了浪费，农民只吃两顿饭。我们入乡随俗，也如此，头晌饭九点多钟吃，下晌饭下午四点多钟吃。第一天吃罢头晌饭，我们就摩拳擦掌，要求去干活儿。刘队长笑笑说：“这么老远来，歇两天再说吧。”
“也不累，歇什么呀！”我们那时候，大傻帽儿一个，非要抢着给自己戴上笼套。
“好吧！”刘队长磕磕烟袋锅。“男的刨粪，女的搓麻绳，都抻悠着干，先锻炼锻炼。”
人生的笼套，就此戴上。从那一天起，直到今天，我都没把这笼套解下来，只不过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叫法，有时侯叫“炼红心”，有时侯叫“做贡献”，有时侯叫“谋生”，有时侯叫“在岗”，反正就是稀里糊涂的卖命。
我们是在一个非常悠闲的时期切入了农村生活，所以没有感觉劳动这一关有什么难。刨粪实际上就是刨冻土。夏季里从猪圈和厕所起出来的农家肥，要掺很多土，堆成一堆发酵，到冬天被冻得梆梆硬，得用丁字镐一点点刨下来，用车拉到地里去，准备春天时候用。
头一天干活儿，感觉很新鲜。两人一把镐，虎口震得厉害，刨二、三十下就要换人。干两个钟头之后，还要歇20分钟。歇气的时候，可以回家暖和暖和。
歇完气，龚本辉到了场地，认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用的镐了，就高声问：“哪个是我的镐？”
小迷糊就吃吃地笑：“哪个是你的搞？哈哈，你的搞，你什么时候的搞？”
众人会意，都哈哈地乐。原来那个年代，“搞”这个词，在民间有色情意义，跟“做爱”有点儿接近，比如“乱搞男女关系”、“搞破鞋（婚外恋）”等等。
小迷糊一点破，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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