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立四新，砸烂尖头皮鞋。”尤大宝仿佛听见有人在他耳朵边上急切地叫着。
那天，“小开”尤大宝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他去了一家跑鞋店，在里面买了一双回力牌白跑鞋，他将脚下的尖头皮鞋脱下，然后，穿着白跑鞋回到家中。他有些着慌。他明白脚下的尖头皮鞋被当众剪掉对他意味着什么，他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悄悄地，尤大宝将自己的尖头皮鞋扔到了红木大橱的上面，穿着白跑鞋，他站在瑞华坊的第一横弄口，他的这个形象成了那个时代的一个象征。
1966年的年中，当一个叫作王唯铭的11岁男生因“停课闹革命〃而深感无限的自由，因深感无限的自由而在合肥路上驭风而去，这时，在当年的勒非德路、金神父路上，成人们扛着〃红三司〃、〃红革会〃、〃红上司〃、〃上体司〃、〃工总司〃乃至〃工纠队〃等等不同的大旗，满怀各自的理想而杀气腾腾地一路走来，他们立刻便要投入真正的搏杀之中，〃###〃立刻便要以当年提出这个口号的罗伯斯庇尔先生都不能想像的力度吞噬这座城市。
上海在激荡中。
瑞华坊32号里穿白跑鞋的尤大宝也激动了起来，38年之后，他对自己的激动这样解释：〃我也想轧轧闹猛。”
尤大宝第一个造反动作针对的是自己的家庭，他宣布与工商业主的父亲划清界限。1966年，与资产阶级家庭决裂从而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新人是许多“小开”的时尚动作。当然，对尤大宝来说， 他与父亲的决裂还有着更为深刻的人性原因。早在50年代中期，当父亲讨了第二房太太之后，他就不愿原谅父亲，在内心深处，他对父亲产生了某种意义的愤怒，而1966年到来的〃社会革命〃让他深藏内心的愤怒得以公开的发泄。
在瑞华坊32号底层，父亲和尤大宝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占据了厢房的另一半，尤大宝则和他的两个亲弟妹占据了厢房的这一半，在这一半天地中，他拥有〃资产阶级的父亲〃给予的一只宽大的红木大床，拥有两只价值不菲的红木梳妆台，其中一只梳妆台还镶嵌有诡异花纹的大理石。他还拥有一只豪华的红木大橱，不过，红木大橱上已经没有了那些尖头皮鞋，以革命的名义，他将这些〃腐朽的东西〃一一葬送在它们该去的地方。
现在，尤大宝在瑞华坊〃八号里〃（居民委员会所在地）出出进进，也在顺昌街道委员会的办公室忙碌不堪，他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传达最高指示，一时间好不红火，在基本由〃社会青年〃结构而成的这个造反小团体中，他俨然是一个领袖。
但至多只有半年时间，尤大宝就断然地放弃成为一个〃时代的革命者〃。因为在〃革命〃和〃造反〃的那些日子，尤大宝与小团体中的某些人距离越来越远，他不满这些人打人、抢东西以及在〃抄家〃时表现出的贪婪，他反感这些人借〃革命〃和〃造反〃的名义表现出来的那种野蛮，与生俱来的善良和长期“小开”生活滋润而成的宽容个性，使他无法容忍人性的疯狂，这种疯狂让他看见的是真正的兽性。就象多少年以前一样，突然地，尤大宝宣布解散由他一手创建的造反小团体，他退出这个越来越歇斯蒂里的地方。
1967年期间，〃造反玩票者〃尤大宝回归到了“小开”的社会角色，尽管，这个时代已经不容许“小开”的存在，但当一个人对生活有着坚定而不妥协的追求的时候，又有哪种力量可以将其窒息，那怕是政治的力量。
瑞华坊躲藏起来的尖头皮鞋（3）
1967年的夏天。
尤大宝再次如同1965年夏天那样站在了瑞华坊的第一横弄口。与其说是主动抛弃还不如说是被动放弃了小包裤、尖头皮鞋、花格子衬衫的他，依然有着这个时期最时尚的装束：
他的脚下是当时最时尚的塑料底松紧鞋；他的身上是由于“上体司〃的推广而在上海极度流行的大翻领线衫和配套的线裤；他的头上，尽管再也没有了凡士林的光亮，却又由〃板刷头〃作为取代，顺便补充一句，30多年之后，〃板刷头〃在上海的成功人士头上疯狂流行，成为这个阶层的一个特殊符号。
这时，尤大宝结交了不少〃臭味相投〃的朋友，他们与他经常在第一横弄口海阔天空，这些人是：小冯、宝宝、小金以及姚格里。
他与小冯交流把玩照片的若干心得。
他与宝宝对话瑞华坊与大庆里的差别。
他与小金的话题无所不包，以致最后会一起来到当年蓬莱路市场淘几张旧皮，然后搞来皮鞋揎头，只化几元钱就制作而成小方头皮鞋，他们每人一双，从而填补了尖头皮鞋缺失后的脚下空洞。
他与姚格里会聊上北洋军阀的话题：张作霖的多房老婆、段琪瑞的大烟嗜好、吴佩孚的豪侠仗义，等等等等。
尤大宝与他们时常交换书籍，交换那个时代的禁书：《金瓶梅》、《三言两拍》、《悲惨世界》、《三个火枪手》。
经常地，他独自一人来到梅兰坊对面的一个旧书摊，逗留其中乐不思蜀。每天告别这个旧书摊时，他都会用火柴梗插在刚刚看到的书页中，第二天再从所插之处开始他的思想与情感的深度探索，去识认也许永远无法经验但可以理解的陌生世界。
他承认，有两本杂志对他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是《万象》和《茶话》；而〃还珠楼主〃、〃霍桑〃这些迥然不同的人物，也影响着他的生命历程。
清晨，太阳如同一亿年前那样地照耀在这片土地上；夜晚，月亮也一如五十年以前一样地抚摸着瑞华坊的红色砖墙。在〃西瓜要吃杀拉里甜格来〃的沙哑叫喊声中，在〃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的高亢的歌咏声中，时光悄然地、不为人察觉地流逝着。经常地，尤大宝会从瑞华坊的第一横弄口踱出大门，随后来到向南的上街沿一边，他站在〃万和祥〃南货店门前，听着空气中传来的革命者的咆哮，两眼不动声色地打量着面前这个喧嚣的世界，更深情地打量着属于瑞华坊的街面房子。
他知道1949年以前，174号是一家五金店，而今五金店已是一家理发店，一个面容凄苦的阿姨日夜操持着理发这个活计，而五金店店主留下的刘氏兄弟五人，此刻正各走各的人生之路；
他知道176号原先是一家洗衣店，店主女婿叫作〃那宾〃的仅仅因为挪用了80元的公款，早在1958年便被强制〃劳动改造〃，洗衣店现在已化作〃培德袜厂〃中工作的〃大块头〃阿姨的安身立命之地；
他知道178号过去是一家理发店，但当年开理发店的〃朝阳模子〃早在50年代的中期就被〃无产阶级专政〃着，当年的理发店现在成了布姓人家的遮风挡雨之地；
他知道180号与182号原先是一家两开间米店，米店楼上住着的是徐家姆妈、秀月姆妈，这两个姆妈的男人一个是大律师、另一个是巡捕房警察。1949年以后，他们双双进了监狱，但他个人一直没有忘记这样一个情景：是在1947年和1948年期间，秀月姆妈的男人、他的继父穿着皮衣、开着吉普，好不威风地带他前往〃大光明〃电影院观看电影。
他还知道只有184号、186号的两开间〃万和祥〃南货店从1949年到1967年的18年间基本没有变化，但是，当年〃万和祥〃的主人早已魂归西天，而他的儿子〃阿德〃由于嗜赌个性，早早将〃万和祥〃的家产丧失殆尽，使得他的母亲，瑞华坊第一横弄大家都叫〃阿娘〃的，只能在后面的弹丸之地度日如年。
他还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想起了1966年夏天的那个傍晚时分，那声凄厉而凶险的警笛仿佛再次回荡在了他的耳边。
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从来没有兴趣。无论是罗伯斯庇尔式的暴力或者克鲁泡特金般的无政府主义，任何的意识形态、种种的政治学说他都没有兴趣。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对生活有着自己的特殊要求，对时髦有着强烈的追求，热爱评弹高于一切，同时非常有兴趣于司汤达、维克多·雨果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深刻地感受到《短程生命中的漫长一天》的全部痛楚，也深刻地理解那个叫作让阿冉的男子对世界的伟大而朴素的想法，他可以放弃成为一个左倾革命者，一个时代的弄潮儿，但决不会放弃对生活中每个细节的精雕细刻。
1967年的每个早晨，尤大宝的早餐结构基本这样：四分一根的油条加上五分半张的薄饼。
他将薄饼裹着油条细细地咀嚼着，他不吃泡饭，从来不吃。
在逍遥江湖的那些日子，尤大宝没有象当年许多〃逍遥派〃那样去组装一辆永久13型或18型的自行车，这种组装尽管也是一种趣味，但对他来说，毕竟过于无产阶级化了，他的趣味是在自己的天井中放上一口大缸，让大缸中游动起不少金鱼，是1967年的时髦：高头龙睛、水泡眼。
有一天，尤大宝回到家里，看见所有的金鱼都翻起白肚子，十二条巴掌大的金鱼死于非命。尤大宝大惊失色同时又困惑不解，后来他才知道〃杀手〃是自己的弟弟尤忠宝，由于他无知地将“烫婆子〃中的隔夜水倒入水缸，尤大宝的情致就葬送在了1967年的这个漫长的冬季中。
瑞华坊躲藏起来的尖头皮鞋（4）
但那个寒冷的冬天，尽管第一横弄的墙壁上挂满了长长的冰柱子，尽管零下8度的绝对温度使得水管全部冻结，然而，在他的厢房中那股香味却悠然而安祥地弥散着，是革命者发誓要铲除的香味，是###社会深恶痛绝的香味，也是咖啡豆经过蒸煮后散发的香味，它让尤大宝忘却了生活中许多的不快和压抑，它让尤大宝再次回到过去的生活，“小开”的生活。
在尤大宝的人生历程中，西方派的姑父始终是他的一个偶像。60年代早期，大学毕业、精通6国语言、在上海锅炉厂中心试验室任主任的姑父，总是长棍面包一夹，口中咬着优雅的板烟斗，同样优雅地走出瑞华坊。这个景象让尤大宝着迷，使他感到生活原本就该这样：一如烟板斗中飘散的哈瓦那雪茄烟丝般的幽暗香甜。
1967年的冬季，主动将自己与大时代隔离的尤大宝，在家中，一如既往地品尝着他钟情的咖啡。 他将从〃长春〃买来的咖啡豆放进那只钢精咖啡壶，倒进适量的水，随后，看着由于水温变化后咖啡壶顶部那个玻璃球中的颜色变化，看着咖啡壶中的汽体如何在玻璃球间上下回旋，他细腻而真切地感受着咖啡的香味在房子中一点点地弥散，以致最后房子完全地被咖啡香味所淹没。
27年之后，当尤大宝回忆起当年煮咖啡的情景，他依然是那么的陶醉：〃当咖啡的浓香充满一房子时，没有人可能了解我内心中的感受，那种完全放松、沉醉、快乐的感受。”
尤大宝从来就是一个正宗的咖啡品尝者，他喝咖啡不加牛奶、炼乳和方糖，他要的是咖啡中的那股苦涩的芳香，从1965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就是这样。
1967年以后，尤大宝告别了自由、散漫的〃社会青年〃的生活，进入新华铸造厂。由于种种原因，尤大宝不再自己蒸煮咖啡，但对咖啡的热爱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
他不会忘却70年代那些阴暗、诡秘的日子里，每当家中发生争吵，他每每骑上朋友买给他的那辆〃永久〃自行车，在嵩山电影院和大众电影院一带的〃金钟〃咖啡馆、大光明隔壁的〃喜来临〃咖啡馆、黄陂北路的〃海燕〃咖啡馆或者著名的〃马当路咖啡馆〃（简称马咖）之间寻觅着，通常，他会选中一个咖啡馆，化上1元5角，要上一杯小壶咖啡加两块蛋糕，慢慢地呷着咖啡、吃着蛋糕，随后沉浸在只属于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中。
那些日子，他感觉着〃金钟〃的明亮和〃喜来临〃的优雅，他尤其喜欢〃马咖〃中的那份嘈杂和混乱，这份嘈杂和混乱给了他一种安全的感觉，此外，在那里他还能得到许多信息，是70年代的“小道消息”，它们中有的来自当年神秘兮兮的《参考消息》，有的则来自坊间的传闻。
多少年以后，但尤大宝的儿子已是一个成熟的青年，某天送了一只电子咖啡壶给父亲，尤大宝尽管理解儿子的一孝心，然而他对电子咖啡壶没有任何感觉，对尤大宝来说，电子咖啡壶太没有趣味了：既看不到蒸煮咖啡时白雾缭绕的景象，也闻不到咖啡煮熟时那股让灵魂眩晕的浓香，而没有了这一切，也就没有了生活，没有了生活中最本质的某些东西。这是尤大宝的感受，这份感受源自1967年，源自一个“###万岁”的时代。
老虎天窗下的生命激荡（1）
彭寿康与张震却不是“小开”。某种意义上，他们永远达不到尤大宝在生活上的那份审美境界，但在遥远的1966年，在###笼罩的岁月中，他们与“小开”尤大宝一样地有着自己的青春冲动，更有着六十年代的时尚追求。
1966年，彭寿康还是上海某纺织中专的一个学生。与所有的学生一样，他必须面临这个时代的重大选择。但他几乎无从选择，因为他差不多是一个“黑五类”或“黑七类”的子女，由于彭寿康的父亲的地产超过商业财产，因此，他的成份就不幸地被定性为“地主工商”，这样，彭寿康就自然而然地被排斥到了那个时代的最大时尚之外：以革命的名义扫荡一切害人虫。
生性闲淡的彭寿康没有过多伤感，更没有如同当年许多“小开”那样对自己的家庭进行破坏性的冲击以表明自己的革命态度。假如时代不容许他追求“造反的时髦”，他可以追求“消遣的时髦”，他称自己为“隐士”。
“隐士”彭寿康把玩的是那个时代青年最向往的时尚：无线收听技术。
早在1964年，当革命的大潮还没有将它的涛声凶猛地送来时，在当时一个日本工业展览会上，彭寿康就看见了带有耳机的单管半导体。他惊诧不已，同时，渴望能够凭自己的能力也做它一个出来。
1966年至1967年，彭寿康将父母给的全部零用钱节省下来，用于购买单管半导体的零件，购买线圈、矿石、胶木板、铜铆钉以及耳机，这些东西中耳机最为昂贵，一付耳机的价位相当于当时普通人月最低生活费的一半。彭寿康一直还记得他是怎样爬到长阳路的三楼屋顶，一边清晰地听得脚下瓦片被踩裂的声响，一边听着远处不时传来的高音喇叭的嚣叫，他无心旁鹜，只是将全部青春的激情用于矿石机天线的安装，用于如何与另一个世界的沟通。
“隐士”制作矿石机的技巧在迅速地提高，他从单管机着手，很快地便不满意单管机只能使用耳机而无法放音；两管机完成之后，他亦不满意灵敏度还是大有问题；一直到四管机制作成功，我们的“隐士”算是大出一口气。照例还有六管与八管，但阶级成份始终大成问题的他适时而乖巧地放弃了对六管以上半导体的追求，因为六管半导体的灵敏度使他不仅可以收听到浙江、江苏等地的广播，也让他可以收听到短波中的“###”，以及台湾那边“###弟兄们”的其软无比的女人之声，“隐士”彭寿康不愿招惹是非，与“小开”尤大宝一样，他可以逍遥地看待这个动荡的世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憎恨或破坏这个世界。
当“隐士”彭寿康在自己的半导体领域一路高歌而去的时候，他的同时代人张震也正在自己的老虎天窗下激荡着生命。
张震居住在协盛里。
1966年夏天，这个上海东风中学67届独苗，这个喜欢文学、几何但绝对不喜欢英文的男生，经常会在午饭或晚饭之后，来到协盛里弄堂口，与其他一些人们聊天。他和聊天的人们一起称这个为“站岗”，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别的说法。
张震总是静悄悄地观察四周，他不会“配模子”（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单打独斗）也不敢“配模子”，他不会“车拉三”（与城市放荡女孩调情）也不想“车拉三”，他敏感的天性只是用来观察自己的四周而已。
他知道距协盛里不远的建国西路上的新新里，一个叫“蜜蜂”一个叫“蜜枣”的两条江湖汉子，正以他们的勇猛、骠悍不怕死而横行于1966年的合肥路、建国路地区。
有一天，张震亲眼目睹了五大三粗的“蜜蜂”、“蜜枣”们如何将协盛里对面弄堂的家伙们一一摆平。
那是夏日将近七点的时候，太阳早就下山，但天色还是一片火红。临街的西瓜摊上一声一声的沙哑叫喊：西瓜要吃杀拉里甜个来。
张震匆匆地就着咸菜毛豆、糖醋咸带鱼吃完晚饭，急着下楼去“站岗”。
弄堂口，他看见有人到协盛里来找麻烦，这些人刚好是与协盛里始终过不去的对面里弄的家伙们。不知谁去“通风报讯”，无多时，只见肌肉鼓突、相貌狰狞的“两蜜”拍马赶到，他们对着前来寻衅的家伙喝道：“啥人有魄力跟我单开？”
没有人有这样的魄力。
“没魄力就帮我到角落头去立好。”“蜜蜂”杀气腾腾地叫道。
前来协盛里闹事的几个家伙乖乖地站到了画有毛泽东像的墙壁下，他们在那里一站就是半个小时。
协盛里的后生们感觉简直爽死了，但张震没有这样的感觉，在最初的快感之后，他对这种野蛮的做法没有多少兴趣，或者说根本没有兴趣，他有兴趣的是自己家中的那个世界，当尤大宝的埃尔令舞厅已在红卫兵们的青春冲动中化为灰烬的时候，他有兴趣的是照相艺术。
张震的家是在协盛里某个假三层中。十六平方面积，一分为二，前面十一平方，后面五平方。五平方房子上面有个老虎天窗，常常，这个东风中学的学生会透过老虎天窗眺望60年代的天空，看天空中不同形状的云彩和云团，看鸽子在透明的空气中美妙地滑翔。常常地，他会用一大块黑布把老虎天窗整个地遮蔽起来，这个时候，是他心潮最为激荡的时候，因为他平日用海鸥120相机拍摄的照片就在这时一一还原到了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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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天窗下的生命激荡（2）
张震总是要忙乎一阵子的：自制的暗箱，一块难以忘怀的磨砂玻璃，一个红灯、一个白灯用来控制曝光的时间，以及在黑暗中发出“哗哗”声响的定影水、显影水。没有上光机，就只能因陋就简地将在定影水中漂洗过的显影纸放在一块玻璃上，然后用橡皮滚筒将显影纸一一压干。
一个他所捕获的世界现在清晰地出现在了面前，这个世界与红卫兵运动截然无关，与大字报、大批判截然无关，与“蜜蜂”、“蜜枣”们也截然无关。它们是他精神世界的投射物，是与大时代情绪也许格格不入的张震个人的心理感受。
只有在这时，他才会用一根长长的竹竿将蒙住老虎天窗的黑布挑将开来，猛吸一口老虎天窗外的清新空气而遐想好久。
“革命”继续地排斥着我们的彭寿康，而彭寿康则继续地不在乎被“革命”排斥，继续地在六十年代末的上海各个无线电商店转悠着。他来到浙江路、福州路相交处的上海少年科技商店，他前往遥远的复兴岛边上松潘路无线电商店，他更经常地在南京东路与河南路相交的大庆无线电商店盘桓，在这些无线电商店中，他稳健地成长为一个六十年代末民间社会的时尚分子。
时光在革命者的咆哮与逍遥者的闲情中缓慢地度过了。六十年代末期的时尚分子在七十年代中期步入了人生的一个重大时刻：结婚从而完成生命的再次延续。
在一个“哈日”、“哈韩”的青春男女永远不可想象的物质超级匮乏的时代里，我们的彭寿康凭着一张结婚证明侥幸可以得到如下东西：
一只大橱，一只五斗橱，一只方台，两张床架，两把椅子，两只脚桶。
彭寿康还想要一台收音机，他还想要一点比物质生活更微妙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尽管结婚证明不能给他以丝毫帮助，但这难不倒彭寿康，在1976年，时尚分子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新房中放上了一台落地音响，仅此一点，彭寿康就让他身边的男女惊讶不已。
也是在1976年，彭寿康在无线电制造上的知名度已经在他的圈子中大大地泛滥开来，同事请求他装一台电子管收音机。那天，彭寿康调休在家为同事调试收音机，突然地，他从收音机中听到了沉重的哀乐声，随后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无比悲哀的声音：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导师和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同志不幸去世。
逍遥主义的彭寿康十分震惊，他永远不会忘却这个情景：当他拧大了无线电的音量，在他长阳路街面房子下面的22路电车站头上，电车不再开动，乘客不再上车，人们全都惊恐地抬头看着他家的窗户，听着那里传出的悲怆声音，一脸的恐惧、不安和伤痛，一些人的脸上挂满了泪水。
那天，逍遥分子彭寿康急急地赶往工厂，尽管他与整个时代明显无关，尽管他早就是时代大潮中一条被搁浅的小船，但内心深处他还是萦绕这样深切的疑问：往后，中国将怎么办？
不过，彭寿康终究不是一个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很快地，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时尚生活中，从单管矿石机着手的他，现在不仅跨越了多管半导体，还跨越了电子管收音机，现在，他把玩的是七十年代最大的时髦：电视机。
此时，社会上已盛行9寸电视机，在彭的工厂，只有先进个人与万米无疵布的能手方能获得一张9寸电视机的购物票，彭寿康无权分享这张票子，但他有能力制造一张票子，1977年年底，彭寿康凭着自己的智慧，用200元的代价，装出了一台16寸电视机。
装完的第一天，彭寿康的左邻右舍像看当年西洋镜般地纷至沓来，在他摆放电视机的6平方房间里，整整挤了20多个人，那天的电视节目刚好是日本影片《追捕》，在“啦啦啦，啦啦啦啦”的音乐伴奏声中，彭寿康和他的同时代人悲喜交加地感受着一个叫杜丘与一个叫真由美的女子那番惊险的生命历程。
彭寿康还清晰地记得，在《追捕》之后，他的16寸电视机放映的是日本片《望乡》，他的6平方空间再次地挤满了男女，阿歧婆凄惨的故事让彭寿康沉思良久。
2003年的7月5日，那是在他与《望乡》中的阿歧婆相遇将近26年之后，他沉吟片刻这么说道：“在我们老厂，也有这么一个女人，文革期间，老公逼着她去卖淫，现在，她单身一人，瘫倒在了床上，大家都叫她为阿歧婆。”
长阳路的彭寿康把玩着16寸电视机，协盛里把玩照相机的张震这时也已前进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尚，在他的老虎天窗下，他把玩起了沙发和落地音响。
1968年，张震以独苗身份走进了江南造船厂，在船坞吊运车间码头组带缆，为任何一条进入江南造船厂船坞作大修的外国轮船带缆。
张震的带缆小组有着许多小青工，他们总是非常注意船坞附近的垃圾桶，最初张震十分不解，后来才知道，他们在这里面寻觅着外国船员丢弃的烟盒。在1968年的那些晨雾弥漫的日子里，张震每每看见二、三个像他那样年龄的小青工在垃圾桶边争抢着外烟盒子，随后，把争抢到的外烟盒子小心翼翼地在工作裤上反复地擦拭，直到非常干净为止。接着，小青工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将自己抽的“劳动牌”或“生产牌”香烟放进了外烟盒子中，再一转身，他们像模像样地从外烟盒子中掏出“劳动牌”或“生产牌”分给身边的人们。
老虎天窗下的生命激荡（3）
很多人都仿效起这个动作，他们乐此不疲地将2角2分的劳动牌、2角8分的飞马牌、3角5分的前门牌、8分的生产牌以及1角5分的阿尔巴尼亚牌子的香烟放进外国船员们丢弃的香烟盒中，随后再手势优雅地逐一掏将出来，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深刻地感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快乐。
张震倒没有仿效。张震更有兴趣的是将外国船上一些画报偷偷带回家中，随后将这些画报中的美女头像一一剪下，再一一地放在家中的镜框中、玻璃板下以及枕头边，当黑夜来临的时候，艺术感觉良好的张震会一一展开着与这些欧洲美女邂逅之后的美妙想像。
除了外国画报，张震有时还从单位里偷偷地拿出这样一些东西：弹簧、钉子、木材、绳子，他将这些东西带回家中，琢磨着如何买上一些质地粗放的布料，如何到朋友家里或沙发店中捉摸最新款式的沙发是怎么一个模样，随后，度过了江南造船厂沉重的带缆“生活”后的张震就在自己的家中完成了1972年的年度时髦：木扶手、小包手的单人沙发。这个年度远远还没有大包手沙发，更没有三人沙发，这些沙发的出现还留待未来的日子。
天性聪慧的张震等不及对大包手沙发作出判断，他将目光锁定在了音响上。
1972年的那些日子里，当彭寿康在长阳路的街面房子中苦苦地对电子管收音机作着求索时，每个星期天，张震一早走出协盛里，来到当年对上海人有着特殊意义的“淮国旧”以及牛庄路，在8寸、12寸、18寸的线圈与铜盆喇叭前举棋不定，他要选择这中间的一个喇叭来完成他对音乐世界的致敬。
张震真切地记得自己将家中的一个被头柜彻底拆掉敲成一个喇叭箱的情景，他在这个喇叭箱中放进了从“淮国旧”中淘来的12寸喇叭，当他终于完成这个时尚工程时，月薪36块的他已经在这上化去人民币200多元。
“准小开”张震还没有到此为止，颇有家底的他又在自制的喇叭箱上放上了一台78转的密纹唱机，随后，如同多年前用一块黑布将老虎天窗遮挡个严实，他关紧了家中的全部门窗。他在黑暗的房中倾听着唱针在密纹唱片上划过时那阵阵细微的声响，他倾听着从唱片中传出的《梁祝》、《林冲夜奔》以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弹唱。张震不是革命者，张震也不想成为革命者，不是革命者的张震在七十年代初期那些风雨如磐的日子里，管自沉浸在那些让他泣不成声的音乐中，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让他心驰神荡了。
接着，张震又自制了落地音响。
到了七十年代下半期，那是彭寿康已经用自己的12寸电视机为左邻右舍放映让人毛骨悚然的《追捕》时候，酷爱音乐的张震以500元的昂贵代价购买了日本三洋公司出产的两喇叭录放机。心灵手巧的张震停止了自己的“原创”，他知道，再聪明、再能干，他也无法比拟强大的日本电子工业，合理的做法是以较高的代价购买日本产品，从而购买一个由佐田雅子代表的音乐世界。
时间之水流向新的河床，他顺流而下地进入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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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雅饭店中的一顿豪吃（1）
1978年和1979年的那些日子。
空气中不再充满紧张、萧瑟的气息，那种始终的阴霾也正在逐渐地消散，大街上与毛泽东一起悬挂的是英明领袖华国峰的大幅照片，这个面貌极其憨厚的汉子与下面这些东西一起成为未来阳光社会的必要前提：6000万吨钢铁加上4亿吨粮食加上四个现代化。
人们十分耐心地排着长队在购买伟大的世界名著，列夫·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和夏洛特·勃朗蒂夫人开始正式地浮出水面，一个叫卢新华的男生成为所有在这个时期做着作家美梦的上海的青春男女的共同偶像，这就如同一个叫周杰伦的男生在今天成为无以计数的上海年轻男女的偶像。
这个时候，上海的年轻男女并没有也不会意识到一个叫食指的诗人始终如一地表达着的对“制度”的愤怒，这种愤怒中存在的力量某种意义上可以与那个“古拉格群岛”上的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
这个时候，上海的青春男女，不会也不可能关注着发生在1978年11月8日南美洲圭亚那的一次人间惨案，人民圣殿教教主琼斯带着他的全部信徒在密林深处集体走上天国之路，一直要到很久之后，中国的一个诗人才在《琼斯顿》的诗歌中对这次死亡事件作了一次庄严的回应。
这个时候，很少有人能够洞察到当时“阳光情感”背后的空洞性、虚幻性，他们也不具备这样的智慧洞察到后来中国左派布尔什维克即将发起的对西方文化的严厉批判。
在美国记者琳达·马修斯《北京正处于美国文化侵略的前夕》的报道中，她是如此记载当时北京（因此也一定是上海）年轻的城市男女的心情：
数以百计的中国青年在欢度1978年除夕时，跳舞直跳到黎明。一个20岁的女学生在观看她的朋友随着“星期六夜晚之狂热”的音乐练习舞步时，“我就爱这种美国音乐。”
这个时候，在上海江宁路702弄的江宁别墅中，一户姓曹的人家也正沉浸在1978年的“阳光心情”中。
十二年以前，“造反者”来到这里，先将曹先生家中的所有红木家俱一网打尽，随后，因为在曹先生家中抄不到细软而心犹不甘，便将曹先生与他的太太押到不同房间中进行所谓的“背靠背”审训，最后从曹先生的太太口中诱骗出藏在曹家大姨妈家中的全部细软。
十二年之后，曹先生在1978年的“阳光政策”中获得人民币8000元左右。那天，他把五个子女叫到自己的房中，说：你们的姆妈跟了我一辈子，也为你们做了一辈子，因此，我想，补到的这笔钱全给你们姆妈存了起来，供她未来生活所用。你们呢，每人发个100元，算是大家高兴高兴。
那天曹家一片欢声笑语，曹先生的儿子曹忠铨也特别激动，这个经年在海上漂泊、有着作家之梦的男儿，那天悄悄地做了这么件事：将他的100元喜钱汇给了此刻还在安徽插队落户的大阿弟。在汇款单上他这么意味深长地写着：阿弟，一切正在改变。
同一时间但不同地点和空间，生活在当年老上海卡德路一带的朱寿昌先生，也在某个早晨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天终于变了。
与尤大宝非常相似，朱寿昌也是那个时代的“小开”。1949年前，他的父亲拥有两家玻璃厂，家中还有一辆“奥斯汀”轿车。49年后，朱的父亲经历了大陆中国所有资本家必经之路：先是三反五反，随后公私合营，再随后拿取定息。在父亲强大的资本庇护下，长子朱寿昌无须担心衣食住行更无须忧愁油盐酱醋，即使遭遇三年“自然灾害”，朱寿昌也没有多吃南瓜面疙瘩，罐头食品有效地补充了他体内对能量的基本要求，他因此深刻地记住了“午餐肉”那份独特的口感和香味。作为“小开”，他唯一遗憾的是不能再去“大都会”、“仙乐斯”、“百乐门”、“埃尔令”等等舞厅，这让他的生活失去了一份自由自在的“蓬嚓嚓”。
转眼到了1966年，到了令朱寿昌狼狈不堪的日子。
朱寿昌一家原先独自享用一幢石库门建筑，这时，一家五口人被赶到了一个三层阁楼中，在那个假三层的老虎天窗下，已是高中生的朱寿昌，如同张震那样地凝望着天空，敢怒不敢言地打发着只有咸菜抄毛豆至多加糖醋咸带鱼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每个酷热的夜晚，当高温仿佛要窒息了他的生命，浸泡在冰凉井水中的“华东26号西瓜”是给予朱寿昌的唯一快乐，他不敢想像其它的东西，更不敢想像后来在上海最出名的新雅饭店中的那顿豪吃。
1978年，过去的工商业主由于历史性的平反而进入了国家退款、退房的阶段，如同曹忠铨的父亲，朱寿昌的父亲也被补发了8000元人民币。作为家中的长子，朱寿昌的父亲给了儿子2000元人民币。朱寿昌给太太买了一个99金的金戒指，他在自己的手腕上则套上了一块“英纳格”手表。
对他来说，最难以忘却的是在新雅饭店中的一次豪吃。
朱寿昌的母亲在新雅饭店中点了“老油牛肉”、“油淋嫩鸡”、“香菇菜心”等传统名菜，还点了好几瓶光明牌啤酒。那天，朱寿昌一家人人吃得“脸色猪肝一般灿烂”，作为朱寿昌的好友，一个叫廉晓博的男生也被邀请前来聚餐，他听见朱的母亲不断地对大家说：“今早敞开吃，敞开吃。”
新雅饭店中的一顿豪吃（2）
真是一次久违了的饕餮之行。
自从1966年以后，自从朱寿昌一家被迫地进入那幢石库门房子中的“假三层”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走进“新雅”这种档次的饭店，也再没有可能品尝名厨们烹调的“油淋嫩鸡”，现在，消失已久的口感真切地回到了嘴边，久违了的中产阶级气息似乎也重新缭绕开来，这让朱寿昌一家人人百感交集，他们知道世道确实变了，尽管对所有已经发生的一切，朱寿昌本人经常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这个时期还有这样一个人，鉴于他坚持不让说出他的真姓实名，姑且称他为莫先生。
1978年的时候，我们的莫先生还在上海黄浦区金陵东路某里弄的生产组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忙乎着，每天工作的报酬是人民币八角。
这一年，莫先生调进同一街道的房修站，在这个理论上应该可以了望到解放全人类的地方，他每天工作的报酬仅仅比以前上涨了四角，现在他日工资为一元两角。
还是这一年，他享受到了中国政治格局大变动的好处：获得了理应给予父亲的2万元人民币。他找上姐姐，希望平分这笔巨款，没有想到姐姐拒绝了这个建议，现在，2万人民币尽收他的囊中。
这个当年资产阶级的后代，这个当年花天酒地的“小开”，那一刻，他首先感谢的是英明领袖华国峰；接着，他的决定是立即辞去房修队工作，在“36元万岁并将继续万万岁”的时候，莫先生认为2万元足以使他未来的人生得到充分的保证，因此，他无需再在肮里肮脏的石库门房子间“为人民服务”，说句真心话，他从来就没有任何兴趣为人民服务，他要的是人民为他服务。
他的感觉也许是对的，当他拥有了整整2万人民币之后，在1978年，与他的2万人民币作为比照的是以下这些数据：
月平均工资为36元；
月人均最低生活费用为12元；
一斤猪头肉：5角左右；
有轨电车的价位分别为：4分、7分、1角3分；
无轨汽车的价位分别为：5分、1角、1角5分；
上海到苏州的火车票票价：9角；
电影票价分别为：2角、2角5分；
公园门票票价为：5分；
公园月票票价为：1元5角；
公交车月票票价为：6元；
一斤上等的大黄鱼：3角5分；
100斤上等大米：16元4角，而100斤籼米：13元5角；
在相当层次的结婚酒席上，一桌酒水为30元，而人均结婚的礼金为6元到8元；
如此等等，等等。
我们的莫先生有着一万个理由为此结束他的无产阶级生涯，当他单位的十三个同事的家庭存款单上没有一人超过1000元时，他以两个万元户的不菲身价而笑傲了了他的江湖。
七十年代末，缘于当时的“落实政策”，在六十年代中期被疯狂的暴力所掠夺掉的东西现在纷纷回到了被掠夺者的家中，一同回来的还有曾经的上海生活，上海的生活方式。 也许很少有人效法莫先生的极端举动，但如同朱寿昌一家那样地来到上海百年老饭店，在那里用饕餮之夜作一个人生的深刻纪念则是数不胜数。
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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